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远去的声音

现在，农村已经很少见到马了，驴和骡更是少见。小时候，我家前边对过就是生产队大院儿，每次听到驴叫，我都要快速地跟着节奏大声嚷着不知从哪学来的驴经：毛驴儿叫，瘊子掉。因为那时手上确实长着三两个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的瘊子，真的希望它快快消失，所以驴的叫声是我心底期盼的声音。要知道，驴也不是天天都叫的。

学校总是放假，春天播种玉米时，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伢子要跟大人们一起下地。每天天不亮，也就三点多吧，生产队长那拉得长长的喊声“干 活 走 啦 ”就会响起，从村西到村东，声音越来越近，直钻进耳膜；从村东到村西，声音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再怎么没睡醒，也要从被窝里爬起来，打着哈欠，跟着哥哥姐姐，向生产队挪去。到了队部，队长点大人的名，老师点我们这些孩子的名，回应的真是五花八门，阴阳怪趣，常常引得众人一哄而笑。此时，我十分快意。

到了地里，大人们刨坑的、撒粪的、浇水的，忙碌而有序。我们呢，负责把种子放到坑里。虽然活儿很轻，可是一天下来，也是腰酸背痛。

有风的日子，很多人会戴上风镜（俗称蛤蟆镜），我好奇，有时也会借来戴上一会儿，只是觉得好玩儿。现在想来，一群人都戴这种眼镜，会有外星人的感觉吧。有风的日子，还喜欢听那墙头上或窗棂上一排排风车的叫声，风车越发把少年的心转的不够安分。

弯腰的日子就会特别想念学校的钟声，上学好啊，可以高声朗读课文，可以恣情玩耍。家离学校是那样近，如果敲钟老头喜欢多敲一会儿，我在家听到钟声以百米速度冲向学校应该不会迟到。那个老头儿，村人称之为老钱，是个鳏夫，我们叫他校工，人很和善。那时，全村的小孩儿打仗掐架、骂人撒村，最狂野时都是那句：你妈跟老钱，一跟一万年。母亲听到这句，总是替老钱高兴：老钱这下可好了，再也不用打光棍了。

夏初，麦子收进场院时，马拉的石滚子就会响起来了，小麦要打场了。大人孩子欢天喜地，打了麦子做出来的吃食那可是一年中少之又少的细粮啊!还有那些麦秸，是那样纯净光滑，阳光一耀，闪着金黄的光泽。一座座码的高高的麦秸垛，是孩子们的乐园，翻跟头，捉迷藏，我尤其喜欢站在麦垛上一蹦一落，那种忽忽悠悠之感恍若神仙。

村路上偶尔会传来拨浪鼓的声音，大人们就会说：货郎来了。那时搞不懂“货郎”的含义，还以为是“豁啷”。货郎卸下挑担在村口老榆树下歇息时，母亲一样的女人们会围上前去。货郎的货很稀奇，总是供销社柜台上没有的居多，花花绿绿很好看，大人们没有多少钱，买的也不过是几毛钱的针和线。如果谁家的女儿要出嫁，可能会买一些稍稍贵重的东西。

盛夏，女人们要拆下被褥，浆洗缝补。那时家家都有麻花被，其被面的图案相当于现在江南水乡的青花细布，朴实大气，像从半坡氏族中飘来。那些晾出去的被面褥面实在好看，那是我对色彩的最初热爱。浆洗好了的被褥要放在衣板上用两个棒槌交替敲击，以增加其结实度。正午时分，那急雨般的捣衣声“梆梆、梆梆”会从不同的方向响过来，很有节奏和韵律，一会儿，女人们也许累了，声音慢慢变得若即若离，若隐若现，这余音，会将摇篮里的孩子送入温柔的梦乡。

角瓜花倭瓜花开放的时候，男孩儿们就开始用高粱秸编蝈蝈笼，然后去田里捉蝈蝈了。屋檐下，等腰三角形的蝈笼高高挂起，一两片角瓜花或倭瓜花，黄黄的、绒绒的，衬着一两只绿色的蝈蝈，实在是一幅写意的图案。那叫声，清脆、响亮，清凉了整个夏天。

深秋，田野里所有的庄稼都收完了，大队的拖拉机因为深翻地而通宵作业。那沉重的拖拉机声啊，曾给过我无数的遐想、无数的恐惧、无数的迷惑，也碾碎了我无数的梦。万籁俱寂的夜里，那声音是那样的清晰而无奈。

冬天，生产队小山一样高的粪堆旁，会有二三十个壮劳力在刨粪，一镐落下，沉稳有力，粪块四溅。男人们并不哀愁，嘴里哈着气，手里拿着旱烟，畅谈着劳动中的趣事。他们有节奏的镐声，是先人“吭唷吭唷”的变调，听着让人心里踏实。他们实在刨不动时，会埋炸药去炸，那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让附近人家的玻璃窗都跟着震动，也确实省去了不少苦力。

那些鬼呲牙（冬日清晨最冷的时刻）的时段里，生产队里最有经验的车老板们甩着清脆的马鞭，赶车送粮去了，那鞭声划破了黎明前的沉寂，和着得得远去的马蹄，唱响了清晨的第一支曲子。然后小村醒了，人们起来生火做饭，下地干活，上学念书。

这些熟稔久违的、渐行渐远的声音啊，未来的岁月里，我会将你们当做一枚枚漂亮的书签，珍藏在记忆的深处，珍藏在历史的书籍里。

2009年12月15 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