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之后 日子该怎么过？

引子——

读者朋友，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你在家里“宅”了两个月了吧?烦不烦呢?有人可能觉得不烦，过去想找个理由多休息几天都难，现在机会来了。还有一些想搞点新发现的人，效仿当年牛顿躲瘟疫，在乡下完成了经典力学的创建，觉得这瘟疫也不都是坏事啊?要是你们这样想，那就对了。新冠肺炎固然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却要往好事上想，把坏事变成好事，不能让小小的病毒白白袭击一次。

把坏事变成好事，把灾难变成进步，人类就是这样聪明起来，成为地球主宰的，因为人类善于反思，能找出坏事和灾难的原因，在后来就可以避免。那么，这次疫情和灾情，该做何反思呢?该得出什么经验和结论呢?

可能大家都想搞清楚：这次疫情，源头在哪里?是天灾，还是人祸?

源头问题是真正的科学问题，现在还没有找到，包括是不是“生物战”都不能确定。这就跟破案一样，有可能成为“无头案”。这由科学家们继续去找。现在的反思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至少是对疫情的应对措施不当，导致大面积扩散，使得疫情扩大的。沿着这个思路，就发现公共卫生存在“短板”，疫情过后，肯定会得到一定的弥补。

不过，反思仅仅到此就行了吗?参考英国的一个片子，说一些精神空虚的青年打架斗殴，遍体鳞伤，送医院救治。英国是有免费治疗制度的。有伤就治，去打呀?缺胳膊少腿都能治，政府和公众是不是这样“鼓励”那些人再去打呢?不是的，相反，群众很有意见，因为救治他们占用了公共卫生经费和资源，使得“良民”们生病了有可能因缺乏经费和资源而不能得到治疗。所以，不正常的伤病，群众不同意给他们治。可见，防止打架斗殴对正常医疗救治带来冲击这件事，不是“补短板”这么简单，它只是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那么，今天的新冠疫情，是不是也该做这样的看待，才能更好地进行今后的防治呢?

“短板”一说，有些暧昧，意味着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了，就剩几个小的方面差那么一点点，再努力一把，补齐了，就大功告成，功德圆满，理想社会就建成了。这也未免太乐观了吧。从新冠疫情来看，“短板”未必就可以轻描淡写，“短板”要是发作起来，“长板”也保不住，甚至一起“清零”，正如一个小漏洞就能使一艘大船沉入海底。“短板”是不该区分轻重和大小的。

所以，普查“短板”或者挖掘隐患，是当务之急。国内问题的“短板”多了去了，急性发作者，如新冠肺炎，暴露了;那些不那么急性的，不容易引起注意，但危害作用并不比新冠肺炎轻，例如每年死亡100万人的抽烟，那些成为“马路杀手”的酒驾，还有那些教出来的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学校教育，件件都是大问题，其性质，远不能用“短板”来描述。还有各种“一谈就崩”的社会矛盾，都令人不安。“灯下黑”是最容易犯的错误，事实上，国内问题的解决远比去开拓国际市场要急迫的多。

对于矛盾和隐患，如果目标不清，乱出击，犹如到处喷“消毒液”，反而伤害更重。本文尝试着理几处头绪，看看能否抓住几个“牛鼻子”，在这些方面下功夫。我们期盼，通过对这次惊心动魄疫情的反思，能让古老的中国再一次焕发青春，再造一个新中国。

沮丧的现实——

新冠疫情稍有好转，有人就想：该摘口罩了吧?

没有这么乐观。事实是，以后戴口罩将更普遍，在大街上，在教室里，在工厂，在商场，在饭店，甚至在家里，在熟人之间对话，都要戴着口罩，这是啥风景?这是文明的象征吗?这是时髦的象征吗?分明戴着别扭、难受嘛，尤其是小孩子，他们要是不愿意戴口罩，这可怎么办呢?以后，在人们的意识里，空气不再是干净的，而是有毒的，不再是自由呼吸所必须，而是唯恐避之不及，这样的生活，累不累呢?口罩是有成本的，用过还要消毒处理，戴口罩是要花钱的，是不是又多了一份开支，增加了一份生活成本?戴口罩的延伸影响是深远的，绝不会仅仅反映在小孩子们的绘画之中。比如：人与人之间开始提防，交头接耳的少了，向领导汇报要自觉站在1.5米之外对领导的听力是个考验;饭桌之间要扩大距离，饭馆开始限客，吃饭开始抢号;男女接吻真闹心，不得已改为吻后脑勺;去公共场所，从屋外到屋内就如同过一道关口，进门不是用手推而是用身子去挤;孩子去学校学习吧，家长很纠结，呆在家里学习吧，又怕他她们管不住自己;教师讲课不戴口罩吧，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戴口罩吧，又要不断地擦拭眼镜上的雾气，这课还怎么讲呢?单位的门口配备了更多的检测环节和检测设备，进门不但要测体温，还可能要进行核酸检测，门外排起了人车的长龙;……生活之艰，烦扰之至。一个以戴口罩为标志的“烦闷的中国”还会是人们的宜居之地吗?想起来就沮丧。

朋友们，为了能自由呼吸，为了能自由出入，我们还有啥毛病不能割舍的呢?

吃喝无小事——

突如其来的灾难，竟源于最平常的吃喝。

古语云，“食色性也。”

又云，“病从口入”，今译，“吃出病来。”

对于“不稳定”“不平衡”这样的大道理，一时扯不清，先不讲，现在连吃喝都不保险了，还不该议一议?

这次疫情爆发，将病毒源头算在野生动物身上，姑且是吧，可是，乱吃野生动物，是从今天开始的吗?SARS之前，胡吃海喝，蔚然成风，文件上叫“奢靡之风”，早就引起人们的担忧了。SARS之后，曾短期内不吃果子狸了，但并没有刹住乱吃野生动物的风气，《野生动物保护法》重在学术意义上的野生动物保护，并不是用来管人嘴的，政府和民众都依然心存侥幸。

吃，本来是人生存所必须，食物是代谢的材料和能量的来源，人的思维和活动就靠食物的供养，这没有错。问题是：吃饭后来怎么演变成“养生”的途径了呢?从中华鳖精到养生会馆，从燕窝到虫草，从鱼翅到海参，从天上到地下，什么东西都能炒成“养生”的题材，如此风气之下，骗子如疯长的野草，政府能不知道?当干部们也胡吃海喝的时候，当行贿送礼者进贡“补品”的时候，他们显然是认可了某些食物的“进补”价值，有干部们带头，不良风气如何还能刹住呢?

食物“进补”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吗?外国人相信“进补”吗?与“进补理论”相左的是，中国几千年的饮食实践也得出另一个简单的道理：粗茶淡饭，一样养人，并非没有人相信，而是吃喝风气太盛，当酒肉穿肠过吃腻歪了之后，有人想再吃粗茶淡饭，发现回不去了，没有人做了。

中国不是食物不足，而是太充足了，以至于“温饱思淫欲”，“食不厌精”，变着花样吃喝浪费和行骗，什么都吃，什么都去“尝鲜”，吃出边界了吧?

食物像什么?像汽油，汽车靠汽油驱动，汽车的价值由消耗了汽油之后干了什么事来体现，而不是由汽车“喝油”的能耐来体现。人的价值观也要重点放在人干了什么事上，不要放在吃了什么“高级食物”或者“高级补品”上。道理虽然简单，但要成为共识不容易，若不正本清源，让“谣言”和歪理邪说继续下去，社会从基础上就“跑偏”了，各种怪事就会层出不穷。

不能仅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待吃喝问题。

主流媒体宣传政府的业绩之一是：改革解决了国人的吃饭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分田到户”的政策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提高了，数量上满足了吃饭的需要，用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这样说，没有歪曲和遗漏吧?

其实，媒体的说法存在三个很大的“漏洞”。一个是：粮食仅仅从田里收割上来就完事了吗?吃饭的整个链条是完善的、科学的吗?有多少不科学的吃法?有多少浪费?有多少污染?有多少不卫生?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能说“解决了吃饭问题”吗?第二个是：吃饭的场所足够吗?吃饭本是人生大事，社会的大事，就任由个人、“自学成才”的厨师、街边饭馆和排挡瞎凑合吗?就任由“外卖小哥”提溜着餐盒满街乱送吗?“外卖”被政府宣传成“新业态”，连“春晚”都来颂扬“外卖小哥”。我看，在吃饭问题上，第一个该禁止的就是“外卖”，同时禁止的还有“农家乐”。“外卖”的品质和卫生无法保障，还助长了订餐者的懒惰，产生大量外卖垃圾;“农家乐”就更是瞎凑合了，散布在农村和旅游区的餐馆今后要搞标准化，旅客不要在吃上好奇，被所谓“特色美食”诱惑，食物以简易卫生，填饱肚子为准，农民挣钱的方式改为提供有欣赏价值的景观，而不是指望在“农家饭”上赚一把。城市商业设施已经过剩，要腾出空间和场地，建设高标准餐厅和厕所，把三分之一的科研力量和科研经费投入到解决吃饭和如厕问题上来，一并解决上述“短板”。以后，城市和社区里最显眼的是食堂和厕所，食堂24小时供餐，正餐时间之外，由机器供应简单食物，手机预约，有居家病人的可以配餐。大数据掌握个人饮食数量和营养搭配，对于超量饮食者，断供，掐住他的胃。禁绝零食，只提供给特殊工作者方便食品。就餐环境好，就餐方便，卫生营养，节能节水又环保，吃饭时看着食材，赏田间风光，接受饮食教育，使食堂就餐成为主流。

第三个“漏洞”涉及到解决吃饭问题的代价，只宣传成绩而不承认代价，不计成本，会助长机会主义，助长政府的不负责任。“分田到户”的政策，是自上而下推行的，跟现在的很多政策一样，并没有多少“群众的创造”。这个政策的弊病很快就彰显了，只是捂住不让说罢了，其中一个严重的弊病就是没有顾及生态承受力。东部地区，水土气候都适宜，种啥都有收成，就拼命扩大生产，提高种植强度，导致土地肥力下降，在“让每一寸土地都有主”和都开发的政策鼓励下，多少河流干涸了?多少湖泊和池塘消失了?多少物种不见了踪影?谁家的小孩见过清洁的河水，谁又在河湖里游过泳?再看西部地区，“分田到户”在那里成了“分山到户”和“分草原到户”，完整的草山和完整的草原被扯起的尼龙网和铁丝网分割成了无数的小块，牧民就在那小片区域里放牧。先不说那些需要游猎和迁徙的大型动物们还如何能活，这个政策的确让牧民短时间内“富起来”了，但好景不长，由于过度放牧和开矿等原因，草山和草原退化，环境恶化，牧民陷入了贫困之中，同时，环境的恶果传递到东部，额济纳的风沙刮到了北京，长江源区向沙漠化演进，蓄水和来水减少，金沙江流域植被破坏，长江下游洪灾泛滥，……青海省玛多县一度是全国最富裕的县，很快就陷入了贫困，成为最贫困的县;青海省一些部门为了一点批条子的蝇头小利，就允许附近省份的人去可可西里淘金，金子没淘多少，却发现了大批的藏羚羊，于是，疯狂盗猎开始了，短短几年，就将藏羚羊打得没了踪影，高原的生态链随即崩溃。索南达杰眼看自己的家乡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主动辞去公务，像堂吉诃德战风车一样去阻挡对藏羚羊的捕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一个走过青藏公路的人，无不在索南达杰纪念碑前驻足凭吊。这段血泪历史，身在庙堂，玩命贪钱和挣钱的东部人，有几个人了解和关心过?青藏高原离你远吗?几千公里;与你有关吗?每天都享受着它的馈赠，却麻木不觉。

当环境恶果显现久了，社会必将不稳定，才有了后来的“生态难民”和“生态移民”，政府巨额投入到重新安置生态难民和恢复生态所花费的钱，也足以养活那些牧民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高原上生态恢复哪有那么容易?加上高原旅游热的破坏，恢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我详述这件事，是想说明：“分田到户”，一分就灵，一分了之，全面铺开，是不是操之过急?是不是没有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决策者应该承认，自己的决策不过是在进行一场试验，不带神性的仅仅是“分”嘛，有啥技术含量?，应允许参与试验的人进行评论和修正，把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摆得更柔性、更活泛一些。如果对“学者”的理论和“智囊”的说辞辨不清真假，就去看看高原上裸露的岩石，退化的草山，遍地的鼠兔，瘆人的毒毛虫，……，答案在大地上写着呢。

对土地过度利用，过度开发，这个过程并没有成为历史，就在不久前，西南某省一个女乡长，为了落实“两会”精神，回去就组织开垦了4000亩“荒山”种植果树，“荒山”的生态价值在“致富梦”面前依旧没有地位。过去，人们想爬山就爬了，现在还有“荒山”可爬吗?到处是围栏或关卡，再上山就要交钱了，这在草原地区也是一样。

我们为了“吃饱饭”采取的孤注一掷的政策，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事实证明，进入工业化阶段之后，粮食在数量上容易解决，全世界除了动乱的非洲之外没有饿死几个人。“积极性”一说很快就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取代，这是对国内和国外发展实践的客观总结，“一分就灵”或者“一包就灵”被事实否定，但没有得到正式的检讨。

在“吃饱”和“工业化”的基本目标达成之后，社会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是继续高速“致富”，还是消停一点，静下心来，认真解决与吃有关的各种问题?“吃饭文明”是最重要的文明，它不会自发形成，需要着力培养，扎实推进。作为公民，应该具备两点意识：不要像猪一样吃饭，也不要相信“高级食物”能延年益寿，相反，一不小心能“吃出病”来，营养均衡就行了。现在，鸡鸭的伙食都定量了，个人的饮食要不要也来点定量和控制?人吃多了，消化不了，毒性就积累在体内，与其去健身房耗能和减肥，不如少吃点饭，多干点活。“管住嘴，迈开腿”，不能仅限于民间自娱自乐的口号，这要纳入政府的规划和目标。

不能一个口号管几十年，那会使许多问题被掩盖不能解决直至烂掉，造成人间悲剧三鹿奶粉、SARS和新冠肺炎就是这样造成的。要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随时修正口号。当下人们的健康和环境的平衡，成了压倒一切的目标，群策群力，切实加以推进。

网监无小事——

隐患并非没有苗头，若被人为“捂住”，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灾难，新冠疫情就是最好的例子。

新冠疫情作为“天启”，说明暴露问题，揭露阴暗面，是多么重要，而实现的途径就是民主，毕竟“民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不能仅仅当做招牌，或者歪曲民主的含义，楞是搞出“花”来，又是“协商”又是“智囊”的，把民主包装得“高大上”，悬在半空就是掉不下来。民主是什么?是生活，是实践，是锻炼，是解决日常问题的方式。民主不仅能当饭吃，还能减轻和避免灾难，有什么理由惧怕呢?

被誉为“吹哨医生”的李文亮同志去世了，本不该再搅扰他，只是他的死激起了重大舆情，调查组介入调查。舆情的迸发，源于群众对“网监”行为的不满，因为他用生命代价证明，网监部门错了，却没有得到当面道歉，他是带着处分离世的，任何事后的补救都不能让公众觉得公正的回归。那么，人们不难联想，网监部门还有没有其他错误?它是如何“侵入”私人聊天室的?这跟“窃听”有什么区别?在主流媒体动辄就警告公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时候，“网监”有法可依吗?它的执法行为有什么边界?要不要经过公众授权?虽然最高法的官媒对“谣言”有了一个解释，但依然把审视“谣言”的目光对准了大众而不是机构、学界和政府，大家至少应该平等嘛。为了能让公众理解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就不能再从“大道理”上找依据，而是遵从常识为好：“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网监的专业知识够吗?不够就不该轻易说人家散布谣言。我看对李文亮的训诫书，那格式和“罪名”都是固定的，没有见上面有网监部门的调查取证，就宣布李文亮在散布“谣言”，且“引起不良社会后果”，事实证明正好相反。这不可能只有武汉的网监在这样做，全国的网监行为究竟引起了多少“不良社会后果”?这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应该调查。

不仅如此，“网监制度”和“网监思维”还被各个单位效仿，单位内的工作群也有人监视，包括在员工中安插“信息员”打小报告，你不能提单位的问题和阴暗面，否则，就遭“禁言”，或被“踢”出群，即使有关部门的人看到了，不仅不回答和解决问题，还故意连发垃圾信息，将“吹哨人”的贴子“顶”上去，让别人看不到，你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还在“实空间”穿小鞋，严重压制了单位内部的民主，使得工作、改革都难以推进，长期一潭死水。网络的发达并没有阻挡部门和干部的胡作非为。这就不是小问题了。

市场能成为迷信吗?——

真有人迷信，以为市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连环境都可以作价，由市场解决。缺乏对市场负面作用的清醒认识，以为个别事例不足以否定市场的作用。例如，迎战公共卫生事件的主力军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的私有化改革曾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发现问题太多，又收回来了，证明市场并非万能。公交问题亦如此。

引入市场，本质上是引入竞争。有些急需的和探索性的事情，投资不足，吸引资金，引入市场是可以的。对于需要平稳发展的事情，例如吃饭、穿衣、出行、看病、上学、住房，等等，引入竞争就会搞得一团遭。这些方面需要社会化运作，大家的事一起办。

“三级医疗制度”是对医疗市场化的回应。这种理念扩展的还不够。例如：社区能有医疗机构，为啥不能有“制衣机构”?中国是制衣大国，有人整天喊着“品牌强国”，说制衣行业利润很薄，是因为没有品牌。这些人满脑子想的是赚大钱，可就是没有想着老百姓穿衣的实际需要。你以为现在穿衣很容易吗?你逛一天能买到合身的衣服吗?你在网上花多少时间才能碰到一件合身的衣服?那衣服花里胡哨，是人穿的吗?所谓“时尚”，带坏了多少人的审美观?老年人要穿宽松的衣服，孩子也要穿宽松的衣服，大家都要穿宽松衣服，有谁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现在的母亲和妻子很少有做衣服的，买来的衣服不合身，孩子穿着难受，影响穿、脱和排便，只是孩子说不出来罢了。服装店里大量的衣服卖不出去，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和空间。衣服的价格虚高就不用再说了。

穿衣的庇体御寒作用已经不是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穿着合身，要求制衣机构“量体裁衣”，而不是“穿名牌”，这个风气不能提倡。合身的衣服能穿的更长久，避免浪费。制衣机构进社区，制衣技术着重“量体裁衣”，居民在社区就能解决一般的穿衣问题，“市场”不就抓在自己手里了吗?对外竞争，如果失去了国内这个最大的市场，搞什么“与国际接轨”，按别人的规则行事，不挨宰才怪呢。

竞争未必能使百姓受益，使产品得到完善，身边的例子比比皆是。

汽车行业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了吧?看看满大街摆放的和行驶的汽车，一个比一个丑陋，要阳刚没阳刚，要俊秀没俊秀，你抄袭我，我复制你，那名字起的就更没有文化了。你发动机做不好，外形还做不好吗?汽车不就是个交通工具吗，有必要在上面弄出“花”来，分出贵贱吗?不是在外形和基本功能上下工夫例如在拥挤的地方泊车不剐蹭，这对女士很重要，而是在“高端”上费尽心思，引领奢靡风尚，车没卖，先卖人。古怪和丑陋的外形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各厂家所产车的配件不能通用，白白浪费了大量的资源，倒是给GDP虚胖做了贡献，也给群众用车增添了成本。丑陋汽车大行其道，还跟中国伺机的审美情趣不高有关，无论多么烂的车，都能卖出去，这还需要改进吗?

汽车政策的矛盾和短视更是严重的“短板”。中国与美国的面积差不多，却有三分之一的面积不能居住，不能行车，而中国的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汽车政策能仿效美国吗?大量汽车上路和沿街停放，会车都难，那不是堵死自己吗?连消防通道都被挤占了，要是打起仗来，不用别人大轰炸，自己就能践踏死一半。口头上喊着发展公交，私家车发展的却更快，连四五线城镇都堵车了，“躲到乡下去”也成了奢望。那满大街喷吐的烟雾，消耗的可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啊，换来的是供学者写文章、供政府吹牛的GDP数字，这样的“睁眼瞎”经济学哪里有一点“人学”的味道呢?

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搞全面竞争，成本和内耗奇高，与打内战无异，哪还有对外竞争的凝聚力?想想铁矿石进口竞价飙升，想想稀土出口竞价犹如卖白菜，就相信此话不虚。“人口第一大国”这个称谓，有什么特殊含义吗?有人曾经把人口作为分母，一除，发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多么困难。骗子们却发现了另一个“规律”：“傻子总有一定比例”，头脑聪明一点的，都当骗子去了。我这里提另一个视角：在中国，要是人人都往一处想，差不多就意味着灾难的来临，不信，想想炒房、私家车、上学这些事，你就信了。

生活，是该讲究科学，精打细算，还是大玩意识形态，闭眼诵经，乞求神灵保佑呢?这是个问题。

学校是在培养人才吗?——

学校从来就不是平静之地，甚至不是干净之地，那里的隐患要多大有多大，这个“死角”不能视而不见为啥叫“死角”?因为有个虚假的光环罩着：“灵魂工程师”，不好意思动它。

眼下，教育部门对待毕业生过剩、就业难，采取的对策是“专升本+研究生扩招”，一下子扩招了50万人，理由是“缓解疫情对就业的冲击”，“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以备释放”。这个事，最能体现教育部门和教育行业的“能耐”。

教育部作为一个部门，自然有它的难处，“临时抱佛脚”也难免。但是，背后的逻辑却不得不说一说：学习年限是可以随便延长的吗?延长年限之后，那些设想的“好处”有没有再另说，这代价却是明摆着的。知道“啃老族”这个说法的含义吗?可不仅仅指那些“宅”在家里的寄生虫，更包括那些貌似“在提高素质”的在校学生，多数人接收了“过多的、不适宜的教育”，他们不但是在为少数精英“陪绑”，远离生活和真实的世界，学习压力搞坏了视力和身体，造就了大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更是让家长和社会因为减少劳动和消耗财富付出了双重代价。春晚小品《快乐其实很简单》里孙涛儿子不时发出的微弱信号——“给点钱，给点钱，……”，就是说的这件事。

教育产品在“出口”上的惨状，反映了中国教育“强国之基”名不符实。教育的“正作用”无需多谈，那是应该的，它的“副作用”却日益凸显，这里不提那些“老话题”了，只指出一点：学制太长，学习成本太高，学了很多无用的东西。

中国学制有多长?简单的算式是：12年基础教育+4年大学+3年研究生+3年博士=22年，这个算式没错吧?这还是少算的，要是算上博士延期和博士后，25年都不止。20多年的学校培养啊，才懵懵懂懂地进入社会，还不知道要锻炼多少年才能成为工作的熟手，到时候就35岁开外了，最多工作25年就该退休了，要是摊上一堆烦心事，再摊上一个不懂事的老婆，加上各种七七八八的伤病和损耗，一个人还能为培养他的家庭和社会做多少贡献呢?想一想，地球上还有哪种动物需要父母和社会供养30年才能自食其力?这样的物种还有啥优势?

学制太长对社会的伤害，跟医生对病人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拖延治疗，后果是一样的，这样比喻，也许就好理解了。

毛泽东同志生前对于学制太长是有警觉的，他曾经号召“要缩短学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以致用。”这个号召被“改革”掉了，换上了云里雾里的“三个面向”，全面照搬西方学制，对于学习成本过高、不计成本、“过度教育”和“教育致贫”缺乏警惕。之后，有两个“神话”接踵而至，加深了对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伤害。一个是“宿命论”，另一个是“通识教育”。听起来有点耳生吧?这都是学术圈里的事，老百姓可能还蒙在鼓里，但却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

啥叫“宿命论”?据说，故事是这样的。有人从国外资料上查到一篇文章，作者说，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依次要经过“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和“普及型教育”等阶段。大家知道，学者，即使是教授，不写文章也保不住饭碗，上述那个作者没事找事，也就随便一写，并没有说中国也要经历这些过程。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篇文章竟然漂洋过海，成了中国制定教育发展规划的依据。如果仅仅套用上述名称也无大碍，关键是，决策者看重的是那篇文章里关于各个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比例，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大扩招的由来，并把这种扩招所达到的比例作为“教育大国”的宣传材料，以及反过来佐证中国经济所达到的高级程度。简言之，这是一项“要面子”的决策和工程，与上面所关注的“教育成本”和“教育过度”没有一点关系。教育部门对于高校大扩招随后给出的辩护理由有很多，这里就不罗列了，我只想指出一点，也是戳到这座宏伟的教育大厦“命门”的地方：你招了那么多的学生，合格的老师在哪里?教学条件具备吗?学生能找到工作吗?

在决策者和高校管理层看来，培养人才跟生产火腿肠一样容易，可以批量地、机械化地生产，只要有人凑合着上课，按“培养方案”完成授课过程，再在考试和毕业设计时“通融”一下，就培养出“合格人才”了。“教育大国”就是这样来的。

再说“通识教育”，这个说法的源头太遥远了，据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孔子时代，是一些吃饱了之后胡思乱想的人在“拓展人生”时有了一些感悟，就告诉那些快要饿死的人“何不吃肉糜”?这个“高调”只有那些几百年才能出一位的哲人唱得起，但却已经在中国大学和中小学推行开来，它的要点是：啥知识都学点，不要急着学专业。如果家长听说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是这样学的，学的不伦不类，尽是“半瓶醋”，不气炸了肺才怪呢。

专业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专业不精，起不了大作用，“半瓶醋”还可能干坏事，这正是“就业难”的根本所在。现代社会，专业分工太细了，一个人能学到精炼、管用，已经不容易了。对于一个团体，专业人才的合作才是正道。那些以为逼迫学生通过云里雾里听几节“通识课”就可以成为“通识人才”的人，自己是“通识人才”吗?不学专业学“通识”，毕业了，学业不精，还要继续读高一级学历，一级为一级打基础，无端拉长了学习年限，让学生、家长和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账，该怎么算呢?

一个学有余力的人，自然会涉猎多方面的知识，他自己有兴趣，有动力，目标明确，这样能学好，而强迫学习那些不感兴趣的东西，不是折磨人吗?更主要的是浪费时间，耽误专业学习。再看看历史上那些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们都是“通识生”吗?很多人都是在某个方面成名之后，有条件涉猎多种知识，才显得“很有学问”，通古达今，这个关系不能颠倒。尤其要注意：教育的职责是授业和解惑，“传道”就在其中，要是单独列出“传道”的课，那就乏味了。教育不能“定向培养”杰出人才，杰出人才是自我努力的结果，一厢情愿地以为加了“通识课”就容易出人才，这是非常不靠谱的。

“通识课”或“多选课”或“公共课”，扰乱了学生的注意力，学生涉世未深，不知道生活的艰难，只要允许，焉能不涉猎广一点?但是，时间就那么多，专业努力不到位，到头来学不到本事，难受的是自己。

“宿命论”为延长学制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识教育”赶来捧场，一唱一合，就把学生的青春浪费在“读死书”里了，社会需要干活的人在哪里?都在学校里“宅”着呢。必须正本清源的是：专业本领的增长尤其需要实践锻炼，脱离实际，一味读死书，多半是一些“废品”。

专业学习必须搞好，细账必须要算。那些云里雾里的课程，可以作为“科普”，供感兴趣者自学，但那是在毕业之后，至少是不在必修的课程里面。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必须培养专业人才，否则就该关门，啥理由都不成立。

比如一所物理学院，被公共课所逼，专业课课时不足，实验课走过场，学生毕业了，不会用微积分解决物理问题，连“计算物理”都没有听说过，示波器不知咋使用，看待物理还是中学的水平，这样的学院就可以关门了。可事实是，它没有关门，还堂而皇之地继续为中学输送教师，他们到了中学，自然是教坏了学生。比如：人类经过了几千年才搞清楚行星是沿着椭圆轨道绕太阳转，他们教给学生的是圆，反复做圆轨道的题目，题目做多了，学生以为椭圆轨道也没啥重要嘛，用圆轨道代替也是可以的嘛，开普勒和牛顿用得着费那么大劲搞个椭圆，至于嘛——这是十足的误导。而到了原子物理部分，“轨道”概念失效了，他们依然反复让学生计算电子的圆轨道，甚至还要求学生计算在圆轨道上电子的动能，从一开始就给学生灌输了微观世界错误的观念，到了大学很难纠正这种印象。再比如涉及到在空气中运动的物体，他们告诉学生，“空气阻力是可以忽略的”，在这种观念下，学生不会去想空气阻力的影响，做了很多无意义的题目。……诸如此类，谁能说专业学的不精没有关系呢?贻害无穷嘛!

有的中学老师或许觉得冤枉：课本上就那样写的，高考就那样考的，我们不那样教，不行呀!诶，这倒是个理由，但不能原谅错误的教法。这里就涉及到编书的问题了。明明知道中学生是不能学懂像行星轨道和原子态这样深入的知识，为啥还要写入课本呢?你以为科普一下就算了啊?你叫人家怎么讲?这样的教科书对于教坏了学生是有责任的，它是为了配合高考才不得不这样写，否则，可能觉得内容不够，不好出考题。

到这里，有人可能觉得遇到了“死结”，也有人可能觉得这是故意挑刺，大局还是过得去的嘛，成绩与不足是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关系嘛!“理科男”却不这样认为，遇到了“死结”，要么等死，要么“网破”。“1个指头”好比华南海鲜市场的脏乱，只有明眼人才能看出它是要命的隐患，不改不行了。

破解的办法没有想象的复杂：学生不能学会的知识，就不能教，无论哪一级教育，要教就把学生教会，会写，会算，会说，会用，不教“半瓶醋”，不走所谓“给高一级教育打基础”的老路，那没有个完，也分不清是谁的责任。各级教育都走向专业化，自成体系，各个学校也自成体系，自主办学。一所学校要向学生承诺：在这几年内，我一定教会你做这样的事，以后你想往其他方面发展，那是你自己的事，我不给你做那样的铺垫和保证。

分清责任，彰显水平，自主办学，学以致用，早做分流，提升专业质量，缩短学制，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新生劳动力，把劳动年龄提前，把工作锻炼提前，然后配合延迟退休，两头扩展，解决劳动力不足，应对老龄化社会。

一旦着重专业化，高校招生规模就要缩减，要退回到“精英教育”，全国每年毕业300万，中间被淘汰部分不算。这样的规模，不仅考虑了合格师资的数量和教学条件，也考虑了毕业生岗位的数量指关键岗位和培养成本，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

用心打造最好的大学专业教育，将这把“梯子”扎牢靠，是中国教育“翻身”和自救的关键，使有志青年在大学就能奠定奋斗一生的方向和专业能力。这些人中，一部分要读博士深造，一部分要做工程师和农艺师，一部分要做医师，一部分要做教师，然后与博士毕业生形成梯队。高校师资中博士学位要占一半以上，大学以下学校的师资主要部分来自本科生。

有了专业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这一级就可以取消了。

这样算下来，全部学制的时长加起来就可以缩短3年，即：基础教育11年+本科4年+博士4年=19年。这是匡算，有的专业可以2年或3年毕业。即使是缩短3年，也是不小的数字，从消耗和贡献两头算，其价值就大了。人生苦短，学习年限适可而止，人类的进步要靠长期的积累，时机的孕育，而不是一蹴而就。

“基础教育”是真正打基础的，知识教育只占较小的比重，重在体验生活，学会做事，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练一技之长，旅行万里，亲近自然，让世界在心中留有牵挂，练好身体，多学汉字，表达流利，能记会算。在最后一年，专攻数学和外语。

当高校有了完全的自主权之后，招啥学生自然也要自主了，全国统一的高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学校自己组织网络面试，学生找一个单间，启动招生软件，打开摄像头，展示相貌，报上姓名，然后坐下来回答招生老师的问题，一个小时的聊天，基本就能敲定该生是否适合专业学习。网络招生可以随时进行，包括补充被淘汰学生的缺额。没有淘汰制，出不了真水平。

教育不能唱“独角戏”，因为教育是改良社会和服务社会的，若企业和社会只想着送来合意的人才，供自己挑来挑去，却做旁观者，那怎么行?事情要两面兼顾，今后，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要把教育的需要纳入其中，比如：学生要实习，你要提供场地和机会;学生要参观，你要开放;学生觉得网络游戏使学习分心，影响网速，你就一禁了之;学生要放飞机，你要在高层建筑顶上预留平台;学生夜晚观星，你要关闭灯火;学生要学开车，你要当好师傅;学生要听故事，你要走进教室;学生觉得你挥霍太多，你要把钱捐出来;学生举报有家长虐待孩子，你要把家长吊打完了再询问;……总之，要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铺路搭桥，大开绿灯。最后，再来一个“硬核”的支持：学生毕业了，你要给工作岗位——别皱眉头，很简单，办法早给你想好了：将工作制改得灵活一些，比如：不要都8小时工作，甚至还要加班，不用搞的那么累，把工作改为2小时，3小时，4小时，……，大家不就都有工作了吗?如果干部和领导觉得不公平，那就将干部和领导增加一倍，比如：公安局设两个正局长，市长也设两个，如此这般，很多人都过了一把当领导的瘾。说句笑话，美国有一个总统，他那点人都管不好，我们人口是他们的四倍，照理有四个总统，对吧?设两个市长并不算多。

社会主义是什么?有饭大家吃啊!科技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生产力提高了那么多，要是吃一口饭都这么难，那还叫社会主义吗?不要假设在地球上可以无限拓展空间，能无限增加工作岗位，很多人，包括学生，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立锥之地没有，想开荒，想找山洞搭个窝棚都不可能了，更不要说在大街上搭个窝棚以栖身，你让他们怎么活啊?还是要面对现实，和和气气，谁让咱们人口这么多呢?先到者与后到者，只是上苍排了一下队，大家都是一个队伍的，没说让先到者独享世间的美好，让后来者在门外喝西北风。

高校里的那点事——

“死角”里还有死角。

高校里的“水”深着哪，黑咕隆咚。

学生毕业即失业，为了工作跑断了腿，花干了钱，看惯了冷眼，高校的领导无动于衷，责任一推六二五。

高校领导个个是花钱高手，抢镜头，摆阔气，风光无限。

只要留意一下他们的行踪，没有几天在学校里呆着，见不着人影，偶尔在校园里逛逛，那叫“视察工作”;逢年过节，分头到几个固定的退休教师家里走一遭，那叫“尊师重教”;开会念一遍上级文件，那叫“反腐倡廉”;搜罗一屋子关于教师的好人好事，取名“教师博物馆”，那叫“为国弘文”，立“教师精神家园”;政府亲商，统战创新，那就建一所“同心学院”，为“新阶层人士”提供贴心服务;……总之，没有一件与教学、学生和教师利益相关的事情，但却能在上级领导那里得到“勇于创新”的表扬……你要是有幸工作在“圣人”故里，还会领略到“不敬活人敬死人”的滋味。

学校建有几个部门的工作群，没有一个校级领导加入，他们从哪里知道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和存在的问题呢?摆样子的事情倒是做足了工夫，校园网左边设“问政平台”，右边设“校长信箱”;“主题教育”运动来了，就设“意见信箱”;要开教工代表会议了，就征求提案，却严格限制代表资格;……没有一个信道是管用的，几个办事员就能将火烧眉毛的事情与领导隔开，绝不能惊扰了领导的雅兴。当了教授的“专家”乱给别人评职称，领导不管，因为领导建了程序，就当甩手掌柜去了;实验教学一线破破烂烂，要揭不开锅了，你喊破了嗓子没有人理;仪器采购质次价高，没有人过问;你忍不住给校长打电话想反映一下，校长说他是“抓全面工作的”，教学工作找副校长去谈;你又找到副校长，副校长却说她要给研究生上课去，完了还要出差，没时间谈……皮球被踢来踢去。从此以后，校园网上的办公电话簿改了，校领导办公室的电话不见了，号牌也变了，人名没了，只写“校领导办公室”。

在高校，领导最看重的是“光鲜事”，啥事“光鲜”?就是科研，抢着抓，不遗余力。谁要是能申请到省部级科研项目100万，学校“匹配”给他40万，依次类推。啥叫“匹配”?就是喝茶的钱，甭管100万是否够用，40万你拿去喝茶，这叫重视和支持科研。这力度要是一见报，肯定能火，但明眼人能看出其中的“猫腻”。你不是发表论文了吗?给学校增了光，不能亏你，按期刊的“级别”发给你“科研奖”，要是还被引用了，再发给你“引用奖”。这样算下来，一个“论文大户”一年的科研收入赶上工资收入了，这对教师的激励该有多大啊?这年头啥事不要钱?趁着学校的政策好，赶紧多制造一些论文，不用几年，就可以买一套房子了，还能评上职称。你个傻帽，就你能，叫唤什么教学?穷死你!

校领导都是人精，怎么能不管教学呢?出台政策，激励一下。你写了一本教材不是?奖励。你参加讲课比赛了不是?奖励。你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获奖了不是?奖励。你写了教学论文了不是?奖励。你主持了一个教改项目不是?奖励。你给学生介绍过报考院校，学生也考上研究生了不是?你为学校就业率做了贡献，你就是“大学生学业导师”啦，按考上人数，重奖!……钱撒出去，上级来检查，我重视教学了呀?看看我校有多少教学成果呀?领导能给点掌声不?领导真鼓掌了。不过，要是换个懂行的领导，一句话就能拍死他：你营造的这个把戏，我怎么看怎么都像一地鸡毛啊?

有如此渴望政绩、显摆和政治作秀的学校领导，整天生活在真空里，撒起钱来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们带出来的院级干部队伍，能不有样学样?依次类推。指望他们为党为国分忧?你想错了，他们眼里只有自己，只管传达领导的指示，对一线教师的呼声置若罔闻，排斥异己，加以政治歧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头说要加强政治控制，他们就能“发明”各种机构和名头，向教学和学生伸手，把学生鼓动起来去“创业”和竞赛，对老教师喝五吆六，去服务他们的“创意”。眼看着学生荒废学业，专业一窍不通，老教师心焦啊。老教师都有点资历，说话有些胆量，怎么对付这些老家伙?大量招收博士，把教学权力交给他们，名曰“给青年人发挥才能搭建平台”，把老家伙们挤出去，明里暗里鼓励年轻人看不起老家伙。你说造成了教学经验断层?去你的鬼吧，要什么经验?谁还不会教个学?……有权就是横啊，在这种心浮气躁、满嘴跑火车校领导的带领下，那些需要积累，需要传承，需要精雕细琢的教学和科研，搞成了一地鸡毛。

无论从师德还是从官德上讲，如今的大学领导都比不上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刘道玉，刘先生不恋官，不媚权，急国家所急，改革旧制，多出人才，一份热发两份光。现在，大学生研究生数量是够了，却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作为名义上的国家栋梁，你们大学校长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吗?现在需要的不是谁能“讲政治”，而是谁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把执政的价值观摆正到民生和人民疾苦这个方向来。

我这里启发一下，钱该怎么花。

教学实验室多年不更新设备，好不容易等到上头拨给一点购置仪器的钱，你们好意思挪作科研经费吗?所谓的科研，最后连一个“泡”也没有冒出来，被害苦的是谁呀?

如果这还算小钱，那些大钱就更要讲究怎么花了。

几亿光年之外两颗黑洞合并了，短时间发出引力波，有幸被LIGO看到了，这个事件是“科学的大事”，也许过去发生过多次，并不意味着什么宇宙灾难，就好像太阳每天都发光一样。有人不淡定了，嚷嚷着要搞引力波探测，国家给钱吧。搞这玩意儿可不是花三毛两毛就能成的，即使再测到了，那也就测到了，你对黑洞、中子星和引力波能咋的?至多做了一次“科学上的雷锋”。与此同时，另一个连影子都没有的大项目上天了，“悟空”卫星，花了20多亿，说是去探测“暗物质”，测了一堆高能电子数据，只比国外人多测了一小段，仅仅显示了一点起伏，这就算交代了?“暗物质”在哪里?这种理论根据不足，探测原理悬疑，急着要出“原创成果”的大举动，真的就只是满足了一下科学家的好奇心而已，20多亿打了水漂。知道20多亿能干啥吗?能建一所“实验研究院”，不仅能让中国的实验教学从内容到设备焕然一新，所培育的人才支撑起实验教学的天空，还能为科研一线输送“接地气”的精英人才，能开辟新的研发方向，解决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难题。

诸如此类的冤枉钱，该不该花?中国家大业大，任何一点失误，那都是惊人的损失，甚至能伤到筋骨，不可儿戏。耐住性子，夯实基础，有所为有所不为，能互补就互补，能代替就代替，慎言全面超越。

如上所述，高校是这般做派，要是不来个大变革，啥学制改革计划都泡汤。下面就说说该怎么改。

第一个变革：撤销高校的法人地位，人权财权收归省里，高校仅仅是教学单位，学校建设、维护和教学的日常开支由省里按计划拨付。

第二个变革：高校是专业教学平台，这里要注意：重要的是专业而不是学校，也不是学科“学科”一词值得玩味，难道学专业的时候，需要瞻前顾后学的是什么“学科”吗?做科研的时候，难道要对标“学科”才能入手吗?，省里对平台实行“扁平化”管理。

第三个变革：科研与教学分离，科研平台另设管理机构，全省高校共享，教师有科研假期，学生可参加科研，学校不再“科研教学两手抓”，教学实际上在应付，彻底明确高校的职责。

第四个变革：高校教师的入职由省级人事机构专门办理，经公开答辩，只要基本条件够格，就发给资格证书，在全省高校里双向选择，试用期2年，工资由省里规定，彻底杜绝高校随便给待遇的漏洞，各高校再也不能比着撒钱和恶意挖人，比着抬高人力成本，也让刚毕业的学生放平心态，不要以为有一张博士文凭就可以待价而沽，要用扎实的奋斗创造真业绩，全省的平台都供你使用。

第五个变革：废除职称制度，竞争上岗，只设岗位，有岗就有待遇，没岗就没有待遇。职称制度将教师的动力都引向了评职称，也成了管理层拿捏教师的有力武器，从初级到高级竟然分了十三级，琢磨一下，那些细微之差的级别很有侮辱的味道，好像有人用绳子吊着一根骨头，逗着小狗练习跳高玩儿似的。评职称，得个人申请，你埋头教学，教的再好，不去申请，也没人理会你;即使申请了，还得“专家”评审，那评审过程跟闭着眼睛画圈没啥区别，每年上下发动，轰轰烈烈的评职称活动，就在“专家”那里草草收场，你说这不是逗人玩吗?那些裙带关系，那些人情世故，就更是让评职称充满了乌烟瘴气，越评矛盾越深，越评内耗越大。从此以后，以前评的职称都“归零”，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避免节外生枝。

第六个变革：建立有竞争性的、职业化的高校校长制度。校长的职责：负责全校师生的安全;协调各个部门做好配合;受理教师个人对改进工作的建议;研究专业需求变动，提出缩减或增设专业的计划;与党委配合，组织师生践行对国家的特殊使命。

第七个变革：党委只管联系群众，娱乐群众，动员群众，扶弱济困，平时不干涉学校的业务，废除“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第八个变革：省里统一提供后勤服务，建立公开透明的后勤保障体系，真正为师生排忧解难，而不是摆出“大爷”的架势，令斯文扫地。

第九个变革：建立一支专业化的资产管理和评估队伍，保障资产的安全和高效使用，有透明的采购渠道，有专用的资产储备、维修和运输设施。

改革四十年了，谁能相信高校没有改革过?越改越死，越改效率越低，越改越非人性化，越改“幺蛾子”越多，何也?因为所有的改革都没有触动改革者的利益，只见他改别人，别人改不动他，恣意妄为，践踏“天条”。

不改，是真不行了。

能看看你的科研成果吗?——

科研投入，力度不谓不大，成果若按论文数量计算，可能是世界第二了。然而，你能看到多少呢?这些成果都在哪里呢?它们大部分都写成了外文尤其是英文，在外国期刊上印着呢。如果你外文不行，自然看不懂这些论文，问题是，你连看到都难，你是要花钱的，而发文章的人，更是要花钱，谁白给你编审刊印啊?你作为纳税人支持的研究，结果你都看不到，看不懂，你能满意吗?

发文章，是表达成果的重要方式，文章是一定要写的。你以为发文章容易啊?满世界投稿，一次次地被拒，要是遇到一个“水货”审稿人，耽误了你发表不说，还能把你气出病来，心里留下很大很大的阴影。所以，发文章也辛苦。另一方面，有份量的文章都投稿到外刊了，导致中文期刊的文章质量普遍下降，被冷落和遭受贬低，恶性循环。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应先在国内呆一段时间，让国人学习学习，延伸延伸，再让外人看，对吧?但这都是奢望。

读者可能猜出我要指出的另一个“短板”了：国家对文章发表服务基本上无作为，放任自流。

改革的呼声久了，中文期刊的地位才仅仅在评职称的时候略有提高，规定至少有一篇中文文章。

另外，不论外刊和中文期刊，在一些谋利集团的操纵下，被划分了“级别”，这给登记成果、评定成果带来了新的负担和问题，尤其是成果评定上，采取了非常省事的办法，就是不看成果的真实和价值大小，仅仅根据刊物的“级别”来判定就完事了，这使中国的科研队伍里挤满了“南郭先生”，劣化了科研和教学队伍的品质。这就是中国大学校长“识人”的办法，也是大学里有那么多“教授”的原因。

根治这些乱象的办法是：国家收编和合并现有的期刊，成立若干家综合性的中文期刊例如按学部所属领域，或者根据三个“院”划分出三大块，凡是政府资助的研究，文章都要先发表在这些期刊上，待到有了确实的成就，再在上述期刊的外文版上介绍给国外的读者。由于介绍的都是“干货”，自然会引起外国读者的注意，中国期刊的声望和地位随之提高。

国家收编了期刊之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利用网络和电视，组织对文章进行讨论与辩论，推动成果的传播，也便于监视成果的真伪。到时候，有的文章作者就要走上前台，面见观众，不仅做科普，也要接受质问，就得掂量掂量，文章还要不要发表那么多?万一查出水分来，可就不仅仅是在台上冒汗的问题了。

期刊只有一家，还有必要划分“等级”吗?发文章是作者对世界的贡献，还好意思向作者要版面费吗?国家还养不起几个编辑，出版不起几本期刊吗?不能只强调科研的重要，却不知道该为科研人员做好基本的服务，像论文刊载科技成果这一大事，怎么可以拱手让给外人去“收割”和摆布呢?我们习惯于对传统的“主权”和“领土”很敏感，为啥花了巨额资金产出的成果，却没有“主权”意识呢?这样的“国际惯例”有必要遵守吗?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给了中国一个自新的机会，也给了每个人、每个政党自新的机会。大家应该懂得，中国没有宣传的那么完美，那么阳光，存在着很多问题，有“短板”，有隐患，有阴暗面，一旦它们爆发起来，你我都是受害者，不会分出高低贵贱，因为大家不仅生活在一个地球上，而且还是邻居，是上下楼的邻居说“同胞”都嫌远，我们共同呼吸那一点空气，共用一块天花板，假如有一天“天花板”塌了，你我都遭殃，这个道理不用再多说了吧?

前面说过，“有权就是横”，这句话对政府是很好的提醒。有人在政府里生活惯了，也得到了当官的实惠，跟老百姓的感觉早就不同了，总是用挑剔的眼神看待老百姓的发现和呼声，将一切不同于政府的声音阻挡在政府的院墙之外。有这种“嗜好”和“积极性”的干部不是个别的，级别还不一定要多高，就能擅自酿成大祸，他们还会振振有词地对上级说：“我哪里错了?”

总结经验，汲取教训，自我革新，有障碍，这障碍既可能来自干部和政府，也可能来自学界和机构。不是说，改革到了“深水区”了吗?“深水区”这个词是谁造的?它解决什么问题了?仅仅模糊视线和吓人的吧?有人进一步解释说，“改革到了现在，失去目标了，社会分裂了，没有共同话语了。”这倒是事实。问题是：有人承认这个事实吗?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继续高速发展才是正解，越过“小康”，接着奔向“富裕”，就可以堵住“闲话”，老百姓就会拥护你。这就是“共同话语”了?这种思维依然是用舶来的“神话”主导中国战略，根本点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人们不愁吃不饱之后，你以为他会感激你?他会在乎一年是穿两套衣服还是穿三套衣服?难道外国人都吃不饱吗?“吃饱”这件事难道不是我干活挣来的吗?如果“基本点”都发生了疑问，再按这种思路往前走，不是“盲人骑瞎马”了吗?

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会像猪一样只在乎吃。有些问题可能早就存在，不是说近来才存在的，比如：革命年代，老百姓跟着共产党打天下，仅仅是争取经济权利?他们不是也同时争取政治权利吗?二者是一回事，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经济权利，这个道理过时了吗?怎么到了当今，这个逻辑就不成立了呢?你的感觉就是别人的感觉吗?

在我看来，“小康”是个坎，它最大的意义是给了政府思考和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的机会，而不是供政府炫耀和自满的资本。近来，各地政府纷纷宣布“摘掉贫困帽子”，进入小康，这会是积极信号吗?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吗?我们有勇气否定长期的思维守旧，止步不前吗?只有政府带头，扯下神圣光环，食人间烟火，问题才好解决。发动群众，揭露“短板”，把思路倒过来，先从最难的问题下手，才能破解根本的障碍，使改革深入推进，筑牢中国稳定发展的根基，再造一个新中国。

否定一些东西，看似在“退”，其实是睿智和勇气的表现，是对正义和真理的尊重，拨乱反正，任何时代都需要。以退为进，全面调整，这就是结论。

过去，内忧外患，救亡压倒启蒙，救国压倒“救人”，现在，环境和条件大不同了，“人”的问题该提上日程了，新的文化应伴随着“新人”的培育，出现在东方大地上，为这个动荡的世界带来一线希望。

知青诗人顾城说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但愿每一个公民都能抱定这种态度，有这种态度，才能称为“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