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我一生的母爱——献给母亲诞辰百年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每当读到孟郊的这首《游子吟》，总会想起自己的母亲。在母亲诞辰百年之际，收集自己脑中的记忆碎片，编织成这篇文字，献给母亲。

1996年6月5日，遵义园宝山殡仪馆。山上松柏低垂，静穆悲悼。我们兄妹在这儿送别两天前辞世的母亲。当火化炉炉门关闭，黑红色的火焰腾起时，我和妹妹拥在一起，失声痛哭“妈！妈……”亲人悲怆的哭喊声在苍松翠柏间的陵园中响起。

母亲熊毓英，1915年旧历四月十二日出生于贵阳。今天的护国路下段（原来叫顺城街）王伯群故居南行约20米，街对面的电厂宿舍就是当年的熊家大院所在地。熊家大院我只有非常模糊的印象。最近，微信姐妹群中，用武表兄推敲了熊家大院门的朝向；接着，远在美国的易璇表妹贴上了易长表兄当年手绘的熊家大院鸟瞰图。于是，印在我的脑海中熊家大院是这样的：大门斜向顺城街开着，走上几步石阶，便进入正院。几栋古朴典雅的厅房兀立，正厅门楣上有一匾额，上书“慈闲燕禧”四字。两棵梧桐树阴盖着大院，院内鱼缸整洁，桂花盛开。主院有门通往凉厅的后院和另一侧院落。傍街的一侧一溜的客房，屋后的花园就连着城墙。

熊家在清朝中期，由江西丰城迁至贵州。先祖原在独山谋生，后来迁到贵筑（今贵阳）永乐堡乡落户，以卖草帽为业。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大家庭。外公熊继瀛，字静安，家中排行第五。长期在贵阳从事商业，民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城总商会会长，还出任过中国银行贵州分行下属安顺支行行长。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故去。外婆，慈眉善目，疼爱我们。我父亲去世后，母亲一度接她到家中。每天，放学下班的时候，她都拄着拐杖，倚着门闾，等待着我们进家。

母亲的兄弟姊妹先后从熊家大院走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秉承祖训，承继家风；都在平凡的工作中发光发热，在默默无闻的人生旅途中，呈现别一样的精彩，令后辈景仰。舅舅熊其懋，母亲的长兄，我们的三舅，幽默风趣，豁达忠厚。他长期在银行工作，解放后曾任职于省工商联、市烟酒糖业公司。我的妻子从瓮安返城回贵阳，在他那儿办理副食补贴，初次见面竟对她提起未成家的我。缘分吧！而成家缺房时，他又腾出住房，给我当新房，自己则搬到他的女儿处。母亲的大姐熊瑞英，令人可亲。长期住在昆明女儿家，母亲到昆明看望过她；她每次来到我家，总与母亲聊天直到很晚很晚。二姐熊莲英，我们的“七姨妈”。1960年，在父亲、外婆先后去世后，我们就搬到七姨妈家的堂屋，一住就是17年。七姨妈热情，乐观，是一位献身幼教事业的实干家。是她筹款，办起托儿所，退休后，又与人合作，承办市里的幼儿师范培训。“文革”期间，受尽磨难，却泰然处之，自行其乐。讲述起那些遭遇，没有伤感之意，却只有朗朗笑声。小妹熊雯英，是我们的十四姨妈，抗战期间，曾在武汉从事抗敌宣传。因产后染上伤寒，过早离世。她离世的消息一直瞒着外婆，我在外婆那儿，曾听见过几位姨妈述说十四娘“来信”的消息。

青葱年华

在那个年代，熊家聚族而居。纯朴良善的家风祖训，亲情友爱的大家族，影响着，陶冶着母亲温顺、良善的性情。表兄熊易贵告诉我，你母亲善良，对我们经常讲“要上进”。徐用武表兄这样告诉我，“她总是笑容可掬，文质彬彬，轻言细语，也愿意同孩子们亲近，应该是师道使然吧。”他这样描述母亲给他留下的印象：“记得一个周末，院子里的梧桐树结籽成熟落地，我和廷楷、廷模在树下捡桐籽吃，八娘娘从走廊上下来，看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但所获不多，她说：‘树子太高了，竹竿也够不到，风吹好多下来，你们就捡多少吃吧。’似乎为我们惋惜。”事儿虽小，但母亲对侄辈的关切、怜爱溢于言表。一次，我哼唱《游击军歌》：“三个五个，一群两群，在平原上，在高山顶……”母亲也唱起来，她告诉我们，抗战时躲避日机轰炸，和七姨妈一家来到普定乡下，几个表兄用蚊帐、被单，表演《游击军歌》。此时，她的眼睛亮起来了，沉浸在那种充盈亲情的回忆中。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母亲进入贵阳市女子师范学校求学。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她勤奋刻苦，努力上进。当时，崇尚民主，追求进步的思潮在青年人中日益高涨。女师学生曾发动学潮，组织罢课，反对王姓校长治校专断。据母亲所述，一天早上，她和她的妹妹将一把炉灰倒进煮好的稀粥之中。这样的举动，对于今天的我们，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对于母亲，身处那样的时代，是对当时罢课这一正义之举的有益援手和积极参与。

1934年，母亲女师毕业，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她曾在贵阳私立时敏小学、正谊小学、尚节堂小学、永乐中心小学、普定建国中学、实验小学等学校任教。

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李万一是母亲在尚节堂小学的学生。他生前所撰写的自述性传记《路边仔》中记载了与母亲的交往。

“记得我去应试时，（我考插班生），一位高挑个儿，三十来岁，（高注：当时母亲年龄没有这么大）很和善的女老师给我出了一道作文题《读书的益处》，几道算术题。……那位老师看了我的作文后说：‘还可以。’接着问我：‘为何不作算术题？’我红着脸回答：‘先生，我不懂什么是算术。’她转过脸去和校长商量了一阵后对我说：‘我看你的语文基础还好，不懂算术不要紧；这样吧，我们还是收你读高二级插班。进校后，我慢慢地从头教你的算术好了。’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我读小学的启蒙恩师、高二级任，学校的教导主任熊老师。

“记得我第一次听算术课，连1/2＝0.5都不懂。多亏恩师熊先生，她真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硬是先用高一级（五年级）的算术教材，从头开始，手把手地对我进行个别授课；加上我的恒心和毅力，渐渐地，在上课时，我能基本上听懂教授的部分内容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学年下来，我逐渐能做高二级的算术题了。由于我的毛笔字写得还可以，级任老师就把编写《级刊》的任务交给我，她想让我多有机会练习写语体文章。一学年终了，毕业时，我竟以总成绩第二名得到了毕业证书。我永远不会忘记恩师熊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万一老师曾专程找到我家，拜谢我母亲。一进门，他就朝着母亲，毕恭毕敬地连声称“恩师”，又与母亲聊起当年的故事，一再表示当年老师的教诲没齿难忘。

老教育工作者任桐君先生在抗战的兵荒马乱期间，避难于贵阳。在筑期间，她主持贵阳市立实验中心学校，从学校创办，筹措经费，兴建校舍，物色教职员工到招生，编写教材，亲力亲为，呕心沥血。她秉承“德智体群美”的办学理念，培养“手脑双健”的学生，把这所学校办成贵阳当时首屈一指的学校。母亲就在任校长的麾下工作。任桐君先生在她的自传体回忆录《一个女教师的自述》（三联书店出版）中这样提到母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的两位称职的教师熊毓英、熊之英姊妹，忽然捧着聘书来向我辞职。原来她们考起了贵阳师范学院，即日要去报到。这件事使我犯难了，照例中途退聘是不准的，可我觉得事关她俩的前程，我不忍心阻拦她们。只好忍痛割爱，答应她们辞职，再物色两位教员。”

任老先生的这段文字，从另一侧面写出母亲的工作实绩。真应该感谢任先生。她在二十几年后撰写回忆录时，还记起内地两个普通教师的名字；更应该感谢任老先生，在当年办校的艰难岁月中，为了母亲“前程”的“忍痛割爱”。

当我读到这两本自述后，不禁自叹当年初中毕业时的选择。我是随意填上“师范”的，但教师这份职业却就此选择了我。这应该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母亲的率先垂范，让我选择了母亲曾经从事的这一神圣的职业；而且一生没有后悔，并乐此不疲，至今没有离开学校，没有离开教育教学岗位！

1941年10月，母亲考上新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成为数学系首届学生，开启了她大学的学习生涯。

珍贵的玫瑰红

我的父亲高昌隆（字自约），贵阳大坝子高家子孙。自幼饱读诗书，20多岁就离乡在外，四处奔波。他到过马来亚槟榔屿，到过汕头、广州……民国时期的上海市政府，重庆中央海外部，南京中央党部，都留下过他宦海浮沉的身影。陪伴他的，经常是一杯酒，就一碟花生米，吟出一首诗。灯下，读黄庭坚、陈师道，品郑子尹、莫友芝。他的挚友黄苗子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郑子尹集》是他从不离手的爱宝。战时流离迁徙，总是随身相伴的。”因故，直到37岁，仍未提及婚姻大事。

是家兄的催促，是好友向知方、姚仓均牵线，当月老，促成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1943年8月，他以诗《寄毓英》为简作答。诗共四首，前有一小序：

仓均屡书为介，久无以答。顷时雨回凉，休沐中静念永言之义，遣此当简如何

曰余三十七，尘海阔波澜。即路怀孤往，将心亦已博。未堪怜信命，趣与寂言欢。拂乱何增益，悠悠尽不安。

徴古畸人说，侔天许未然。独行原久惯，执一倘能权。淡泊嗟微亮，殷忧亦仔肩。方齐物我论，待赋鱼跃渊。

良朋向与姚，展矣非一朝。持念通家谊，说怿护落瓢。索居情殆喻，和乐瑟应调。愿结韦弦佩，无从垒块浇。

朋情初取洽，兄命徐开函。岂曰强而可，其将德有惭。静言无往谏，来者义同忝。借报姚夫子，琼瑶傥尔堪。

父亲的这组诗简没有碧桃花下的绵缠，没有新月如钩的浪漫；而是明白如话的心志剖白，愿结连理的真情抒怀。他在诗中回顾自己“尘海”“波澜”的宦海生涯，检省自己“趣与寂言欢”、“独行原久惯”的“畸人”之误，表明自己“齐物论”、“鱼跃渊”的志趣，表白自己愿“通家谊”、“调琴瑟”，“结韦弦”、“ 浇垒块”之心迹。

对这门婚事，正在读大三的母亲内心是排斥的。表兄丁廷模在回忆他的母亲一文中曾这样提到我的母亲：“八娘熊毓英，在贵阳师院数学系三年级时，因结婚辍学，她为此曾大哭一场，当时情景长久留在我的记忆里。”“遣此当简如何”,正是父亲的诗简传递的真诚为人，剖白心志的真挚的“永言之义“，叩开母亲心扉，她从中认识了父亲，认同了父亲，也从心底接纳了父亲。这是她在此后几十年风风雨雨中支撑自己的情感之柱。就这样，父亲八月来函，11月，便告假自渝返筑成婚，时间似乎快了点，但毕竟已是瓜熟蒂落的事了。当年，父亲那种欢愉的心情无以言表，便托诗寄情：“闻将兴礼乐，侧想太平年”，“应更惭亲旧，欢然酌我情。”

父母的大婚，应是父亲的长兄高可亭操办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文笔街高家公馆大门敞开，宾客盈门。表姐向芹随她的母亲参加了婚礼。她向我述说了当年的盛况：酒席从堂屋前三院摆起，大开中间，成一直线，一直摆到四进大院，张灯结彩，热闹非凡。

婚后，已是年底，母亲随父亲到了重庆。1945年7月，诞下了我，1947年12月，弟弟言常在南京出生。这段日子，母亲相夫育子，生活是安宁的，是优渥的，是欢愉的。她与闺蜜余庆玉，还有其他朋友，游上清寺、歌乐山，游玄武湖、明孝陵……从留下来的照片中，我们看到雍容大气的母亲，温婉清丽的母亲，勃发的青春气息呼之欲出。1987年，我出差到南京。曾逡巡于成贤街，寻找我坐在饼干桶上照相的那个庭院；我流连于玄武湖，寻找那片草坪，那片两岁时胸有围兜的我，曾在那里照过相的草坪。那天，玄武湖公园游客不多，当摁下快门的时候，我仿佛听见母亲的声音，还有她的闺蜜们的笑声……往事悠悠，悠悠往事……那段岁月，我想，母亲总会忆起。表兄熊易贵曾告诉我，“你母亲回贵阳后，曾提起歌乐山……”

父亲婚后的诗稿没有留存下来。《耻躬堂残稿》的诗作截止于1943年。按照父亲写诗的频率，每年总有十余首，婚后的生活，应该有诗稿记录。可是无从寻觅，十分惋惜。

1957年夏天，表兄丁廷楷返筑探亲，邀了我们一家，同游南明堂。在花坛前，表兄摁下快门，留下了我们一家的合影，这是我们家唯一的全家福。相片上我们兄妹三人乐开了花，父亲母亲脸上也写满了笑意。好像就在前一年的一天，父亲的挚友李俶元先生来家小坐。我正在一旁做作业。年仅5、6岁的小妹在一旁打闹。李先生笑着说，“三天不打，揭瓦上房”，父亲则只是笑笑，把小妹揽在胸前，抚摸着她的头。星期天，我经常的任务就是到弯弓街巷口的豆腐店，打上一锅水豆花。中饭时，从灶上端下来，热气腾腾的，就着父亲炒的几碟小菜，这是当时我家饭桌的“标配”，父亲则用温酒器温上一壶酒，慢慢品着。一家人热热络络，闹闹笑笑，生活清贫，却乐在其中。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从未红过脸，吵过架，生于那个时代，充满旧文人气息的父亲终生嗜酒，见酒就醉，是母亲依着他，让他醒酒安歇。母亲曾说过，父亲看见她抽烟，曾劝她，你不该有这样的嗜好。父亲和母亲，应属于媒妁之言，走在一起的；但是他们恩爱如初，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共同用爱呵护着我们这个小家。就在父亲辞世的那天，母亲仍是在院子里洗衣服，父亲则在厨房准备中饭。

用这么一章，写父亲和母亲的故事，是因为父亲过早的离世，他们没有白发偕老；但是，他们彼此心中，都有着对对方的关切、牵挂和相守。母亲作为女人，在自己的生命年华璀璨绽放的时候，她有过爱的滋润，她是美丽的，是幸福的！这是她生命中的一抹玫瑰红色，珍贵的玫瑰红！今天，母亲和父亲在天国团聚，一定会很幸福，一定会慈爱地望着他们的子孙正在幸福地成长。

母亲，是您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我们感恩于您！您是幸福的！

岁月留痕

1948年，那是风云遽变的时代，国民政府将南迁广州，退守台湾。当时，在南京的五舅熊伟（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解放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劝父亲留在南京：你在这儿是“显微镜”下的人物，回贵阳那就是“放大镜”下的了。思乡心切，惟愿叶落归根的父亲则选择了携妇将雏，返回家乡。冬日，父亲告别了石头城，先到上海，与定居在沪上的小弟昌国辞行，随后便乘船溯江而上。到了汉口，弃船改乘火车南下。抵金城江后，又换乘颠簸的汽车，终于回到阔别多年的贵阳。越明年，贵阳解放，后1个月，妹妹言赬出生。

五十年代初期，聚居两百年的高家大院行将解体，面临分崩离析之态势，高氏各房纷纷迁出，另觅居处。1951年3月，父亲因为旧社会的“历史问题”，由有关部门进行“审查”。父亲被离家之日，正是我家行将搬离文笔街高家大院之时。头几天，家什器具什么的早已捆扎装箱，收拾妥帖。这一下，父亲没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从上屋找到大门，又从大门找到花园，哭着，喊着……

父亲“被审查”的两年，家里的一切，全靠母亲操持。当年熊家大小姐，婚后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有父亲张罗；现在一切需要自己独自面对，3个孩子年幼，幼女尚在襁褓之中……是母亲，是她，用自己羸弱的肩膀把家撑持下来。

这两年，我家搬了4次。离开高家大院后，先搬到省府东街，又搬到六洞街，再搬到护国路202号，护国路188号。为什么频繁搬家，我们不知就里，但母亲自有搬家的无奈和难处。那是什么样的场景：不到两岁的小妹得抱着，满车的家什、器具，得跟在车后跑着……

当年，母亲与父亲成婚，在师院办理了转学手续；回到贵阳之后，母亲是准备复学，修完学业的。但是，有了妹妹，接着又是家庭的变故，复学的念头就此搁下。

这个时候，为了家庭生计。母亲毅然走出家门。她在市尚信会计学校学习，以掌握一门新的技能而谋求一职；同时，她参加政府组织的扫盲工作。当时扫盲是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性活动。母亲在贵阳市第三区34夜校担任义务教员，翌年被任命为教导主任。似乎是参与那样火热的社会活动，加之繁忙的教学任务，让母亲走出了心中的阴霾。在夜校组织的庆祝抗美援朝胜利活动集会上，我看到了母亲神采飞扬，显露出的笑容。“三套黄牛一匹马，赶车的人儿笑呵呵……”、“太阳出来磨盘大，你我都来纺棉花……”这些五十年代初期的流行歌曲，我至今还在哼唱。你知道吗，这是母亲在夜校唱过的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母亲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就被调到市扫盲协会，1953年5月，又被分配到省商业厅干部学校担任文化教员。当父亲回家时，母亲已经有了正式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儿女也已经长大了许多。

此时，父亲已通过“审查”，结论为“曾经多次利用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对革命有贡献”的“爱国进步人士”。之后参加省、市政协学习，并聘为贵州省文史馆馆员。

母亲离开省商业厅干部学校后，调入省文化用品公司，后又到省商业厅储运公司、省五交化公司，一直从事商业统计、会计工作，与算盘、数据统计打交道。因工作需要，她经常出差，曾一度常驻都匀、镇远、马场坪。在贵阳，又是奔走于沙坡仓库、牛郎关仓库、岩脚寨仓库。这几十年，她都在拥挤的人流中为生活，为一家人奔忙。一如当年做教师的样子，依然尽职尽责，依然任劳任怨，每年都会捧回“先进工作者”的奖状。

1959年8月30日，这个夏日的上午，刚完成省文史馆交付的《贵州志》部分章节撰写任务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辞世。年仅53岁。他带走了他的文采，他的书法，他的篆刻，他对贵州历史沿革的研究，带走了一家人对他的眷爱……就是十多分钟，顶梁柱坍了，一家人陷入无尽的悲痛中……那年，母亲44岁，我14岁，弟弟还不到12岁，小妹仅有9岁多。

生活还要过下去。又一次的家中变故，没有压垮母亲。她努力工作，维系家中最低消费，两分钱的豆渣，曾是我家经常的下饭菜。我记得有一天，已经很晚了，本来应该在牛郎关仓库的母亲突然回家了。她流着鼻血。原来因天燥取暖，她和同事都流鼻血，被送到商业医院，医生处置后回到家中。翌日一早，她又挤上了拥挤的汽车。为了贴补家用，曾托邻居，承揽了红岩化工厂糊纸筒的零活。每天回到家后，母亲就忙着用木模，外套专用的纸，折叠好，糊上浆糊，带着我们兄妹，加工成筒状纸盒，再放到一旁阴干。

近日，因为准备搬家，整理杂物，翻到了1961年8月的一则日记：

“昨天和张妈妈约好，借到了‘架子’（装纸筒用），我们决定今天送纸筒（到打渔寨红岩化工厂）。纸筒已经做好了几个月，一直因为化工厂没有开工而没有送成。早上五点钟就起床，因昨晚已经捆好，现在再准备一下，吃过早饭，六点四十分就出发了。

“我挑四千六，弟弟挑三千六，小妹挑一千八，一共一万，沿途边歇边走，9点到了东山垭口。10点过进厂。12点过挑到目的地。验了货，直到下午1点半，才收拾回家。

稚嫩、平实，略显流水账似的文字，这是当年三兄妹送纸筒的真实记录。一路上，风吹着纸筒沙沙响。至今，当我登上垭口，走在王家桥的时候，这样的场景总浮现在眼前。

1961年，大饥荒年代，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是没有油水，仅有的定量粮食不够吃。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听别人说还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母亲总是设法去弄。星期天，她带着我们兄弟俩到蔡家关，在路边的斜坡上，抓着草根，一步步顺着斜坡往下挪，找到蕨丛，扒开泥土，挖出蕨根；又采了一捧捧红籽。满载回家后，取浆，取籽，蒸熟后代主食充饥。

随着困难的加剧，根据上面的要求，母亲她们机关干部粮食定量减到23斤……这时，为了给干部一点补充，每月增发2斤麦麸饼干（加工面粉后剩下的麦皮和壳磨细制成），那时可是我们的美味佳肴！当时，我们每个月盼着发饼干那一天，照例这天家里不做饭（要节省一顿粮食），用少许的包谷面粉熬成疙瘩汤，放一点糖精，等母亲下班带回饼干，我们可以美美吃上一顿，那个欢喜劲，不亚于过年节。

以后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孩子们长大了，母亲又面临子女的远行。弟弟言常学习成绩优异，读七中时，曾是贵阳市三好学生，喜报贴在家门口。在那极左的年代，初中毕业竟不能升入普通高中，而被分到有色金属技工学校。弟弟哭着，母亲也流泪，当天务川来家的五姨妈劝慰着母亲。后来弟弟随学校迁往遵义，就留在了八五厂。文革中，初中刚毕业的小妹，又被安排上山下乡，远奔岑巩偏远的山村。痛心的是，出发那天，母亲在“学习班”，不准请假，未能送行。儿女远离，母亲无奈，只得为他们打点行装，送他们走得远远的。她的心在流血！

1966年，文革动乱年代，作为我们这样的家庭更是在劫难逃。运动初期，母亲被贴大字报，她回来告诉我们，“罪名”竟是“娘婆两家都是地主”。还好，人生自由没有限制。1970年3月，正是西哈努克亲王被“废黜”，有国不能回的那天，贵阳的街头采取“革命行动”——“大抄家”。高音喇叭震耳欲聋，践踏宪法，蔑视人权的事就在深夜发生。这一夜，我家成为“抄家”对象，被折腾得够呛，一直闹腾到天明。带走的两筐东西，全是父亲的线装书，父亲挚爱的篆刻用金石，以及高家大院留下的字画。折腾的人走了，留下的是被折腾人的惊吓、难受、痛心……那段经历，那段让人折寿的日子，那段令人诅咒的日子，真是无法赘述。母亲挺过来了。

到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军宣队通知母亲，要她离开贵阳，投亲靠友，疏散下放。那是一个夏日，为了寻找一个落脚之地，小妹陪着母亲，找到贵定沿山堡，找到在当地工厂的表兄贺正荣，通过他就地联系一个生产队。回到单位后，面对军宣队的询问，她诘问道，我是文史馆的家属。你们问一问，文史馆的家属是不是都要下放。就这样，她最后竟然被安排退职回家，直到几年后，落实政策，办理了退休手续。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生病，打喷嚏，家庭就会遭殃！我的家庭变故，只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

岁月留痕，往事并非如烟！

严冬过去，终于迎来了春天。

母亲退休后，我们兄妹相继成家。母亲在贵阳、绥阳、遵义等地，照料出生的孙辈。以后，她还报名进了新成立的省老年大学，学习医疗保健；平时，拄着拐杖，与老朋友玩玩麻将，安度晚年。

当年，父亲被审查期间，家里有一位老保姆，母亲叫她牛嫂，刀靶水人。正是因为母亲与她的友好相处，真诚与对。在我们家遭遇最大难处的时候，她留了下来，照料我们，让母亲在外奔波，直到父亲回家。文革时期，单位上许多被下放的同事，回城后总会聚到我家，纾解一下心中的怨气，议一议平反落实政策事儿。母亲总欢迎他们留在家中。

母亲就是这样，一辈子善良，一辈子本分，一辈子执着，一辈子以诚待人，一辈子自强不息，一辈子与命运抗争！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

与弟妹相比，我长久与母亲生活。在表兄妹聚会的时候，表姐们曾说，我与母亲长得很相像。这么几十年，我就是在母亲的爱中成长的。这是融在血液中的爱，这是浸润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爱。生了病，母亲督促我去医院；我需要的参考资料，母亲托人给我找来；毕业分配，母亲为我找了关系，托付友人；文革初期，我因故整晚没有回家，母亲焦急万分；为了我的成家，母亲操了多少心，向我唠叨了多少回，托了多少人，包括学校的同事……就是这样，母亲用爱温暖着我，塑造了我的人品，我的性格。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母亲的艰难抚育下，在逆境中成长的我们三兄妹终于长大，成家立业了。可以告慰母亲的是，我们和您的孙辈们均在各自的不同岗位上，兢兢业业，事业有成。重孙们也在健康幸福地成长。

回忆的闸门一打开，这些记忆碎片就一涌而出。这时，母亲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一张一张，叠加在一起，越发清晰。青葱岁月的，宁渝时间的，步入垂暮之年的……于是，含着泪整理了这些记忆碎片，编织成了这篇散文，谨以此献给母亲诞辰百年。愿远在天国的母亲和父亲幸福吉祥！！

2014年2月2 日确定文题

2016年12月2日初稿于欣歆园2016年12月25日二稿于欣歆园

2016年12月29日三稿于欣歆园

2017年8月3日四稿于欣歆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