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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中最主要的人物不是赴西天取经的唐僧，而是一路上保护唐僧的孙悟空。虽然孙悟空是花果山中一块吸收天地精气的仙石孕育而生的，他的出生充满了神异的色彩，但这个神话人物的性格形象，却有丰厚的生活依据及其现实基础。具体说来，在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塑造中，融入了大量市井和江湖生活的经验和素材。悟空最初拜菩提祖师为师，这祖师虽然取的是佛家的名字，却又被人称作神仙，他的言行作为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江湖市井人物。从他身上，孙悟空沾染了一些江湖气息，也开始了解了一些江湖生活的经验，他后来的英雄生涯包括大闹天宫在内，使他变得更加精明敏捷，江湖历练也积累得越来越丰富。从原型上说，大闹天宫其实只是明清时代小说中市井英雄大闹京都，如《喻世明言》中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七侠五义》中的白玉堂闹东京一类故事的翻版。他们的大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往往只是恃才负气，不能容忍别人小觑轻视自己，而极力显露自家的本领，而他们赖以成功的手段，最主要的是神偷善骗的伎俩和随机应变的本事。孙悟空亦是如此，他的大闹天宫和后来在西天路上降妖伏魔，也主要是以巧偷善骗、灵巧善变这两种本事为凭仗而克敌制胜的。此外，书中的天宫灵霄宝殿、地府森罗宝殿、西天大雄宝殿，也都可以还原为人间的金銮宝殿。 孙悟空历尽劫难的西天取经故事的原型，其实是一种闯荡江湖的历险记。与市井英雄一样，非凡的本领要在这一过程中受到考验，好汉的形象也只有经历这种磨练才获得最好的证明。所不同的是，在这里，江湖风波幻化为美丽或狰狞的妖魔鬼怪、险山恶水、毒雾迷瘴、各种诱惑和骗局。至于现实社会的江湖风波中常见的占山为王、拦路打劫、谋财害命，以及英雄们行侠仗义、拔刀相助，在《西游记》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这正成就了孙悟空的出凡入圣的英雄品格。本来，在《大唐西域记》中，西域本身已充满了瑰异的风土景色，经过艺术想象的加工渲染，生成了火焰山、子母河、女儿国等故事单元，更增加了小说的神异色彩。在这种加工渲染中，行旅客商往来江湖的生活经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现实依据，使小说中的取经故事内容充实，细节生动。而市民文学中的英雄传奇传统，也将孙悟空的形象从最初的取经故事中那个单薄的猴行者提升为一个江湖好汉，又从一个单纯的江湖好汉升华为富有使命感的英雄。孙悟空性格形象的形成过程，也正是取经故事不断丰富、发展，直至在《西游记》中完成、定型的过程。 在历史演进中，孙悟空的形象不断丰富充实，并完成了多样性的统一。在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元明之际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中，唐僧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孙悟空还没有成为整个故事的主角。《西游记》改变了取经故事的传统结构，将孙悟空作为小说的第一号主角隆重推出。小说前七回开门见山，通过对孙悟空神奇的身世和大闹天宫的描写，为英雄人物设计了一个漂亮的登场亮相。这是孙悟空英雄生涯的开始，接下来除了简短的一段介绍唐僧出场的穿插以外，就展开了西天取经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西天取经当然是全书的主干，而前七回却为后面的故事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孙悟空在取经路上的作为提供了充足、可信的理由。唐僧的出场被相应地后推至大闹天宫以后，仅这一位置的变更，就足以说明唐僧的重要性在小说中已相应降低了。 实际上，在《西游记》中，唐僧这个人物的作用已几乎淡化成故事的一个缘起，他是支撑取经故事框架的柱子，没有他，取经就失去理由，下面的故事也就无从展开了。在他完成了这一结构作用之后，作者似乎不再保持先前对他的那种浓厚兴趣，将其视同鸡肋，置之不理，因此他的形象相对单薄苍白，缺乏血肉，也不再有发展。尽管这样，他的软弱、不识世务、慢性子，仍然与坚强、精明、急性子的孙悟空，贪馋动摇的猪八戒乃至忠心耿耿、沉默寡言的沙和尚形成鲜明的对照。唐僧虽然佛学修养深湛，却空有书本知识，缺乏实际处事能力，其原型来自那些不通世故的书生（书呆子）。小说对他时有温和的讽刺，也可以看作是对明代士人“头巾气”的嘲笑。观音传授的紧箍咒，在小说中是作为唐僧的权威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使唐僧、孙悟空、猪八戒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流于简单化，故事的戏剧性也因之增强了。 如果说孙悟空的生活原型来自市井，他见多识广，行走江湖，久经历练，那么猪八戒的生活原型则来自农村，更准确地说，他其实代表的是市井眼中的农民形象。猪八戒长期住的高老庄，是一个农村式的闭塞环境。他眷恋家园，也正是安土重迁的传统农 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