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到城市到底有多远?

1979年,炎夏,正值江南一季早稻的收割时节。

改革开放的潮流波及中国大江南北,中央提出包产到户。祖父分到了几块较好的土地,显得格外兴奋,但马上又忧心忡忡。卧病数年的祖母已逝,大女儿远嫁他乡,剩下一群孩子七八张嘴简直是一个无底洞,只能喝西北风。

为此,祖父专程去了一趟县城,把正在上课的父亲叫了出去。沉默了一辈子的祖父话不多,直奔主题跟父亲讲,家里种地人手不够,书别念了。父亲还没来得及跟老师和同学道别,就与祖父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父子俩沉默无语,只是祖父的草鞋在穿过树林时踩在落叶上,总会不断地发出“沙沙”的响声,父亲挑着沉重行李的扁担,两头一上一下不时地发出“嘎嘎”声。

那年,父亲丢下陪伴自己多年的绣有雷锋头像的牛皮书包,久久地伫立于乡间田埂,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经过复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最终还是顶着灼人的烈日,硬着头皮融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命运让父亲提前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并成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紧接而来便是结婚生子。

时隔三十余年,父亲偶尔会提及自己的学生时代和那次突如其来的辍学。从父亲的表情和言语中我看得出,当年的父亲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父亲也有远大的理想,渴望靠读书出人头地,梦想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1998年,夏末,连续降雨,百年不遇的洪水突如其来。

那年我12岁,却足以读懂家庭的拮据。贫穷犹如咄咄逼人的洪水,逼得父亲无处可逃,狼狈不堪。每天,身体孱弱的母亲都打早起来,在米缸里量出两升米入锅,整个过程小心翼翼的,生怕丢弃半粒米。直到有一天,母亲蹲在米缸前半晌也没有量出半升米,她丢下米升坐在床前哭了起来。

我无法忘却倾盆大雨下父亲带着斗笠出门时的背影,他用做临时工赚来的几十元钱到镇上去换米;我也无法忘却自己站在门前,等待父亲挑米回来的一个个黄昏,他用自己的坚实肩膀,担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我更无法忘却儿时吃饭因不小心倒掉了一碗米饭,遭到母亲的那顿打,因为这些都是父亲用汗水辛苦换来的。

也就是我12岁那年,班里组织了一次数学模拟竞赛,结果我以满分被推荐到县城参加决赛。这对于我乃至整个村子来说显然是件大事,当时轰动了好些时候。其实我的成绩在学校里一直遥遥领先,起先父亲并没有意识到,直到有一天,村小惟一的代课老师亲自跑到我家,怀着十足的把握对我父亲说:“这孩子读得出去。”老师的话虽然简明扼要,却意味深远,父亲听后当然是激动的。“读得出去”最直接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走出祖祖辈辈生活的穷山沟。

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祖父在一旁听着,数了数祖坟,半信半疑。而父亲似乎看到了当年的自己。那一年,父亲毅然决定离开村庄外出务工。

2008年腊月,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大学毕业的我却在城里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外漂泊十多年的父亲终于松了口气,沉默了大半辈子的父亲,又开始健谈起来。他告诉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文笔也很好,老师经常会拿着自己的作文在班上朗读。“年轻时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作家。”父亲说这话时,带着几许感慨和无奈。

外出务工的这些年,父亲下矿井、进工厂,穿梭于各个建筑工地。我扳着手指计算——这是父亲习惯的计数方法,依然记得父亲哪年漂泊在义乌、杭州、温州、龙岩、南昌、大同、东莞、上海等城市,这些阿拉伯数字已烙印在我成长的路途中,不可磨灭,每当我回首逝去的岁月时,也总会和这些数字扯上瓜葛。

命运,一直是个道不清说不明的话题。一个人命运的改变,有时靠的是机遇,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实。我的父亲用自己的一生作为赌注,力争去改变现实。

我时常在思考,从乡村到城市到底有多远。要是从我们村庄出发,到镇上得走两个小时的山路,镇上到县城又得坐两个半小时的班车,县城到省城需要坐三个半小时的火车。

从乡村到城市究竟有多远?

我走了十多年。

可我的父亲为了我,却走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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