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从《高祖本纪》看刘邦性格特点
2020-11-06 22:05:01
原文地址:作者:
在《史记》中,《高祖本纪》是最优秀的篇章之一,汉高祖刘邦是司马迁笔下最富个性,血肉最为丰满的人物形象,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写作这篇传纪,体现了一个历史家的非凡勇气和智慧,学习《史记》,应该说《高祖本纪》是最值得我们看重,也最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读的。
《高祖本纪》记叙了刘邦从起事反秦,到楚汉相争,再到统一国家、建号称帝的全过程,对刘邦取得成功的原因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揭示,纵观全篇,我们可以看到,刘邦夺取天下绝非偶然,在性格上,他有许多他人无法具备和企及的优势,大体来说,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胸怀大局,深谋远虑。秦王朝之所以刀兵四起,天下共叛之,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它的严刑酷法,残暴无道。对此,刘邦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处处反其道而行之,努力在诸侯中树立自身仁厚长者的形象。司马迁在文章中紧抓住刘邦的这一主导性格做客观描绘,阅读时我们特别要关注其对比手法的运用。司马迁写刘邦,是始终注意将他和项羽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刘邦以“长者”的形象出现,到了秦二世三年楚怀王准备派人向西攻打咸阳时,文章这样写道:“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滑贼(轻捷勇猛的祸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怀王是项羽叔侄拥立的盟主,结果他及他手下的众将对项羽却是这样的评价,足可见出项羽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对表现刘邦而言,正好是一个反衬。课文没有选这段文字,到了后面,当刘邦率军到达咸阳附近军事要地霸上时,课文里有这样一段文字:“秦王子婴素车白马,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这段文字是和上面引到的文字遥相呼应的,是进一步写刘邦“仁厚”的形象,是比较的延续。事实上,刘邦不杀秦王子婴,不仅是继续表现他的宽厚,还出于一种长远的谋划,他的这个谋划,主要是争取群众,赢得民心。因此。一番自我表白之后,他就和秦诸县父老“约法三章”,并声言他“除去秦法“,“为父老除害”的来意,在“秦人大喜”,争献的“牛羊酒食”时,他又客气地予以谢绝。最后是“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得民心者的天下,这样的结果,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奠定了刘邦日后战胜项羽、赢得彻底胜利的基础。在这一点上,项羽是怎样的呢?“鸿门宴”之后,“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课文于原文的左边用小字引刘咸炘的一段评语:“与上‘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文相对,此乃史公用意处。”(《太史公书知意》)这段评语可谓洞悉毫末,所谓“用意处”,无非是说司马迁是有意地在拿项羽跟刘邦相比较,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刘邦战胜项羽,夺得天下原因。二、用人有胆,御人有道。刘邦特别能用人,能驾驭人,这一点连他自己也颇引以为自豪。他置酒洛阳南宫,大宴群臣时这样评说自己:“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应该说这个自评还是很中肯的。这是一段纲领性的评价。刘邦能用人,韩信、陈平投奔他,他能用之,周勃、灌婴谗害他,他能用之。在用人上,他可以说是达到了气魄非凡的境界。用人不仅要给位置,给权,更重要的是要能听取他们的意见。从根本上说,用言和用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能用言,也就不能很好的用人。课文对刘邦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有多处描写,比如楚汉相争,“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后“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期会(约期会师)……至固陵,不会,用张良计,于是韩信、彭越皆往。”等都是,都很值得我们体会。刘邦不仅能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而且不难于公开认错,改正错误。关于课文中“(汉王)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还军霸上”几句话,《留侯世家》中有详细叙述,通过这些叙述,司马迁给后人呈现了一个善于纳谏,用于改过的明君形象,阅读时,我们一定要注意拿来互参。“御人”即驾驭人,刘邦是驭人能手,其御人手腕有时甚至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比如韩信,曾被两度夺军,然而他却死心塌地为其效力,这充分说明刘邦御人手腕之高超。《黥布列传》写黥布背叛项羽而投靠刘邦,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刘邦的御人之术:“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踞床洗”而“召布入见”可以说是傲慢无礼到对黥布的人格一点也不尊重了,黥布不但后悔投他,而且还想自杀,但当黥布回到居处,一切招待的礼节居然和刘邦一模一样,这又使黥布大喜过望,这黥布被搞得真可以说是欲恨不能,欲离不得。将恩威两手用得这样出神入化,也只有刘邦才能做到。三、头脑灵活,随机应变。刘邦头脑灵活,其应变之速可以说是鲜有其匹,而快速的应变又为刘邦带来了从战术刀战略的节节胜利。因为司马迁写人写事,常采用“互见法”,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联系别传来解读。如本传写鸿门宴一节刘邦以快速反应克敌制胜的内容只寥寥十数字:“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但在《项羽本纪》里则有洋洋三百余言,具写刘邦临事之机变。一开始听张良报告军情,刘邦“大惊”,忙问“为之奈何?”当得知张良对项伯有活命之恩,一系列举措就如早就准备好似的,几乎是环环相扣,连环而出:先是“奉卮酒为寿”,紧跟着是“约为婚姻”,再接着是一套低声下气,诚惶诚恐的说辞,一下子就把那个头脑简单,缺智少谋的项伯给击垮了。对项伯,刘邦可以说反应快,看人透,下手准。再如韩信平齐之后向刘邦伸手,要求刘邦封他为假(假是代理的意思)齐王,刘邦当时身陷困境,所以听了非常生气,他骂韩信不来救他,反倒趁机要挟。陈平张良连忙踩他的脚并耳语提示他,他立马就反应过来,速度之快,几如闪电:“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终于稳住了韩信,也稳住了大局。这件事在本传也只数语,细节详情都载之《淮阴侯列传》。概括起来说,刘邦的这种应变能力,为他前进的道路扫除了许多障碍,并使得他得以一步步地走向成功。刘邦是一个成功了的帝王,但在他身上也存在着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缺点,有时甚至是缺陷,把他作为英明雄武的帝王来写,是尊重历史的真实,把他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仍旧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家,他最可贵,最难能的地方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关于刘邦作为普通人的一面,《高祖本纪》有许多叙写,但有一点必须说明,理解刘邦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性格,我们不能把它从刘邦的整体形象中割裂开来,我们既要看到好坏优劣存在于人物之一身,又要看到这好坏优劣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个好坏优劣集于一身而又融为一体的人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立体式的人。举一个随手的例子,比如楚汉相争,项羽架起大锅扬言要烹掉太公,此时的刘邦讲了一番没肝没肺的话:“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见《项羽本纪》)在许多人看来,司马迁之所以要这么写,其目的就是为了写出刘邦性格中的“自私无赖,残酷寡情”,(见苏教版《 史记 选读教学参考书》)其实司马迁并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说他主要的意思不在这里。清代学者吴见思对此是这样批评说的:“兵顿粮绝(按:指项羽),项王为此(按:指烹太公之事),乃急着也。已为汉王窥破,必不敢没太公,故为大言。”(见《史记论文》)意思是说刘邦看透了项羽的心思,扬言要烹太公,不过是部队处境困顿,粮食没了,不得已才想出这一手,刘邦料定项羽是一定不会烹杀太公的,所以他才讲这番大话。同是清代的另一位学者洪亮说得更为明朗:“烹则烹矣,必高其俎而置之,无非愚汉王,冀得讲解矣。汉王深悉其计,矫情漫语,分羹一言,虽因料敌太清,(然)逞才太过,未免贻口实于来世。”(《四史发伏》)意思是说项羽作出要烹杀太公的架势,目的是在恐吓刘邦以求讲和,根本不可能杀死太公,刘邦讲出这番矫情故作在外人看来完全是无所谓的说话,只不过是他看对方看得太清楚了,他之所以留口实于后世,不过是“逞才太过”,太显摆自己的才气了。据实说刘邦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他的无赖气也因此而充分地显示了出来,但根据这两位学者的意见,仔细阅读原文,司马迁这样写刘邦,又何尝不是想要同时表现刘邦洞察几微、胸有全局的眼光呢?我们说司马迁在作品里把刘邦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不过是说他看到了刘邦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不是说某个材料就仅仅是为了表现刘邦性格的某个方面,或者某个侧面。刘邦性格中有哪些缺点或者说是缺陷呢?限于篇幅,我们这里简述几点。
一、贪财好色。进入咸阳后,刘邦看到阿房宫中“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他就“欲止宫休舍”(想在宫中居住休息),想赖着不走了,后经张良、樊哙极力进谏,才把秦廷的“重宝财物”“封存”在府库里,然后“还军霸上”。“彭城之战”被课文删节掉了,这一节写刘邦和项羽交战,刘邦攻入彭城,“收其(指项羽)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结果项羽攻来,差一点全军覆没,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课文中写到郦食其来见他,他却“使两女子洗足”,似乎时时都离不开女人。这里想引入《张丞相列传》中的一个刘邦和周昌的故事,这个故事很雷人:“昌尝燕时(燕时,闲适的时段)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被人看到了放荡的隐私,居然还骑在人家的颈项上问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主,真是有点不知羞耻了。二、卑怯自私。“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败后乃独得孝惠。”这几句话见于《本纪》,说的是刘邦逃跑途中推坠儿子女儿下车的事,相关情节在《项羽本纪》中记述得非常详细。关于这段记述,笔者曾撰文分析作者借以表达的用意,这里不妨引入:紧急情况下,刘邦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出路是一起逃跑,与孩子生死与共;第二条出路是让孩子逃走,自己下车,以避追兵;第三条路是自己先逃,孩子暂时放下。但权衡这三条路,究竟哪条路是刘邦最明智的选择呢?分析之后我的结论是:“刘邦推下孩子,从一个父亲的身份来看,确实称得上是“自私自利,凶狠残暴”,但从一个识大体,明大理,知轻重,胸怀天下的帝王来看,“冷酷寡情”四个字又怎么能够概括他这一行为的全部内涵呢?”这里把话倒过来讲,刘邦推坠孩子下车,虽说是出于一种更宏观和更长远的考虑,但再怎么说,我们又怎么能对他卑怯自私,冷酷寡情的性格熟视无睹呢?三、阴忍刻毒。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这是不错的,但他的另一面即阴忍刻毒,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诛杀功臣,有的比较详细,有的一语带过,但具体都有较为复杂的原因,有的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有的是因为被故意“告发”,有的是因为被迫投奔匈奴,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功臣的被杀,特别是韩信、彭越、黥布的被诛杀,深刻地反映出刘邦内心深处的阴忍刻毒。有兴趣我们可以花一点心思去研读课本《淮阴侯列传》,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刘邦的性格是复杂的,《高祖本纪》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性格复杂丰富的刘邦,远不是上面所列举的几点可以概括。司马迁用他的那支如椽大笔刻画汉高祖刘邦的形象,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他的性格,需要非凡的勇气和可贵的史德,要真正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史学,史才,史识,史德其实是缺一不可。如何将历史呈现出来而不失历史的真实,这里面有无穷的学问,更值得我们下一番苦功。阅读剩余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