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引起的回忆
按：今年也不知怎么了，接二连三的事情指向17年前的回忆。 文/王心丽 今天早上收到了个挂号的邮件：一本书，拆封看是《萌芽》50年精华本《风景依然》。书中收了我的一篇短篇小说《倪娅和倪娅的潇洒》。这篇小说发表在1989年7月号《萌芽》杂志上。那期《萌芽》封面大快蓝绿色上是白光和漆黑的夜，《萌芽》两个猩红的大字竖排居中。《倪娅和倪娅的潇洒》这篇小说发表在这期杂志上显得过于宁静、茫然、有些压抑，没有选择、没有出路。小资算不上，颓废也算不上，描写的是八十年代中国都市普通青年的温吞水般的平常生活状态，这种生活状态不是那首“八十年代新一代”歌中的盲目亢奋。也没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中热门的寻根意识，说潇洒，其实是无潇洒可言的无奈。写篇小说时的心境和收到这期萌芽杂志时的心境完全两样的。这篇小说完成于1988年秋天。那年夏天出版了长篇小说《越轨年龄》的出版，这年秋天我写了三篇短篇小说，这是一篇，还有两篇《快乐咖啡馆》和《陆阿香》（恰同学少年）。《陆阿香》发表于1989 。5期的《上海文学》。《快乐咖啡馆》后来收入日文版散文小说自选集《紫草帽》。同年11月开始长篇小说《陌生世界》的写作。 无锡对于我是一个难忘的城市，太湖同我之间似乎有一个隐秘的约定，这个约定就像我和上海之间的隐秘约定，属于生命中的必然。1979年春天我独自来过这个城市，为一篇文字，为了一段爱情的结束，我独自浏览这个城市。刚要在太湖上船，却看到父母站在码头上，失败得要命！10年之后我再次来到这个城市。这次不是为情感而是为文学，一篇小说获奖了，有一部小说化纸浆了，看不出来此刻是什么。文学本身没有成功和失败之说，因为它本质就是一个人的心之言或心之声。文学只有在有参照的情形下才有成功或是失败之说。对于一个写作者的文学成功与失败的参照只有时间能够说明。 1990年5月对于我来说，对我的写作经历来说都是重要的。这年年初我从企业的教育中心下到了车间的流水线上。也就是这次上海无锡之行，7月的西安之行后，我离开那个工厂成为自由作家。开始了漫长的自由写作生涯。 1990年的上海无锡行是我人生低谷中短暂明媚时光，也是八十年代文学青年文学之梦的回光返照。在太湖之畔的那么几天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文学活动,这几天是一个分界，明丽的春光和明丽的太湖水激励我用青春赌明天。这躺上海无锡之行回到南京后，我更加无法忍受每天在流水线上上班的现状。我的生命、我的青春不应该耗费在为每月工资而工作的流水线上，时间是个常数，1989年过去了就不再会有1989了，1990过去了就不会再有1990 了。如果我没有勇气反抗自身的生存环境,我将被这个环境吞噬，被生存环境吞噬的决不应该是一个写作者,一个作家,那几天有风,太湖里的风浪很大,这哗哗的水声让我的心更加的不宁静。如果放弃，将彻底放弃。放弃意味着另外一种人生，放弃意味着少女时代的梦想幻灭，与其逆来顺受，不如抗争。不如逆反。 10年前，1979年第一次到无锡的时候，随身带者一本《拿破伦传》在列车上阅读，有一个比我大9岁的男青年坐在我的对面，他说很少有女孩子读这类的书，读这类书的女孩子一定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和行为。我说，未必。他问我，你对其中的哪个章节感触最深？我说对拿破伦登基时的一个行动，不是我欣赏他登基做皇帝而是一个行动，他满脸狐疑地看着我。我说“拿破伦从授予他皇冠的教皇手中夺过皇冠自己戴上。就是说……”那男青年打断我的话：“你别说了，明白了，你会与众不同的，祝你好运。”后来他久久地望着窗外，不再同我说话。直到我下车，他才转过头来说：“希望你坚持到底，10年后还是这么想。”我对他说，再见。他没对我说再见，他要去的地方是终点站上海。这段旅途情景极其深刻，如同书签一样插在我的记忆中。 11年后1990在太湖，在游览太湖的游艇上，在明媚的阳光，明媚的浪花中，在与《萌芽》杂志社的老师、朋友和一道获奖的来自各地的青年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想到了10年前在火车上的这个情景。与众不同？10年后还是这个想法？我仅仅觉得自己与大众不同，与文学青年的小众还是相同类似的。当然如果逆来顺受,放弃自己的想法，那么就会和大众一样，如我坚持，我会同这个小众有所区别，坚持就是破釜沉舟，我不知道未来，我有信心，我相信自己。但不知道之后的17年是那么的艰难，付出是那样的大。不知道就无所畏惧，不知道就有许多美好的幻想，这些幻想是动力，也是疗伤的药。面对幻灭，自我安慰：船到桥头自然直，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幻想就没有今天的我。我为当时的选择而感到庆幸：我终于成为一个敢于独立面对世界、独立面对生存环境的、冷静的自由作家。 1990年的中国，只有作家协会认定的专业作家才是作家，法定的作家，直到今天还是这么认定，其他写作的人都是自由撰稿人。当年的拿破伦从教皇手里夺过皇冠自己戴上，而我这个自由作家也是这样的：无须什么组织认可，无须什么人授予，我为自己戴上光环，我的光环来自强烈渴望自由的心灵，来自对环境和主流观念的抗争和叛逆，来自一个自我的认同。“自由”的光环就是我这样作家的文学生命力。我是自由文学、自由思想的行动者。10年前火车上的那位男青年，不知他是否还记得那位在火车上阅读《拿破伦传》的女青年。 这次文学聚会已不是八十年代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学聚会，经历1989之后，每位到会者心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谁都知道眼前，谁都无法预测以后。但是有一点，我相信自己会同文学相伴一生，不离不弃。此刻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当时的以后转换成了现在的以前。 在这次聚会上见到了当时《萌芽》杂志的社长曹阳老师、主编俞天白老师，上海作协的领导赵长天老师。与同是作家的责任编辑周佩红是第二次见面。还有上海女作家唐颖。我和唐颖住一间房间。在上海第二次与张贺琴老师见面。最有意味的是：见到了签发我的长篇小说《陌生世界》的二审编辑、湖南文艺出版社、《芙蓉》杂志的李一安先生，他为这期被销毁的杂志差点被撤职。如果1989换个说法，我在湖南理所当然地应该获一个奖。然而“如果”是不存在的。 这次聚会之后，我成为自由作家，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文学聚会。 又是一个11年过去，2001年《落红浮升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2年《落红沉香梦》《落红迷归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4年《凯斯酒吧》《不安分的春天》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陌生世界》在上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06/2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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