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官德思想对当代领导干部价值观建设的启示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德治，孟子对官德建设尤为重视。儒家传统官德思想为当代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其民为贵思想，义利观、非功利道德观、政绩观等，对当代领导干部价值观建设，行为准则规范和思想境界提高都具有继承和借鉴作用。
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
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德治的思想由来已久，特别强调以吏为师，强调治国先治吏、治吏先正德。尤其是孟子对官德建设极为重视。孟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只有好心不足以搞政治，只有法度不足以自动运行。良好的初衷和法律都需要人来将它们付诸实践，变为现实。而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的官德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领导干部官德建设的缺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祸害，官德缺失的领导干部将为下级树立一个恶劣的榜样，将使整个统治集团的官德缺失，进而失去百姓的认同，危及执政的合法性。
同时，孟子对领导干部官德对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导向作用也颇为强调，“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以吏为师传统的国度里，领导干部的官德就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标杆和导向。领导干部官德的缺失也将为社会树立一个恶劣的榜样，使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下降。
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也非常重视官德建设。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一个亲属谈话时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在1986年1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告诫全党，“风气如此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也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自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以自己的良好作风和良好形象带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中有大量关于官德建设的闪光思想，这些官德思想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提高当代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一项紧迫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儒家传统的官德思想可以为其提供文化底蕴。尤其是其中为官者的基本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理想境界都闪耀着历史的光辉，非常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和孟子。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果说孔子教会了我们怎么做人，那么孟子则是教会了我们如何为官。孔子的弟子子夏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积极入世的理念，孟子继承了这一理念并且回应了其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官德建设的理论。在孟子生活的时代，随着周王朝秩序的日益崩溃，士阶层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逐渐独立出来，形成一个以道求仕、藉仕弘道的独立阶层。孟子的思想中有大量的针对仕这一社会阶层精神自觉、价值理念、道德操守的论述，这些也就是孟子思想中关于官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因此，孟子思想中关于官德建设的内容比较集中和丰富。
孟子生活在战国后期，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社会动荡、社会变革加剧，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利益分配格局不断调整、社会秩序不断重建，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也处于转型期。这些特点都与我们当下社会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孟子思想中关于官德建设的思想对当代官德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其中关于为官者基本价值观的思想更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一、领导干部要树立民为贵的理念，以人民的幸福为终极目标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与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秩序不同，孟子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以人民的幸福为终极目标，认为天是因民设君，而不是天授民与君，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它高于领导者个人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梁惠王下》
要求“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即是要求领导干部不因为那些生养人的东西而害人，不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侵害人民的福祉。不能为了发展而侵害人民的福祉，发展只是手段，人民的福祉才是终极目标，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能牺牲人民福祉来追求发展。不能以任何借口损害人民的利益；不能以损害一部分人民利益的方法来实现另一部分人民的利益；不能以侵害人民利益的手段来实现所谓的人民利益。在当代这一要求实际上也就是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孟子的民为贵思想有别于以民为本的思想。以民为本思想是立足于统治者的立场，强调的是没有被领导者就不可能出现领导活动，终极目标是维护统治者的领导活动，以统治者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孟子民为贵思想则是立足于被领导者的立场，强调的是领导活动的产生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人民的幸福为终极目标。实际上也就是强调领导者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天因民设君，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
二、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强调义在利前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说上下交相求利，那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把义放在后头而把利放在前头，那他不争夺是不会满足的。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财富多寡又是相对的，如果一味地追求物质利益就会陷入攀比、抢夺、再攀比、再抢夺的恶性循环。因此孟子强调：“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认为士与普通百姓对利的态度应该是不同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普通百姓对利的追求是合乎情理的，而且领导干部很重要的职责就是保民、养民，满足人民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而士对利的态度则应与普通百姓不同，士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对物质利益采取相对超脱的态度。孟子非常赞同曾子所说的“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士应该能做到无论处于什么情势下都能坚守住道德的底线，坚持基本操守。“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士在必要时应该能做到舍生取义。义不仅是在利之前，甚至应该在生之前。
要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就是要领导干部能够坚守道德底线，坚持基本操守。不能为了一己的私利、为了自己仕途的升迁而罔顾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孟子所强调领导干部坚守的义恰恰是普通百姓的利。要求领导干部做到义在利前，还是要求领导干部践行民为贵的理念，自觉地充当好人民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三、领导干部也可以追求正当物质享乐，但要做到与民同乐
梁惠王在池塘边看鸿雁麋鹿，问孟子贤者也能享受这种快乐吗？孟子答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与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对曰：“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认为领导干部应该有较高层次的追求，但也并不是要求领导干部要做苦行僧，不要求领导干部放弃人们普遍追求的物质享乐，不对领导干部提出过高的、无法实现的道德要求。因为如果对领导干部提出过高的、违背人性的道德要求实际上就是在逼迫领导干部们虚伪。不要求领导干部做圣人，只是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到与民同乐。
对物质享乐的追求是人类需要层次中最基层的需要，它的相对满足是其他高级需要产生的基础。要求领导干部超凡脱俗到完全排除对物质享乐的追求是违背人性的。孟子肯定了领导干部追求正当物质享乐的正当性，但同时强调一定要做到与民同乐，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做到“己予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领导干部不能为追求自己的物质享乐而侵害人民的利益。而且孟子进一步指出“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做到与民同乐，一味追求本统治集团的利益而置百姓生活于不顾，就会产生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一旦矛盾激化，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也会丧失殆尽。正如《汤誓》“时日曷丧，予与女偕亡”。
孟子强调与民同乐也是再次强调了普通百姓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正当性，再次强调了领导干部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天因民设君，领导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的利益。
四、领导干部要树立非功利的道德观，不能为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
孟子非常强调道德的终极价值，强调手段的正当性。不能因为最终的目标是正面的而不考虑过程、手段的正当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
孟子认为做事的手段和途径必须讲原则，无论最终的目的有多大的正当性，都不能成为不择手段的理由。以不符合道义的方式即使能获得巨大的利益比如取得天下也是不可取；以不符合道义的方式即使是极其微小的利益比如草芥也不能予夺。
领导干部从事的领导活动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领导目标的。任何领导活动的领导目标都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的，一般来说不可能存在完全不具备正当性的领导目标。因此，如果不考虑道德的终极价值，以领导目标的实现为最终目的，就会以领导目标具有正当性为理由，进而出现为达到领导目标而无所不为的情况，这样也就不存在道德底线了。果真如此，领导目标的实现本身就是对道德的伤害。
“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反对以利益为标准来衡量行为，认为所谓委屈一尺而伸张八尺，这是根据功利来说的。也就是说为了大的利益可以牺牲小的利益。如果这样是可行的，那么以功利为依据，委屈八尺伸张一尺而有利，不也是可行的吗？即只要最终能够获利，牺牲大的利益来追求小的利益也是可行的。以此类推，只要有利可图，那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为的了，也就没有道德底线了。
领导干部所从事的领导活动，很多情况下会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这种利益的分配往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如果领导干部在进行领导活动时不以道德为最终目标，而是以利益为衡量行为的标准，只要最终能够获利，那么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做的。孟子反对枉尺直寻时并没有指明利益受损者和利益获得者是否为同一主体。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同一主体的枉尺直寻孟子是反对的话，那么不同主体的枉尺直寻，即利益受损者和利益获得者为不同主体时的枉尺直寻孟子一定更是反对的了。
当代的时代主题即是改革，改革也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而且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帕雷托改进的色彩逐渐淡化，利益博弈的色彩逐渐增强。每一项改革都会产生利益受益者和利益受损者。而且随着历次改革成果的积累，出现了马太效应，利益受益者产生胜者通吃的趋势。这些社会现实都要求领导干部坚持非功利的道德观，不要枉尺直寻，尤其不能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增加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且还要平衡利益受益者和利益受损者之间的关系，让利益受益者拿出一部分利益来补偿利益受损者的损失。
五、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牢记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来，君主不实行仁政，臣下尽力辅佐使之富足，这是在使昏君夏桀富足；君主不实行仁政，臣下尽力为其开疆拓土，这是在辅助昏君夏桀。这样的所谓能臣实际上是祸害百姓的民贼。这样的所谓能臣就是在“率土地而食人肉”，是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而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没有将人民的福祉作为终极目标，已经严重背离了为官的基本道德，“罪不容于死”。
当下普遍强调通过发展来解决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但很多领导干部对此的理解产生偏颇，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就是说一切都是为了发展，错误地把发展当成了最终目的。相应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的考核也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为重点，往往将考核的重点落实到GDP数值上。由此使一些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出现扭曲，甚至有人为了经济发展，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样的领导干部还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在他们眼里，为官的政绩就表现在经济发展上，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终极目标。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什么手段和方式都是可以的。这已经严重背离了为官者的道德底线了。实际上经济发展始终只是我们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它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始终是人民的福祉。领导干部所追求的政绩应该表现在人民幸福感的提升上。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地做好人民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