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半睡半醒中的一场高考
2007年我在接受央视纪念高考改革30年的专题采访后，面对很多读者朋友对当年高考作文《心中有话向党说》从零分改判满分一事的质疑，我有时候也很是无语。人们不清楚那个时候为什么对一个考生的分数评定会有如此大的反差，要么贬之于粪土，要么捧之为宝贝疙瘩，觉得不可思议。
中国的高考改革，从1977年起，已经走了四十年的路途了，好多事情重新拿出来捋一捋，或者可以使事情看得更清楚。
一要看清楚些什么呢？说出来还真不少。
记得纪念高考改革十周年的时候，社会已将我们当年的高考试题完整地发布过，包括语、数题型。很多人惊呼怎么就这么容易呢？是的，现在看起来，当时的考题确实是不难。但想想，文革发动十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段里，学校里基本上就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且完全没有高考的概念了。当时也有大学，七二年前后也有招生。但招生不是凭考试成绩，甚至也就没有什么考试，是凭推荐上学的。那时候叫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在整个社会都习惯了这种招生方式时，突然宣布要凭考试成绩入学了，这有点石破天惊的感觉。那么考什么呢？考中学从来没有学过的？考高分子数学、考通假训诂？都不现实。当时出题只能是考虑到全社会的水平能力。以湖南省招生试卷的考题来看，第一个题就是将拼音（wo men de mo di ding yao da dao）标注上汉字。全对得5分。就是这样一个题目，做出来了的绝对少数，因为很多人分不清这是外国字（英语）还是中国的拼音。实在是没有学过啊。
图注：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另外一个得看清楚的是，那时候的考试录取比例。1977年的考生是570万，但被录取的只有27.3万，取比是29∶1，也就是说，只有4.8%不到的录取率。有很多人说，不是十年没有招生了吗？学校正好是空着的，可以多收一点学生啊。这实在是对当时教育状况极度地缺乏了解。你想想，大学都不教学了，老师们都下放去了农村、去了“牛棚”，一时半会去哪弄这么多的教师呢？况且，学校校舍也缺得厉害。记得我们七七级的学生进校时，都是住在写有“农业学大寨”、“发展养猪事业”标语的大库房里的。
为什么在这般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匆匆地招生了呢？这就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第三个问题，牵涉到当时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了。那时候是邓小平主持教育工作，用他的话说，有关改革高考制度、实行全国统一高考的事，一天也不能耽搁了。原计划拟于1978年春季招生的，毅然移到了1977年冬天。因之这个冬天就有了不平凡的意义，从来都是夏季招生的，就是因为国家急需人才，“一天都不能耽搁了”。
所以，我们七七级这一届学生，就是冬天参加高考，于次年春天进入高校的，这好像是中国教育史上唯一的一届。
二说说我与1977高考的故事。我的故事在十年前央视专题片《风声雨声读书声》（纪念高考制度改革三十周年）的大型节目中有过详细讲述。其最主要的内容是，为何我的高考作文《心中有话向党说》经历了个从“零分”到“满分”的曲折。在央视播出后，一直有人就这个话题在争论着，认为不可思议。这当然不能怪谁，因为央视没有播出我的作文文本，所以关于何以有如此曲折的故事就是雾里看花了。这里，不妨将全文引述于后，大家在读完文章后，自然就会有了自己的判断了——
心中有话向党说
心啊，你慢点儿跳，慢点儿跳，让我静下来，把心底的话儿向党倾吐，把我真实的思想感情向党汇报。心啊，你慢点儿跳……
我是一个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经常为此骄傲、自豪。从我开始懂事，是党把我送到了学校。在那里，我勤奋学习，刻苦用功，虽有“四人帮”的干扰，但是因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我的知识还是学得了不少。党啊，我感谢您，这是您的英明领导。七二年，我带着满腔的热情，带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离开了我亲爱的学校，来到了广阔的天地里锻炼，来到了老贫农、老支书家里报到。五年的风雨啊，使我学会了不少的知识，经受了贫下中农好思想好品德的熏陶……
五年了啊，五年了，我听到了五次大专院校招生的喜讯，目睹了五次大专院校的招考。但是，我从不过问，也从不启口，我只是虚心地接受再教育，勉励自己好好地接受劳动改造。一个十几岁的青年，难道真的不想上大学，难道看到党需要我们的时候真的无动于衷、逃之夭夭？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谁不想升入大学，继续深造？可是，我的父亲是个教师，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臭老九”的孩子怎能进高校？我的心沉闷，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出声，因为“四害”会说你是“大学迷”，是不想接受劳动改造。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诉说着心底的不平，期望着东方的拂晓！我相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所谓教师是“臭老九”的谬论，只是一股暂时弥盖蓝天的乌云，是不可一世的反动叫嚣。我长呼北斗，横眉“四害”，热血在周身沸腾，怒火在胸中燃烧。
啊，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今天，我们解放了！当我颤抖的双手接过小小的“准考证”时，我从未流过眼泪的眼睛这一次湿润了。我望着这份珍贵的“准考证”，心啊，如卷起的春潮。这哪是一份普通的“准考证”啊，这是华主席给我的权力，是党中央给我的权力，我一定认真复习功课，勇敢地站立起来，接受祖国的挑选，接受党的验考！
心啊，你慢点儿跳，你慢点儿跳。此刻我感情的潮水，又一次强烈地拍打着我的心田，心潮逐浪高。党啊，华主席啊，升大学是我的志愿，但是能否录取，请您相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早就作好了。在我未来的峥嵘岁月里，我一定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革命到底不动摇！
我有多少话要向党倾诉，我有多少真挚的感情要向党汇报，但是，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心跳！
看完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说，这是什么呀？不就是马屁文字、文革语言吗。当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文章不要说得满分，恐怕得个零分也真不冤枉。但如果能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可能感觉就不大一样了。至于“文革语言”，当时不是刚刚结束文革吗，甚至文革的一些作法都还在沿用着哩。所以，出现类似于“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革命到底不动摇”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当时的作文题是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可以是政论的，也可以是抒情的。我的文章写完后算了一下，800多一点，刚好符合要求。而且是一韵（AO）到底的。有人问，你怎么就写成了韵文了呢？我也有些奇怪，发生这种韵文冲动的当时情况是，在接过老师发给我的考卷后，心情非常激动，心一直剧烈地跳动着，觉得让我们这种家庭成分有点问题的人参加高考，真的就成为了事实。于是，便有了第一句“心啊，你慢点儿跳，慢点儿跳”，于是，接着这样的韵脚一气呵成，直到最后“但是，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心跳”结束，我都处在一种激情之中。
激情中的文章可以有很好的节奏感，但也可能惹祸。而我的这篇作文就在这里惹大祸了。主要是下面这段：
可是，我的父亲是个教师，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臭老九”的孩子怎能进高校？我的心沉闷，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出声，因为“四害”会说你是“大学迷”，是不想接受劳动改造。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诉说着心底的不平，期望着东方的拂晓！……我长呼北斗，横眉“四害”，热血在周身沸腾，怒火在胸中燃烧。
当时还是文革结束不久，一些教师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思维里，不敢越雷池半步。看到作文中有“每当北斗升起，我总是仰望着它，诉说着心底的不平”、“热血在周身沸腾，怒火在胸中燃烧”这样字眼，就认为在“发泄对社会的强烈不满”，而且到了“怒火燃烧”的程度。正是这种思想意识指导，我的作文就给判了死档，给出的是“0”分。
图注：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当时对于打0分的作文，有个复查机制，就是对于这种“典型”判分，要在改卷组小组里复查通过。复查时改卷老师们的观点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考生情绪上确有不满，是在借高考发泄不健康情绪；而另一派观点是，谈不上什么情绪，文章题目就是让考生将心中的话向党诉说，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小组讨论没有什么结论，因为谁都不能说服谁，而且当时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开展起来。这事就搁下了。也不知道哪一些老师，将这篇文章悄悄地抄下来带出了阅卷场，没有几天，整个岳阳及湖南社会都在传抄这篇作文手抄本。事情闹大了后，湖南省教育厅也有获悉，便派员赶赴岳阳南湖边上的高考改卷地，组织全体教师在大会上就这篇文章进行评论。当台上一个叫王宗萍的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读完全文后，会场里响起一片哭声，很多老师都被作文情绪打动，流下了热泪。
我的文章里写到自己是一个教师的孩子，或者正是因为“教师的孩子”这种特殊的诉说，感动了现场所有教师，过往这些年来，他们中的孩子不正是因为是“教师的孩子”而受到了社会的冷落与不公么？于是，文章瞬间唤起了教师们的集体觉醒，他们站在了与文章作者完全一致的角度与立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心中有话向党说”，说得好，说得对，说得字字见真情。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文章迅速完成了由0分到满分的过渡，使得1977年冬天的高考故事涂抹了一种温暖的颜色。
三在回望这一场高考以及前后故事时，感觉到四十年前发生的这一切，有一种似醒非醒的状态，这当然可以从阅卷老师对试卷内容的判定上找出证据来，不知道当时还有多少类似于我这样的作文被思想尚未解放的老师们判定成了“有思想问题”，从而将他们的成绩给误读了。好在1978年的高考接蹱而至，这中间的类似故事也就不再被人提起。
我这里提及“似醒还睡”、“半睡半醒”的现象，不仅仅是老师阅卷的表现，更多地是当时整个社会对待高考的态度。在决定1977年要不要恢复高考的国家层面上，教育部于当年的6月29日至7月15日在山西太原召开了“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这个会一开就是半个月之久，后来又延续了近一个月。当时各种意见都有，会议争得相当激烈，最后是邓小平拍板定案，务必于本年度恢复高考招生。这样，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才发布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文章。从整个社会层面上，人们对于1977年恢复高考，也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表现在当时的“政审”一条上，就可以见出“运动思维”的影响，比如当时还有一些“成分论”的东西在作怪，内中有“考生中有直系亲属被人民政府处罚过的不予录取”等一些规定，这种规定会延带着伤及很多人。又比如，各地政府和教育机构对于考上大学（初录）者，在体检上，不是从宽，而是从严，很多人以能刷下去多少作为权力在手的表现；一些基层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更多地在维护自己的话语权，搞得事情好像是很复杂。由于当时的考生在初录后需要有当地组织签出考生的“政治表现”一栏，一些基层干部以自己的好恶给考生胡评乱写，有的甚至塞进私货，影响了考生的录取。有的甚至利用当时邮件接收地点的唯一性扣发录取通知书，故意耽误考生的入学报到行程。这些都不是主流，但各地都发生过。更多表现的是人们对于突然而至的“一考定终生”的新高考缺少心理准备，人们对于新的事物来临还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
“半睡半醒”的事情更多地发生在考前。记得《人民日报》发表全国恢复高考的文章后，中国报纸和当时的有线广播，把这个消息传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农村煤矿、林区牧场。青年人奔走相告的是，新恢复的高考，无论成分、职业、婚否、文化程度，只要在初中以上，都可以自愿报名参加。从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文，到当时所规定的考的期限（要求在12月中旬全部完成），剩下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当时正在自己所在的大队学校代课。也准备着找些资料来复习迎考。校长见了我的举动，便在同事中笑开了，说，他这人还真相信读大学不唯成分了。校长这个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也没有将其当回事。有天，校长走到我身边，语重心长地说：“你就莫费那个心思了，考得再好也不会录取你，报纸上说不唯成分了，但你想想，连你们这种家庭成分有问题的人都能上大学，那成分好的人干什么呢？”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性的思考，表明人们还没有从文革运动的唯成分论中走出来。又记得，在我初录以后，我们大队支部一班人，在一位叫谢志中的支委成员家中开会，就如何能阻止我上大学认真研究对策。会开到第二天早上，最后拟定在我的材料里写上“大姑父在1952年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枪杀”。凭这一条，我的录取是可以一票否决的。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是1956年出生的，那个被枪杀的所谓“大姑父”与我没有发生过任何交集。
我今天写上这些，并不是要追究什么，只是想说明，1977，那还是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大多数的人还在半睡半醒间。包括我，也对最终能不能被大学录取一直心存疑问。当1978年3月23日下午我在办完入学报到手续，正式坐在了大学教室里听到班主任那一声亲切的问候时，才确信自己真的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这时的我和我的一些同样心思的同学，才算是真醒了，知道一个春天的故事开始了。
作者系中国名博沙龙主席，中宣部“中国梦”诗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