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久没说 我爱你

初中时候，我们是同班同学，我曾把一封情书夹在书中交给她。那是一个星期五，全班大扫除，我擦玻璃，她扫地。两天之后，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厚厚几页。我颤巍巍地躲进男厕所，小心翼翼地打开，但看了不到两行，就难过地将信投进了厕池，按下冲水按钮。她的第一句是：我觉得我们年纪还小。恋爱后她告诉我，其实那封信后面写的是：我对你有好感，但是，能不能等我们毕业之后再恋爱呢？

高中的时候，我们分隔两所学校，并没有什么联系，高三时，她突然焦急地打电话给我，要找一份我们学校的政治复习资料，我装作文科班的学生走进了学校的图书馆，和管理员老师说，我是文科10班的学生，我的资料丢了，能不能再买一份？于是顺利到手。

临近高考，她通过手机短信约我去崇文图书馆学习。我记得尤其清楚，时节还未入春，我蹲在胡同的公共厕所里，一字一句地斟酌着如何回复，反反复复、删删改改。在图书馆见面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因为肺炎休学将近一年时间，并且没有选择重读。于是，我在自习室里给她讲数学题，又把讲过的题目按照解题步骤一字一句地写出来，催促她回家复习。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崇文图书馆正在举办计划生育系列宣传活动，一位大妈走到我们跟前，将宣传单交给我们学习，上面赫然写着五个大字：只生一个好。

高考之后，我们和很多人一样，阴差阳错地恋爱了。她一直骄傲着，不肯承认是她首先抛出的橄榄枝。我的记忆中，事情是这样的，她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想问我一个问题：A和B认识很多年，彼此有好感，但没有在一起，怎么办呢？我虽然脑子笨，但似乎嗅到了一些端倪，于是傻了吧叽地竟然给她的闺蜜打电话，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不管如何，高考后的那个假期，我和她去逛了未来的大学校园，我们相隔并不遥远。去参观她学校的文科楼时，看门的阿姨不让我进，她说我是她的行李，就是没有拉杆。

我们第一次牵手是在王府井大街的FAB音像店。当我们逛到“人迹罕至”的国产DVD售卖区，我主动牵上了她的手。然后我们去了王府井的肯德基，她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阴差阳错，把可乐洒了一身。去卫生间擦衣服的时候，一个小女孩和她说：姐姐，没事的，我也洒过。

我和父亲说，我谈恋爱了。父亲没说什么，只是问我是谁，然后点点头，嘱咐我好好学习。她和母亲坦白我们的关系时，我们站在首师大第二校区门口的公交车站上，迎着呼啸而过的汽车，我握紧拳头，屏住呼吸。

我送给她的第一个生日礼物是一条项链。那是我吃了多半个月的馒头和炒青菜，攒下钱和哥们儿去地安门商场买的。那条项链是柜台上一排两百元特价商品中的一个。实际上，四尺见方的首饰柜台，我和哥们儿一起足足转悠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摸了摸钱包，叹了口气，发誓今后有了钱，再也不给她买特价商品了。

入冬的一天，我送她回家，在小区里我们两眼相望，口中冒着白气，准备结束彼此的初吻。这个时候，一辆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过，停在我们面前，灯光刺眼，从车上跳下来七八个年轻的小伙子，准备卸货。

那时候我没有什么钱，省吃俭用攒了一点儿，加上凶猛地砍价，才给她买了九朵玫瑰花。那天是她军训前在学校的最后一晚，下着雨，她穿着军装下楼看我。我想拥抱她。她怕同学看到，不敢和我在楼前拥抱，于是我遮上了厚厚的雨伞。

某天下雪，她下课很晚，我买了一个肯德基套餐在门口等她。她的胃不好，我就把套餐塞进了自己的棉袄里，怕她吃凉的。但其实并不浪漫，很多年后她才偷偷和我坦白：“其实呢，当时脑子里除了感动，我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这位同学，你洗澡了吗？”唔，也是一次大雪天，我在魏公村的天桥上把她抱在怀里。她拍拍我的肩膀说：“挺冷的，要不咱们赶紧走吧。”

大学时我过得并不如意，也不喜欢自己的专业，终于决定考研。一年的考研时光里，我经常失眠，脾气变得很坏，她却一直默默地容忍。考研前一天的傍晚，因为心理上的崩溃，我决定放弃，她打电话给我，彼此长谈了一个小时，我则在电话里大哭一场。最终，我听从了她的话，准备参加考试。大约是命运青睐，我被顺利录取。我至今记得她对我说，改变你能改变的，适应你不能改变的。生活就是这样。

在我还有点儿文学理想的时候，投过几次稿，还曾被一个编辑在“编者按”中用嘲笑的语气讽刺了“某些莫名其妙的投稿人”。那时候我很不开心，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悲壮感，悔恨自己竟不能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点儿什么。后来听朋友说，她一个人跑到邮局，为我抄下了很多杂志社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我为她写了很多诗歌，机缘巧合，其中一首被朋友谱成了一首歌，叫作《给郁结的诗》。里面第一句歌词是：“我站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喊你的名字，除你之外我对眼前的整个城市一无所知。”很久之后，有人问我，未完工的两广路是什么样子呢？望着眼前停车场一般的拥挤街道，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但并不惋惜，因为那些画面与片段，我们两个人一直存放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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