《额尔古纳河右岸》读书笔记3000字
听说迟子建这本书是几年前的事了，但没有找来看。一直觉得与书相遇是一件与机缘有关的事情。
有些时候，可能会特地跑到书店寻找，或在图书馆的书架前逡巡，充满期待的目光掠过或新或旧的书本，像贪恋温度的手指轻轻的抚触。但倘使是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心绪被无休无止淅淅沥沥的雨搅得纷乱，郁积了一股莫名的烦闷，回头的时候，恰好看到朋友手上拿着一本《额尔古纳河右岸》。眉眼间顿添了欣喜，抑制着涌上来的小兴奋对她说：“看完借我。”这，岂不是更妙！
遇到一本好书是缘，倾听一个好作家讲一个故事是幸运。和这本书的相遇，便是这样的一份欣喜，它轻易地驱散了阴雨带来的不快，使我的心情变得清清爽爽。它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展示了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的沧桑历史和沿革变迁。为我打开了一幅以一个民族的历史为背景的斑斓画卷。画风并不粗犷，充满温情和悲悯的情怀。故事久远但轮廓清晰，缓缓地流淌出来，从一个年届九旬、这个弱小民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嘴中。她将她的故事讲给雨和火，讲给儿孙搬迁时遗漏在营地的东西，讲给自己鹿皮口袋里那些喜欢的物件和一束刚采摘的紫菊花……并不执意念给读者。断断续续的低沉而不沙哑的声音有节奏地敲击着空气，洒落下点点带着尘埃的星光。让我的心慢慢融化在他们的故事里。
这是一个与驯鹿相依为命的民族。他们在中俄边境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保持着一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习惯，驯鹿带领着他们迁徙或者停留。他们居住在尖顶有孔可以看见星星的“希楞柱”里，那是一个游牧民族拆迁便利的临时之“家”。不同于我们传统的红瓦白墙的砖架建筑。它本身由木头制成，在森林中与树木和谐的辉映，不显得突兀。尖顶处的小孔既是火塘排烟的通道，又用于与自然沟通。一个可以看着星星入眠的民族是浪漫的。那种大自然的“赤子”的真纯是我们这些被机器和工业文明“喂养”的现代人早已失去了的。
他们保持着一种原始的情感：热烈的爱和疯狂的恨。用不完的“咆哮”的激情。没有面具，也从不伪装。因不能迎娶自己心爱的女人，被迫从母命结婚的金得在新婚的篝火燃烧的正旺的时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用尽自己一切的爱和力量去拯救别人的妮浩，流干了自己的眼泪;悲哀不幸继而转向怨怼仇恨的伊芙琳声声咒怨。不管是爱，还是恨。它们都注入鄂温克人的血液里，再通过毛孔和呼吸释放出来。真实，干净，让人动容。或爱，或怜，或怨，或恨。都毫无做作和掩饰。
他们保持着一种原始的勇气，在大自然给予的伤害面前从不坐以待毙。他们绝对会奋起反击，即使死亡也不会认输。白灾(雪灾)对他们以之为“亲人”的驯鹿有巨大的威胁。男人们从集训营回来，顾不得洗去满身的疲惫就去找寻在大雪中走失的驯鹿。严寒夺走了女人的第一任丈夫——健壮的拉吉达。他们信奉玛鲁神和萨满。依赖萨满跳神来治疗疾病，趋避灾祸。黑夜来临，萨满披挂神衣神帽，敲起神鼓，跳起身子轻盈的舞蹈，舞姿里饱含着喷薄欲出的激情。他们用自己的神力保佑自己氏族善良的人们和驯鹿。仿佛遵循着某种交换的定律，萨满救起一个生命，便要失去另一个生命。这生命有时候是某只有灵性而善良的驯鹿，但通常却是和萨满最亲近的人。
妮浩做萨满时，为了救一个汉族身患重病的孩子，失去了自己的幼子果格力。她说：“天要那个孩子去，而我却把他留下了，我的孩子就要顶替他去那里。”玛利亚哭着喊：“那你可以不去救他啊！”妮浩给出了一个凄凉但是感人至深的回答：“我是萨满，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为了救人，妮浩相继失去了三个孩子。失去血亲的痛楚无法诉诸语言，尤其是那些躺在自己怀里尚含苞待放的“蓓蕾”。明明是唯恐疼爱都不及，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那小小的身体渐渐失去温度，被装在白色的口袋，丢在向阳的山坡。不可思议的，为了挽救一个偷盗他们驯鹿的“贼”，妮浩放弃了腹中即将降临人世的孩子。她活着的女儿因为恐惧和害怕逃离了家。且不论此说的真假，不管萨满是否具有预知未来、趋福避祸的神力。仅仅是“她们”明知会以危及自己亲人的代价去帮助另一个人的时候，仍然战胜畏惧，勇敢地选择帮助哪怕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是一种蕴含在一个民族内在品质中的善良和勇气，如金子一般闪闪发光。助人不难，难的是放下自己的得失，只为助人而助人。用真诚的心和行为去尊重另一个生命。那便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了。还记得，在妮浩失去了腹中的孩子的时候，她唱起神歌：“孩子呀，回来吧，你还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明，就向黑暗去了。你的妈妈为你准备了皮手套，你的爸爸为你准备的滑雪板，孩子，回来吧。篝火已经点燃，吊锅早已支上。你不回来，他们坐在篝火旁，也会觉得寒冷。你不回来，他们坐在篝火旁，也会觉得寒冷。你不回来，他们守着满锅的肉，也会觉得饥饿。孩子呀，回来吧，乘着滑雪板去追逐鹿群吧，没有你，狼就会伤害，驯鹿那美丽的犄角。”那么朴素但真挚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母亲的痛和不舍。孩子去了一个人们期待会更温暖的地方，替代了另一个生命。
当伐木声在森林里响起来的时候，斧声和锯声切割着一棵棵无辜的大树。它们笔直的身躯轰然倒下。也割断了以此为家和养分的民族赖以存活的根基。一条条运木材的路被汽车的马达声灌满的时候，他们明显地感到不安和威胁，心里充满恐惧，却无可奈何。山下早已盖好用以安居的房子常住了又空了。铁栅栏终究还是无法圈养那些本属于自然的生灵。驯鹿待不下去的地方，牧民又如何住得惯？人们逐着驯鹿回归森林的脚印返回了生长的地方。在一次又一次的劝解和动员均以失败告终之后。逐渐尝试或被迫走出森林的人们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生活。向一种新的“社会”和“文明”妥协。氏族的人们终于在一次绝对的以多胜少的投票中决定搬迁至山下的“新世界”。
选择留下的是年俞九旬已风烛残年的女人和智力始终如孩子却很淳朴的安草儿。在晚霞晨雾的交替中守护者那份坚持。直到淡白的月光中，清脆的鹿铃声摇晃着，那只白色的驯鹿从山下回到熟悉的“希楞柱”前。女人落下了泪水。模糊了无奈、凄凉、平和、悲悯……原始的游牧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鄂温克人顽强的坚守和无法阻挡的民族的变迁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思考。作者在《土著的落日》里也表达了类似的疑问：“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们总是在撕裂一个鲜活生命的同时，又扮出慈善家的样子，哀其不幸！我们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为着衣食而表演和展览曾被我们戕害的艺术;我们剖开了他们的心，却还要说这心不够温暖，满是糟粕。这股弥漫全球的冷漠，难道不是人世间最深重的凄风苦雨吗！”
在工业文明统治的今天，一个民族到底丢失了那些珍贵的东西？哪些坚守没有敌得过冰冷的机器？我们丢了的是对自然的依恋和敬畏？还是对祖先的崇敬和追念？是对万物生灵的关怀和悲悯？还是心底最原始的简单如彼的爱和恨？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信仰的坚守？还是顽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和勃兴的生命意识？抑或是那些激情，力量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