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以“范仲淹”为话题的作文 急~~~~~~！！！！

范仲淹与岳阳楼 顾名思义，岳阳楼记本应是以记岳阳楼为主要内容的，这不仅是由文章的体裁所决定的，也是范仲淹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宋 庆历三年，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河南 邓州，他的朋友滕子京也因受到诬告而被贬到了湖南。在湖南的任上，滕子京颇有政绩，正所谓「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增其旧制」，重修了岳阳楼。为了记述这一盛事，滕子京便请他的好友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写一篇岳阳楼记。显而易见，滕子京是想让大手笔范仲淹用他的生花妙笔，记下重修后的岳阳楼空前壮观的规模形制，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可结果，范仲淹受友人嘱托写下的这篇名为岳阳楼记的散文，对重修后的岳阳楼只以「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寥寥数语敷衍之，而且连登临岳阳楼所观之景也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作为散文大师和滕子京好友的范仲淹，竟不顾友人所嘱，也不顾这类记物体散文的体裁特点，不仅对岳阳楼的盛景不加记述，反而将其写成了一篇类似登楼赋的借物咏怀言志的抒情散文，并且还能使友人满意，并使历来的研读者对其文题不符的矛盾之处一无所察，原因何在，奥秘何在呢？ 简而言之，范仲淹不记岳阳楼，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邓州的任所，没有见过重修后的岳阳楼，而且不仅当时未见，就是此前此后，他都没有到过岳阳楼，更不用说见过洞庭湖了。他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了解，就是滕子京让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和前代名家有关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诗文。就凭这些间接的材料，他怎么可能将重修后的岳阳楼盛景如实地记述下来呢？他怎么可能将洞庭湖的景观如实地描写刻划出来呢？凭空杜撰，或者装作到过洞庭湖，照搬现成的材料，拼凑出一篇来，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作为一般的应酬之作，似还将就。但岳阳楼毕竟是名胜古迹，滕子京毕竟是他的好友，他范仲淹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师，为人之道，为文之道，都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对岳阳楼和洞庭湖没有正面加以详细地描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好友的一片盛情美意，这么远地托人来请他作记，他又不能拒绝，于是，就有了这篇题为岳阳楼记，却并不记岳阳楼而直抒胸臆的文题不符的散文名作了。 可以想象得出，范仲淹面对着洞庭晚秋图描绘的山水之景，吟诵着前贤的诗赋，看到好友滕子京被贬后做下的一桩桩显赫的政绩，联想到自己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革新的主张，却面对混乱的政局、忧心的国事而无能为力，遥想千古兴亡多少仁人志土空有抱负而最后只能饮恨终身，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借题发挥，将岳阳楼及其大观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由洞庭湖上阴晴之景引起的「览物之情」入手，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而这样的思想，显然要比单纯地记物写景更为打动人心，更能引起那些仁人志士、文人骚客的激赏和共鸣了。而且范仲淹的这篇文章，赋予岳阳楼以极其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真是不记岳阳楼，胜似记岳阳楼，高出于任何前贤抒写岳阳楼的诗文之上，自然也就无人去斤斤计较其写岳阳楼记而没有记岳阳楼的文题不符的矛盾了。 范仲淹之所以有违友人之嘱，不记岳阳楼而又乐于为友人写下这篇名实不符的岳阳楼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友人滕子京「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正患无隙以规之」，所以在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而自己又无从记起之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既以自勉又以勉人。而这一层深意，又是一般阅读岳阳楼记者所不察了。但人们之所以对岳阳楼记文题不符的矛盾鲜有觉察，甚至以为作者不记岳阳楼是「惜笔如金，不事铺张」，除了不了解作者在写作时没有见过岳阳楼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范仲淹写作技巧的高超，他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善于藏拙，能将其文题不符的矛盾巧妙地掩饰起来。他在文章中点明友人嘱托自己作文，却没有说明自己当时并不在巴陵郡，他不说自己不记岳阳楼是因为没有见过岳阳楼，而是说「前人之述备矣」，有前贤的诗文，再记自然属于多此一举。其实这是不应该成为不记岳阳楼的理由的，因为前人记的只是重修前的那个岳阳楼，而友人要他记的是现在重修后的岳阳楼及其大观，前人之述怎么可能「备矣」呢？但他将这一点处理得极为巧妙，即以「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巧加运作营构，将文章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上来，很自然地将记物圆滑地转到了抒情言志上来。而且显而易见的是，那寥寥数笔的「衔远山，吞长江」，也只是洞庭湖的一般特点，「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也只为一般的大江大湖所具备，是范仲淹观洞庭晚秋图的「临摹」之作，而这一点他也未加交待。至于下面写到的阴晴二景虽然极其精彩，却不是洞庭湖所特有，而是作者的想象之笔了。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只能如此为之，这一点是没有必要苛责的，而且人们对这篇文章的激赏，也根本不在记岳阳楼上，而在其议论抒情上。但如果因此而认为范仲淹对岳阳楼大观，对洞庭湖的壮景所作的描述是如何的真切而形象，那就实在是隔靴搔养的笑谈了。 山川载不动太多忧愁, 一楼承接起千古风流. 记得小时侯上语文课最痛恨的事件之一就是背古文。拗口晦涩，繁复冗长的古文让年少的我背来每每痛不欲生。但是不背的后果很严重，罚站、罚抄等等不一而足。后来虽然都已背下但都是囫囵吞枣，任老师怎样解释，未及弱冠娇生惯养的我们又怎能完全理解文章作者那种深刻情怀？所以这些年过去那些所背之文大多都已在记忆里残缺不全，惟有一篇范仲淹范文正公所书《岳阳楼记》仍记忆尤新，尝颂之也是一字不差。 小时候虽然不懂什么家国大义但读《岳阳楼记》时读到后面“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时仍免不了内心震撼，年纪小小的我也感叹那是怎样的一种博大情怀。那是我第一次被一个一千年前的古人打动，所以对这篇文章我别有用心，加倍努力，对范仲淹这个人物也是倍感兴趣。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是那样写的，事实证明，他也是那样做的。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出生在一个中下层官吏范墉家中。范仲淹出生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东一户朱姓人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朱家虽然富裕但范仲淹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一个偶然的事件，范仲淹惊谔地发现自己的身世，他毅然接回母亲，辞别朱家前往睢阳应天府书院就读。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一次，真宗皇帝路过书院，大家都争相前趋观望，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涌如旧。一位同学怪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却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范仲淹始终能以清廉律已，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中年做官后，他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后得罪宰相吕夷简，贬饶州。康定元年 1040，边事紧急，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由于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罢相，范仲淹参知政事。曾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攻击他引用朋党，迫使离朝，“庆历新政”即此结束。后于赴颖州途中病死享年六十四岁，卒谥文正。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 从一个人死后旁人所为最能看出一个人的言行品德如何，在这方面范仲淹无疑成了一个典范。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根据他的遗愿，遗体没有运回原籍苏州，而是葬在他母亲长眠的那块地旁——洛阳南郊万安山下。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几代人的敬仰。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 综观范仲淹生平在军事上他虽然初始由于不通军事大败于西夏，但后来过而能改，治军有方，始终扼守着陕西要略使西夏不能寸进一步。在政治上他针砭时弊、整顿吏治，上书十议，是波澜壮阔的王安石变法的前奏。在文学上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讲究文以载道。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 现在再读起《岳阳楼记》，结合范仲淹生平才感悟到此文的可贵。《岳阳楼记》以事入景，以景生情，以情及理。记事、写景、抒情和议论完美地交融合一，范仲淹把生平的理想抱负通过形容岳阳楼景色的华丽辞藻流淌出来，让人不禁击安叫绝。 儒家倡导“修身、治国、平天下”。可以说这句话概括了一个人一辈的作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也对这三点给出了些须答案。关于修身范仲淹写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可以说是修身的最高境界，甚至有点类同于不垢不净佛家的“无我相，无人相，无寿者相，无众生相”的境地。对于“治国、平天下”范仲淹虽然没有给出确切答案，但他给出了一个思想境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说范仲淹给儒家思想的“修身、治国、平天下”定义了一个新的境界。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句出自《孟子·尽心上》的话是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们的最大期望，又或者说是古代社会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道德标杆。但我始终对这句话保持疑虑。达则兼济天下没有问题，但穷则独善其身是不是有失责任？难道穷困潦倒或是郁郁不得志之时国家兴亡就与自己无干了吗？所幸的范仲淹为他自己也为所有的后来人树立了一个新的道德标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许这是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境界但范仲淹是一直努力去做的。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正贬官在外，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不肯这样，仍然以天下为己任。淘渊明或许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去享梦桃园，后人也佩服他的淡薄。但是范仲淹不行，因为他知道为五斗米折腰后可以去为天下百姓多出一份力。李白也可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但是范仲淹也不行，因为他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或许范仲淹没有一些人洒脱，那是因为他始终给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一个古往今来至今也没有人解决的包袱。这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令人敬佩而又忧患实多的。究竟是为理想高贵地死崇高还是为理想卑微地活值得敬佩，我想我会选择后者。 如果借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来概括范文正公生平所做所为以及其思想，我想曰之为：“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