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与中华

“易”之源则是《周易》，而《周易》者，为“象数”之《易》也。而今，书市上之《易》著，则多为义理之《易》。而“易”之本义，“象数”也。《易》之卦者，起之于《河图》，源之于《洛书》也。其始之法，大衍筮法也。其盛之于春秋，衰之于战国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精深”之所在就是“易道”，易道就是天地之道—--天人合一、阴阳中和；就是人道—--中正、和谐、平等、自由；就是医道—----扶正祛邪、调和致平。

《易》之经也，既非史书，也非论著，而是一部占卦决疑之书，其中“符”之意，“理”之义者在何？《易》之本意是奥，是远，更是未来。而喧宾夺主、越俎代庖则明显是不可取的。《易》之本身，从起到盛到衰最后乃至转化，而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先者们的思维所显露出的是非凡的智慧，更是宝贵科学之萌芽。

“《易》穷则变”，原因一，是其只是事物一阴一阳相反相成的哲理性模型，而对战国社会复杂的现实，再用《易》去推定未知，实是勉为其难了。二是占卦是一项高智慧的文化活动，而战乱诱使当时的文化精英改行，众多的“南郭先生”混迹于其中，更是雪上加霜。三是春秋时期曾经的占卦大国---晋，此时已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人才流散，对占卦业也有较大的冲击，从而迫使其发生巨大的变化：一变是由“符号”转向“文辞”，二变是由《易》魂别投，三变是由《易》道转化为医理，四变则是对《易经》结构体的改进。而对中华文化所产生最影响的，无疑是三、四两变。

战国之时，智士仁人从《易》中汲取智慧，为战国乱局开出了各自的治理方略，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而最终是为诸子百家之学说奠定了思想的源头。

中医乃至西医之理，都是是医者的长期积累之经验，其正如《礼记·曲礼》中所说的“医不三世，不用其药”，但当病情复杂，如果出现“同病异证”、“同症异病”等疑病，则很难判断需用什么药，这就促使先人去探求医病之理。而《易》的创建思维模式，正好为中医医理的创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百家之道，是中华文化之精神，是中华之本源。

中医之理，合阴阳消长之机理，是中华之瑰宝。

学之千变万化，医之救死扶伤，再加之俗礼，再加其义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神，就在此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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