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山大地震照片这么少？ 他们为什么要摄影Vol.20 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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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3月，祖国北疆某部野训官兵。
王建民，新华社高级记者、军事图片总监。1973年6月开始从事军事摄影，他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一直与国家和军队重大事件紧密相连，他的经历和照片背后的故事足以构成一部图说历史。“冬天到北疆，夏天赴南方；迎着困难走，顶着危险上；到最艰苦、最危险的环境去体验人生、报道人生。”——这是他从业的座右铭。
▲1997年6月30日下午6时15分，英方告别仪式在维多利亚港举行。7时45分，米字旗落地，象征着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终结。王建民摄
▲1998年8月，哈尔滨军民抗击洪水。当年7 8月间，我国长江、松花江流域接连发生特大洪水，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保卫家园。王建民摄
▲1993年2月，在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军人为柬埔寨儿童发放食品。王建民摄
白洋淀养育了我的性格
陈小波：你在新华社军事摄影记者的岗位上干了30多年，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几乎所有与军队相关的重大采访，为军史积累了重要史料……
王建民：我大半辈子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可以用三句话概括：阴差阳错当了摄影记者；赶上改革开放好时机；新华社大平台为我提供了广阔天地。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为自己能用大半生时间记录中国军队的历程感到幸运。
陈小波：你在白洋淀边长大，你身上燕赵男儿的特征很明显。
王建民：我生在冀中农村，中学以前没出过村。因为靠近水边，很小就会在河里“狗刨”，去河对面的菜园子，一手举衣物，一手游水过河。1962年闹饥荒.，许多村庄的百姓把树叶、草根和玉米秸秆都吃光了，饿死不少人，但我们靠白洋淀近，得益于鱼虾、菱角、水草、地梨，大都活了下来。1963年华北大水，河北中部一片汪洋，大人站在门口就可以撒网，小孩坐在房顶上就可以钓鱼。村东有条小白河，水流常年不断，拿个筛子往水里一插，鱼就往里撞，一会儿就能捞满一桶白哗哗的黄瓜鱼。1964年毛主席号召根治海河，家门前的小白河被加宽百米，也挖深了许多。河大了，河里的水却没见涨。80年代后，小造纸厂、小织染厂、小化肥厂把这条清澈的白河变成了黑水河、臭水河。每次回家我都替它难过，只恨不能亲手关掉这些祸害。
陈小波：你爱憎分明，小时候就是这样吗？
王建民：可能跟家教与民风有关，我从小喜欢锻炼，力气大，在村里摔跤没对手，同龄孩子和大我几岁的没有人敢欺负我，但我从不干坏事，不屈邪恶，好打抱不平，同情和帮助弱者，那些扒瓜掠枣和常欺负人的坏小子都怕我。从11岁开始我为村里一位烈属老人担水，直到当兵离开家乡。
陈小波：你们兄弟六个，五六十年代那样艰辛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王建民：从1946年到1966年，母亲生育我们哥六个。在我记忆中，没见老娘睡过觉，我们躺下时，她还在给我们做衣服、补衣服，等我们醒来，她早就做好饭，下地干活了。父母非常艰辛，为了生计他们整天忙啊忙，连跟孩子说话的时间很少。我娘不识字，却教给我勤劳、善良、诚信、孝道、知恩图报、食不言睡不语、借人一升还人一斗的道理。我们家吃饭时都抢剩的、碎的和差的吃，爹的粥碗往桌上一放，小哥几个抢着去盛。我年少时就开始早晨6点多起床，冬天捡粪，秋天打草，干完活儿才吃早饭上学校。当兵后还保持早起习惯，无论加班到几点，6点半准时出操，不睡懒觉。
我父亲身体比较瘦弱，生在农村没有种过地也不会干农活。他16岁离家去天津米面铺当徒工，19岁调任瑞丰公司庶务长，后公司解散回家做个小买卖。“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乡下集市取消了。老爹做生意有瘾，不顾家人反对还是坚持做。孩子都觉得父亲偷偷摸摸做生意很丢人，在村里抬不起头。现在想来老爹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那时买不起也买不到自行车，老爹自制一辆“大水管”，这辆车后座一边挂一个木箱，骑着它去天津和白沟进货，来回200多公里，箱里装满针头线脑、袜子鞋带、梳子卡子、蛤蜊油等。小百货什么都有，打开木箱盖子就是卖货的柜台。
老爹在2004年5月20日84岁过世。当年的“大水管”自行车已锈迹斑驳，它是我们家的功臣，作为传家宝，我给挂到了墙上。还有老爹用过的小推车，我也收藏了起来。
陈小波：可是你后来恰恰因为不喜欢父亲做生意、能说会道，而形成了现在的性格。
王建民：是这样！对父亲我有两点叛逆：一是做买卖，我从小就鄙视经商。二是爱说话，话多惹麻烦，“文革”中说错一句话不得了。我家很早就有收音机，老爹听了就跟社员们讲，大家叫他“”。他一出现，人们老远就喊“来了！”我觉得叫声里含贬义。我的性格形成跟这个有关，更主要的是时代影响。后来当兵自然和生意场无缘；干摄影，不需用嘴，光线影调就是我的语言。
陈小波：当兵是自己的意愿吗？
王建民：小时候就想当兵。一是受家乡尚武传统影响，二是那时农村青年没第二条出路，1972年底，我高中毕业正好赶上征兵，村里符合当兵条件的有上百人，而指标只有几个，竞争十分激烈。我身体强壮，是学校运动骨干，还负责编写班里的墙报，字也写得工整，带兵的都觉得我是当兵的料，于是把我带走。到部队后，担任新兵营文书兼通信员，傻呵呵的，除了干好本职工作，没有别的想法。3个月的新兵生活结束后，我被分配到85加浓炮营四连。记得共同科目训练中，第一次手榴弹投掷，我轻松投出70多米，差不多是多数同年兵的一倍。连队参加营建施工，装卸红砖，我两手一夹就十几块，从来没觉得累。尤其是炮兵专业理论和实操技术很快赶上了老兵，被列为重点培养的军事干部苗子。
陈小波：什么时候开始摄影？
王建民：当兵6个月，无奈离开心爱的连队，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写了两个月的稿，赶上师宣传科办摄影培训班，就叫我去了。没想到，这一去就嫁给摄影了。当兵前我没摸过相机，也没见过便携相机。为期一个月的摄影培训班结束时，我的启蒙老师丁世儒讲评说，“小王拍的有点像新华社照片”。
回到部队就靠自己摸索了。那时主要拍军事训练、军民关系、好人好事什么的，基本上没。我们师部在唐山，军部在天津，《唐山劳动报》《天津日报》《战友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都开始用我的照片，因为工作出色1975年被任命为炮兵团干事。
1976年“八一”前，部队派我去北京、天津、唐山给报社送稿子， 7月27日到唐山，把稿送到《唐山劳动报》就离开了。那天特别热，晚上10点多回到秦皇岛北大营，还热得无法入睡，和几个战友在操场上坐到后半夜，没想到，3小时后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发生了。
秦皇岛震感剧烈，全城断电一片漆黑，我团通往师部、军部的电话线路全部中断。直到接到军部的密码电报：唐山发生特大地震，命令全团火速救援。我部摩托化行军，6点出北大营，8点多赶到唐山。老远就听到满城的哭嚎和呼唤亲人的声音。几十万人在为埋在地下的另外几十万人哭喊，你能想象得到那是一种什么声音吗？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7月28日上午10时许，最早到达重灾区的52861部队官兵冒着余震入室搜寻幸存者。王建民摄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7月28日中午，52861部队官兵在唐山新市区撬楼板救灾民。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部队医务工作者在唐山街头，给在地震中受伤的群众包扎。
唐山地震报道是中国摄影人永远的遗憾
陈小波：你是最早进到地震灾区的记者，为什么今天很少能看到你拍摄的灾难本身的照片？
王建民：从篷布车箱跳下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师部招待所、唐山体育馆、矿冶学院等，街上主要建筑都没了，我所熟悉的唐山不见了。那种景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一片废墟，遍地尸体，处处求助的眼神，哭声、呼救声连成一片……我和战友们抄起家伙，不顾一切地冲进废墟扒人。铁锨用断了换手刨，两手出血了，两眼发昏了，被战友拉上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职责除了救人还要记录救灾。我取出相机，爬上制高点拍照，正好被开会回来的领导撞上。他把我和保卫干事招呼到一边，传达上级有关指示。大致内容是：灾情越严重，越要提高警惕，严防敌特破坏；图片报道要救灾不见灾，不准泄露灾情，杜绝负面报道，不能让境内外阶级敌人钻空子。
我只能把镜头焦点集中在歌颂唐山军民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上：解放军某部冒雨开赴地震灾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子弟兵奋不顾身抢救被坍塌楼板埋压的群众、吊车高空救人、女军医精心为伤员消毒包扎、官兵给灾民送水送饭搭防震棚、抗灾一线的共产党员和英模人物；开滦矿工冒着余震井下采煤、唐钢民兵抗震救灾中发挥突击队作用、唐瓷一厂和五厂恢复生产、商店开业、铁路通车……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这是我一入伍就受的教育。不让拍的东西就不能拍啊！
当时极左思潮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至深至极。唐山地震影像现在这样稀少，主客观原因都有。我想在场有数的几个摄影者和我一样，就主观而言，当时还不能认识灾难本质的东西，也没将镜头对准地震本身的明确意识……我发稿的几十张照片都没有突破上级的要求。
陈小波：你不止拍了几十张照片吧？
王建民：那只是发稿的照片，总共有20多个胶卷。部队抗震救灾工作还没结束，我就调北京工作了。公家的东西，除了已发稿照片，全部留在废墟上的临时营帐里了。后来部队回撤，又几经搬迁，最后撤编解散，什么都找不到了。这是让我非常痛心的事。
陈小波：2006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和你们夫妇一起去唐山地震纪念馆。
王建民：唐山在废墟上奇迹般地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实在令人欣慰。而唐山抗震纪念馆图片展览中的灾情图像明显不足，这又一次刺痛了我。记得你也因为地震展览馆里莺歌燕舞，有所失常，气得直叫，差点儿跟工作人员喊起来。
陈小波：回到北京你就开始写《唐山反思》，很多当时发稿情况我是从你查阅的资料中得来的。
王建民：唐山地震的第二天，197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重要位置，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和《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两条消息。消息称：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人民日报》当日没有发有关地震的任何照片。地震5天后的8月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右下角刊出与唐山地震有关的第一张照片：人民解放军某部副部队长、特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徐恒禄率领部队指战员迅速奔赴唐山市，投入抗震救灾斗争，署名“新华社记者摄”。8月2日一版刊登了与唐山地震有关的第二张照片：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极为关怀，地震发生后，从全国各地派出医疗队到地震灾区，这是山东医疗队员上飞机去重灾区进行救护工作。
我还统计了《人民日报》1976年间发的关于唐山地震的所有照片：共发83张：其中军人奔赴灾区3张，有意淡化灾难背景的自救互救12张，恢复生产和表彰慰问18张，表扬好人好事22张，政治学习、大批判4张。
陈小波：不仅你，亲身经历唐山地震的几位摄影者黎枫、官天一、王文澜等都有同样懊悔。
王建民：唐山地震报道是中国摄影人永远的遗憾。由于抗震报道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错误，报道背离了灾难的规律。同时，又由于记者对灾难认识的局限，致使摄影记录灾情和保留历史这两个显著功能没有发挥到位。该报道的东西没有报道出来，该保留的东西没有保留好。教训极为深刻。如果我们对灾难有清醒、正确的认识，对突发事件报道有所研究和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就不至于除了被动服从而没有其他选择。
陈小波：32年后的2008年5月，汶川地震，你正在青藏线上，跟随一支运送进藏物资的车队进行连续报道，新华网正在连载你的《青藏路上兵车行》。你从哪里知道汶川地震的消息？
王建民：在青藏路上，海拔4000米的沱沱河。从手机短信里得到四川发生特大地震的消息。我立刻停止了原先已经定好的行程，13日连夜赶到拉萨，但成都机场已不接受拉萨来的飞机。我只好绕道北京，15日才到了汶川。我再次被地震现场所震惊。11天中，我两次徒步穿越都汶公路、三上映秀、两进北川，一刻不停地按动快门……
陈小波：有了唐山教训，汶川不再有遗憾了吧？
王建民：我赶到太晚，还是错过太多应该记录的东西，但我自己拍了多少东西并不重要。在沿途、在现场，我看到许多同行都在尽心尽力记录，客观地向全国和世界报道地震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再没有人阻止他们拍摄。中国的灾难报道在这次灾难中成熟了。震后18分钟，地震局还没确定震中、震级的情况下，新华社就发出了报道；央视频道震后32分钟开始播报，52分钟后开始直播《关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等全时段的连续报道。这些都开了中国史上的先河。
陈小波：除了两次大地震，从30年前开始，你还参加了中越、柬越战争，大兴安岭火灾、南方大水、三江抗洪、首都非典、东南亚海啸、抗击冰雪、云南抗旱。每次灾难来临，你都说：“我去。”
王建民：因为我是新华社首席军事摄影记者，艰苦采访，特别是危险性大的采访，我必须冲锋在前。我认为，摄影记者就应该在灾难现场第一线，特别是军事摄影记者，部队都上去了，你还等什么。记者再危险也没有一线士兵危险呀，摄影术的发明者、完善者很伟大，摄影记者充其量是个记录者，与人民和一线战士相比，我们太微不足道了。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救援人员在唐山地震废墟上寻找生命迹象。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7月28日上午，官兵冒着余震抢险救人。王建民 摄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7月28日上午，冒雨奔赴唐山重灾区的解放军52861部队官兵跑步通过水毁路段。他们是最早赶到唐山灾的救援队伍之一。王建民 摄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8月1日，唐山居民排队取水。大地震使唐山全城水电瘫痪，解放军及时派出给水车为灾民们送水。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被困伤员从危楼中被救出。这种吊车是当时最先进和威力的救援工具。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废墟上支起一顶帐篷，恢复重建新唐山的战斗打响。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工矿厂房夷为废墟。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救援部队的医务工作者在唐山街头救治伤员。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救灾部队官兵在唐山大街两侧和开阔地搭建木板房，解决了灾民眼下遮风避雨和冬天取暖问题。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救灾部队在商场废墟旁搭建临时商场，以方便群众生活。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居民在解放军帮助下，从废墟中清理财物。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唐山昂首的骨架。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唐山体育馆一带灾情极其严重，牢固的水泥结构建筑全部趴窝。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特别能战斗的开滦煤矿工人冒着余震塌方危险采煤。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医务工作者在唐山街头救治幸存者。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这栋办公大楼被震成了“裸体”。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执勤官兵警守重要目标。
四极边关，四季奔走
陈小波：在2010年10月举行的“徐肖冰杯”摄影大展上，你以一组《边关三十年》的专题报道获得大奖。30年间，你把中国边境线都跑遍了吗？
王建民：祖国东西南北高“五极”都去了。
陈小波：1990年你在海拔最高、条件最苦的边防线上跑了3个月，就在那次，你差点儿永远留在喀喇昆仑山群峰之中的神仙湾哨卡。
王建民：嗯。1990年3月，我与时任新华社新疆军区记者的陈炎乘坐一辆212吉普车向神仙湾进发，饼干、馕、常用药品装了满满一大箱，还带了电话单机和爬电线杆用的脚扣，以防路上出现问题，能爬上电线杆，联线呼救，还带了一个小氧气瓶。从南疆疏勒出发，经英吉沙、莎车、泽普几个县之后到达叶城。叶城是1455公里新藏线的实际起点，新藏线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途中要翻越几座5000米以上高山，最高的界山大坂海拔高达5248米。从喀什去三十里营房和神仙湾哨卡都要走这条线，经过与喀喇昆仑山北麓相连的叶城大地。
去神仙湾哨卡，过了叶城还有很远的路，冰大坂、泥石流、雨裂沟……处处险阻，运气不好一天开不了多远，现在我还能记起，20年前我们的吉普车爬越99道湾时的情景，车挂一档，油门到底，响声震耳，速度很慢，像是拉着重物爬坡喘气的老牛。刚上到坡顶，车的响声变成了尖叫，然后“咔嚓”熄火了。机箱盖下呼呼地龇出白色气浪，顿时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司机赶紧下车检查，一掀机盖，“砰”一声，水箱盖子被热气给顶了起来，水一下子全喷出来了。那是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啊，我们提着瓶子和水桶，喘者粗气到处找水，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好在一个强光照射的背风处有一凹雪水。走下坡路车快多了，不知是司机缺氧，还是刹车失灵，雨裂沟前没减速，“咣当”一颠，陈炎头部被车顶铁架撞破了。我的腰部也受了轻伤，而在这突然的颠撞之下，我们瞬间感到头脑清醒了许多。你知道怎么回事吗？原来这一颠把氧气瓶的钢嘴给颠断了，氧气全部泄露。我带着弟兄们闯险，氧气瓶是主心骨啊！陈炎和司机当时都有点发蔫了，他们担心第一次上高原的我出问题。晚上7点多，我们终于赶到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所。
到了神仙湾，听说部队正在外边巡逻，离哨所不远。我着急啊，抓了辆大卡车就追下去。没走几公里，车陷入没轮深雪不能自拔，我便深一脚浅一脚，连滚带爬地追赶巡逻官兵去了。没拍几张，在“死人沟”不远处坚持不住了，脸色青紫，头疼欲裂，浑身发软，被战士给架回来了。
▲1994年7月，被称为生命神的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女兵在喀喇昆仑山脉巡诊。这里海拔5000多米，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王建民摄
陈小波：“死人沟”？什么意思？
王建民：“死人沟”是喀喇昆仑山脉的一段交通路线。这个地方相对风小，过去商人驼队在此休息、过夜，常常死在这里，地上有许多白骨。
战士把我抬到连部，身上给盖了两床棉被、三件皮大衣，但还是没一点热呼气。官兵端来热汤面，我张不开嘴，搬来氧气，我坚决不吸，当时全连就有一个大氧气瓶，我怎么能吸呢，总部来的记者不能抢了高原官兵的救命稻草。山下得知我接近休克后，不停打电话问情况，指示连夜把我送下去，一个团级干部要是死在哨所可是大事故啊。我说我死不了，还没完成任务。我还计划在夜里拍摄“星星伴我守边关”的专题呢。神仙湾那个地方白天兵看冰、晚上数星星；养不活毛驴，滑不着火柴，太艰苦了。我必须得拍一组反映边关艰苦生活的专题。我一点力气也没有，懒得张嘴说话，但我坚信自己死不了。直到睡醒一觉，体温才恢复上来。凌晨3点半我就起来了，拄着独脚架到哨位拍照，一直拍到早晨响起起床号。
我们完成采访下山前，连队要我写几个字留下来，我提笔写下四个大字：精神高峰。最后全连集合列队送行，张指导员讲话：“老王是国家最高机构的军事记者、团级首长，大家昨天都看到了，他脸青了都没舍得吸咱一口氧，清早起床一直工作到现在。王记者的行动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怎样当一个好军人，什么是通往成功的路！王记者的行动还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有毅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通过这次上山，通过这次的咬牙坚持，我真切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只要有毅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上不去的高地。从神仙湾下来，我们直奔阿里的尽头中尼边境普兰。在藏北扎达，鬼斧神工般的土林深深吸引了我，以至于忘记了吃饭，忘记了身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结果患了重感冒。鼻涕眼泪哗哗流。重感冒极易转化为被称为高原不治之症的肺水肿，这下可急坏了陈炎和司机小何，俩人异口同声：“命要紧啊，又不是打仗，赶快调头往回跑吧”。正在犹豫不决，分区传来一条重要信息，说达赖势力要在岗仁波钦转山节上制造骚乱，已经偷运入境2500支微型冲锋枪。南疆军区前指已开设，部队也在开进途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这个时候，军事记者就是死也得头朝前。经过十几小时连续奔波，终于在转山节开始前夜，我们赶到冈底斯山脉主峰海拔6714米的冈仁波钦雪峰脚下的军帐之中。
天天赶路采访，过冰河，翻大坂，缺吃少喝，没日没夜，真是太遭罪了。由于寒冷、干燥、沙尘、颠簸、缺氧，缺维生素和强日辐射。陈炎的嘴唇干裂开一个大口子，而且越来越重，抹油、戴口罩都没用，吃饭、说话都疼，更不能笑。他在路上跟我说：这会儿要是有点青菜吃就美了，要是有只鸡吃就幸福死了！我们沿新藏线回到南疆时，他见到一棵绿树，抱着就哭起来了。
▲1990年6月，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峰下的险峻哨所。 四季凛冽的寒风，剥光了山皮，削尖了岩石，却动摇不了军人的意志。
▲1990年6月，新疆军区某部二营，在完成“生命禁区”生存、作战训练后，又进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训练。指战员们在燥热灼人、风沙漫天的艰苦环境中练习走打藏的本领。
陈小波：1993年冬天，你又开始了《中国周边大扫描》的报道计划。四年间跑遍祖国东南西北“四极”。
王建民：边关遥远贫瘠，甚至缺少空气和食物，没有道路和淡水。但她是祖国的领土，娘身上的肉。我们正是怀着对古老、沉重而又神秘边关的敬畏，去拍摄界碑和戍边军人的。从1993年11月到1998年3月，我和我的团队上高山下大海，经受摄氏80多度温差和海拔6000多米高差洗礼，遍走祖国“四极”和四季，精心制作了100多个图文并茂的专题。
陈小波：听说你第一站就负了伤？
王建民：一点儿小意外，只缝了几针。《中国周边大扫描》的第一站是雪中长白山，这里有一支英雄部队正进行雪地训练。但我出师未捷身先伤，抱着相机找角度时栽了个大跟头，相机磕在冻僵的鼻梁上，弄了个三角口子。团卫生队的战士卫生员给缝的针，连麻药都没打。包扎好伤口，将老皮帽子“倒骑驴”，回到训练场接着采访。
在长白山麓去金山哨所途中，还出了一档子老牛拉车的事：由于雪深路滑，我们那辆绘有中国地图和《中国周边大扫描》字样的吉普车，死活爬不上去，是当地农民的牛车把我们的吉普车拉上哨所的。
▲1985年8月，老山守军枕戈待旦。
▲西藏自治区日土县驻军某部二连，为帮助游牧民子女学习文化知识，先后在牧场办起帐篷小学、马背小学。这是1990年6月2日，藏族军官次仁塔巴在给学生上课。
▲1994年7月，扫雷部队官兵牵手并肩踏过完成排雷的山地。站在坡下的是当地干部和群众代表。为了让群众放心耕种，战士们以此方式进行排雷验收。
从神一到神七
陈小波：从神一到神七，你参加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历次报道。可以这么说吗？
王建民：也可以。神一、神三我在指控大厅，神二在发射现场，神四、五、六、七在着陆场，返回舱着陆后的照片，航天员从假人到真人，从一人到两人，再到三人，出舱的第一瞬间是我拍的。还有一些独家画面，比如返回舱静卧雪原；模拟人端坐如初；杨利伟清理脚下污物、举手微笑、自主出舱；费俊龙、聂海胜着陆后的自然状态和出舱回家的美好感觉；神七返回舱从开伞飘落到触地瞬间，到三位航天员自主出舱，返回舱吊装起运，完整记录了回收全过程。
搜救返回舱，开始是地面车辆为主，后来随着技术发展，改为直升机空中搜救为主，大大提高了时效，也给摄影记者以极大挑战，如果说你不能第一时间赶到返回舱着陆现场的话，你就可能拍不到航天员出舱的镜头。
陈小波：你一般提前多长时间到达现场？
王建民：飞船发射升空后，人们关注的焦点就转移到了返回舱回收上，载人航天发射只有安全回收才算圆满成功。而返回舱着陆的不确定性，给现场摄影记者制造了很大麻烦。由此可见，回收报道的重要和拍摄难度。一般来说，在发射前两天，记者就要进入着陆场，进行各种准备工作。要在2000多平方公里的主着陆场上，寻找一个5平方米大小的返回舱，犹如大海捞针，难度系数可想而知。首先要弄清理论落点，了解搜救程序，关键是解决到达现场的交通工具，为了确保能搭上搜救直升机，每次任务我都写好几个报告带在身上备用，着陆场系统总指挥和回收场站的大小领导差不多都认识我，对新华社很关照，记得杨利伟出舱前，现场规定给每位主流媒体记者3秒钟时间拍照，总指挥亲自把门开道，连声大喊：“新华社老王先照！”
▲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完好无损。杨利伟自主出舱。
军演全记录
陈小波：从80年代到现在，你全方位记录了军事演习的发展和进步。
王建民：军演是检验部队战斗力水平的试金石。通过军演可以暴露装备、技术、战术，组织指挥、作战协调诸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战斗经验，提高作战能力。过去讲，打一仗进一步，靠打仗练兵。现在检验提高主要是靠军演。我军从单一兵种发展为多兵种合成的现代化部队，从徒步走，到骡马化、摩托化、机械化、信息化，装备技术发展相当快，包括作战的指导思想都有相当大的变化。我有幸参加了1981年华北军事大演习以来我军多次规模大、水平高的重大演习。
陈小波：华北大演习什么样？
王建民：华北军事大演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重点转移，军委提出军事工作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战略指导思想后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1964年全军大比武以来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群众性大练兵成果检验性演习。北京军区和空军部队10万余人，在古长城外张家口地区数百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摆开战场。天上飞机轰炸，地面装甲轰鸣，高炮、地炮、火箭炮炮火连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战斗场景。
▲1981年9月，华北大规模实兵实装军事演习中的“作战”场景。
▲1981年9月，华北军事大演习中，防化兵在染毒地段进行侦毒作业。
▲1981年9月，华北军事大演习中，空降兵部队伞降敌后。
陈小波：“人海战术”？
王建民：人是很多。到了1987年9月的海军首次电子激光模拟战术对抗演习，战场形态就变了，这次演习研究的主题是科技练兵。2000年10月，解放军在京北燕山脚下和东北某常规武器试验场、西北某空军靶场、黄渤海海域举行了号称世纪大演兵的科技大练兵成果汇报演习，海陆天空一体化作战，尽显复杂电磁环境和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作战特点。
陈小波：近几年，我们看到更多你拍摄到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反恐演习。
王建民：“9.11”之后，反恐成为世界性话题，军事演习从传统作战领域向非传统作战领域延伸。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互信和互相裁减军事力量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为表明上合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意志决心和能力，体现成员国高水平的互信和务实合作，先后组织了7次联合军演。我作为军事摄影记者现场采访了5次。
▲演习中，潜入中国新疆境内的“国际恐怖分子”被我武装警察擒获
▲多国部队联手作战狠狠打击流窜作案的“恐怖分子”
我的梦
陈小波：你说你有两个常做的梦，给我讲讲。
王建民：一是梦见演习突然变为战争，在家门口，看到满天的飞机像鸦雀一样从头顶上飞过，大飞机、小飞机各式各样，美俄的飞机特别个大，吊着各种武器飞过来，眼看着它们随便吞掉我国的歼击机，这是演习还是打仗呢？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吧？赶紧去楼上拿相机，手忙脚乱、气喘吁吁，刚跑到门口，飞机都飞过去了……
另一个也跟采访有关，梦见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军队高层军官，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就快结束了，我还在会场外，路上还堵车，尽管钻来挤去，车开得不慢，但还是难以赶到会场。老远就听到总书记讲话的声音，而且听得出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个着急啊……
陈小波：哈哈！这两个梦太“王建民”了。
王建民：我长期负责中央首长军事活动报道，每次重大采访，总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唯恐出现一点闪失。
陈小波：你把一生都投入到军事摄影之中，摄影也给你带来荣誉。
王建民：我是记者，同时又是军人，能用我的一生纪录军史，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吹进军号是我最大荣耀。
我认为，无论干什么只要专注、认真，并且持之以恒，都能干出点分量来。我生在困难时期没饿死，长在动乱时期没荒废，当兵、入党、提干都很顺利，做记者赶上了改革开放好时机，还有一个幸福的家。我觉得自己不仅是幸运，而且是幸福快乐的知足者。
陈小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你是父亲经商、爱说话的叛逆，你儿子是你当兵、做记者的叛逆，我知道他很小就说过：一不当兵，二不做摄影记者。
王建民：没办法，也许是因为他从小看到的我总顾不上家，总去艰苦和危险的地方出差，让全家人牵肠挂肚。他大学毕业选择去做生意了，父亲数十年乃至一生探求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关系全白搭了，我现在才认识到这是一笔巨大财富。
陈小波：居然有这样的“轮回”。回首往事，除了功劳、苦劳，你认为自己的最大局限和困惑是什么？
王建民：一两句话可能说不清楚，挺多。一是文化方面，文革耽误学业，读书少，知识不够用；二是性格固执，社会发展变化太快了，商品社会不言商，肯定受穷；在嘈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仍然固守沉默容易被周围忽视；三是求全责备，或叫完美主义，做事过于较真，总想十全十美。其实没有十全十美，明知没有还不懈追求，真耽误事。比如说用数码相机抢，明知用小数据量S档要比大数据量L档快得多，我还是要选L档，以确保图像质量。还有无论写稿子还是选照片总是推敲再推敲，结果时效受到影响，还把自己搞得也很累。力不从心，手低眼高，真是难以突破的困惑。
陈小波：还有遗憾吗？
王建民：遗憾有啊。就说眼下吧，我在整理过去37年拍的照片，工作量极大，一本一本的照片资料，把办公室和家里能利用的空间都塞满了。不少照片由于文字记载不详，整理起来很艰难。我的老师和前任，没有讲过保留文字记录的重要，也没有教过资料保存的方法。原以为，自己一本一本贴得很整齐，有标题有时间，查找也算方便，但当你想做出版时就会觉得缺少准确细节了。缺少文字记录，对出版和档案工作带来很大麻烦和损失，个别找不到出处的记录类散片就成了废片。虽然在新华社干了大半辈子，但未能把新华社前辈石少华、袁苓那种严谨的工作作风继承下来。这点很遗憾。
采访时间：2007年—2010年
采访地点：北京、河北唐山、固安、浙江桐乡
▲2007年8月，和平使命2007军演，《特战队》群像。王建民摄
▲2013年9月新疆军区某部在在高海拔地区组织战术训练。王建民摄
▲高原水兵。2013年9月摄于西藏界湖。王建民摄
▲海上大阅兵，2009年4月青岛海域。王建民摄
▲特战女兵。2013年7月在朱日和驻训的38集团军特战女兵。王建民摄
▲蛙人出击，2013年6月，参加全军特种作战部队比武海上科目竞赛的队员在水下训练。王建民摄
以上内容来自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一书，经陈小波授权发布，图片来源新华社。
▲1997年3月，祖国北疆某部野训官兵。
王建民，新华社高级记者、军事图片总监。1973年6月开始从事军事摄影，他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一直与国家和军队重大事件紧密相连，他的经历和照片背后的故事足以构成一部图说历史。“冬天到北疆，夏天赴南方；迎着困难走，顶着危险上；到最艰苦、最危险的环境去体验人生、报道人生。”——这是他从业的座右铭。
▲1997年6月30日下午6时15分，英方告别仪式在维多利亚港举行。7时45分，米字旗落地，象征着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终结。王建民摄
▲1998年8月，哈尔滨军民抗击洪水。当年7 8月间，我国长江、松花江流域接连发生特大洪水，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保卫家园。王建民摄
▲1993年2月，在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军人为柬埔寨儿童发放食品。王建民摄
白洋淀养育了我的性格
陈小波：你在新华社军事摄影记者的岗位上干了30多年，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几乎所有与军队相关的重大采访，为军史积累了重要史料……
王建民：我大半辈子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可以用三句话概括：阴差阳错当了摄影记者；赶上改革开放好时机；新华社大平台为我提供了广阔天地。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为自己能用大半生时间记录中国军队的历程感到幸运。
陈小波：你在白洋淀边长大，你身上燕赵男儿的特征很明显。
王建民：我生在冀中农村，中学以前没出过村。因为靠近水边，很小就会在河里“狗刨”，去河对面的菜园子，一手举衣物，一手游水过河。1962年闹饥荒.，许多村庄的百姓把树叶、草根和玉米秸秆都吃光了，饿死不少人，但我们靠白洋淀近，得益于鱼虾、菱角、水草、地梨，大都活了下来。1963年华北大水，河北中部一片汪洋，大人站在门口就可以撒网，小孩坐在房顶上就可以钓鱼。村东有条小白河，水流常年不断，拿个筛子往水里一插，鱼就往里撞，一会儿就能捞满一桶白哗哗的黄瓜鱼。1964年毛主席号召根治海河，家门前的小白河被加宽百米，也挖深了许多。河大了，河里的水却没见涨。80年代后，小造纸厂、小织染厂、小化肥厂把这条清澈的白河变成了黑水河、臭水河。每次回家我都替它难过，只恨不能亲手关掉这些祸害。
陈小波：你爱憎分明，小时候就是这样吗？
王建民：可能跟家教与民风有关，我从小喜欢锻炼，力气大，在村里摔跤没对手，同龄孩子和大我几岁的没有人敢欺负我，但我从不干坏事，不屈邪恶，好打抱不平，同情和帮助弱者，那些扒瓜掠枣和常欺负人的坏小子都怕我。从11岁开始我为村里一位烈属老人担水，直到当兵离开家乡。
陈小波：你们兄弟六个，五六十年代那样艰辛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王建民：从1946年到1966年，母亲生育我们哥六个。在我记忆中，没见老娘睡过觉，我们躺下时，她还在给我们做衣服、补衣服，等我们醒来，她早就做好饭，下地干活了。父母非常艰辛，为了生计他们整天忙啊忙，连跟孩子说话的时间很少。我娘不识字，却教给我勤劳、善良、诚信、孝道、知恩图报、食不言睡不语、借人一升还人一斗的道理。我们家吃饭时都抢剩的、碎的和差的吃，爹的粥碗往桌上一放，小哥几个抢着去盛。我年少时就开始早晨6点多起床，冬天捡粪，秋天打草，干完活儿才吃早饭上学校。当兵后还保持早起习惯，无论加班到几点，6点半准时出操，不睡懒觉。
我父亲身体比较瘦弱，生在农村没有种过地也不会干农活。他16岁离家去天津米面铺当徒工，19岁调任瑞丰公司庶务长，后公司解散回家做个小买卖。“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乡下集市取消了。老爹做生意有瘾，不顾家人反对还是坚持做。孩子都觉得父亲偷偷摸摸做生意很丢人，在村里抬不起头。现在想来老爹是为了一家人的生计。那时买不起也买不到自行车，老爹自制一辆“大水管”，这辆车后座一边挂一个木箱，骑着它去天津和白沟进货，来回200多公里，箱里装满针头线脑、袜子鞋带、梳子卡子、蛤蜊油等。小百货什么都有，打开木箱盖子就是卖货的柜台。
老爹在2004年5月20日84岁过世。当年的“大水管”自行车已锈迹斑驳，它是我们家的功臣，作为传家宝，我给挂到了墙上。还有老爹用过的小推车，我也收藏了起来。
陈小波：可是你后来恰恰因为不喜欢父亲做生意、能说会道，而形成了现在的性格。
王建民：是这样！对父亲我有两点叛逆：一是做买卖，我从小就鄙视经商。二是爱说话，话多惹麻烦，“文革”中说错一句话不得了。我家很早就有收音机，老爹听了就跟社员们讲，大家叫他“”。他一出现，人们老远就喊“来了！”我觉得叫声里含贬义。我的性格形成跟这个有关，更主要的是时代影响。后来当兵自然和生意场无缘；干摄影，不需用嘴，光线影调就是我的语言。
陈小波：当兵是自己的意愿吗？
王建民：小时候就想当兵。一是受家乡尚武传统影响，二是那时农村青年没第二条出路，1972年底，我高中毕业正好赶上征兵，村里符合当兵条件的有上百人，而指标只有几个，竞争十分激烈。我身体强壮，是学校运动骨干，还负责编写班里的墙报，字也写得工整，带兵的都觉得我是当兵的料，于是把我带走。到部队后，担任新兵营文书兼通信员，傻呵呵的，除了干好本职工作，没有别的想法。3个月的新兵生活结束后，我被分配到85加浓炮营四连。记得共同科目训练中，第一次手榴弹投掷，我轻松投出70多米，差不多是多数同年兵的一倍。连队参加营建施工，装卸红砖，我两手一夹就十几块，从来没觉得累。尤其是炮兵专业理论和实操技术很快赶上了老兵，被列为重点培养的军事干部苗子。
陈小波：什么时候开始摄影？
王建民：当兵6个月，无奈离开心爱的连队，调到团政治处报道组。写了两个月的稿，赶上师宣传科办摄影培训班，就叫我去了。没想到，这一去就嫁给摄影了。当兵前我没摸过相机，也没见过便携相机。为期一个月的摄影培训班结束时，我的启蒙老师丁世儒讲评说，“小王拍的有点像新华社照片”。
回到部队就靠自己摸索了。那时主要拍军事训练、军民关系、好人好事什么的，基本上没。我们师部在唐山，军部在天津，《唐山劳动报》《天津日报》《战友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都开始用我的照片，因为工作出色1975年被任命为炮兵团干事。
1976年“八一”前，部队派我去北京、天津、唐山给报社送稿子， 7月27日到唐山，把稿送到《唐山劳动报》就离开了。那天特别热，晚上10点多回到秦皇岛北大营，还热得无法入睡，和几个战友在操场上坐到后半夜，没想到，3小时后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发生了。
秦皇岛震感剧烈，全城断电一片漆黑，我团通往师部、军部的电话线路全部中断。直到接到军部的密码电报：唐山发生特大地震，命令全团火速救援。我部摩托化行军，6点出北大营，8点多赶到唐山。老远就听到满城的哭嚎和呼唤亲人的声音。几十万人在为埋在地下的另外几十万人哭喊，你能想象得到那是一种什么声音吗？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7月28日上午10时许，最早到达重灾区的52861部队官兵冒着余震入室搜寻幸存者。王建民摄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7月28日中午，52861部队官兵在唐山新市区撬楼板救灾民。
▲1976年，地震后的唐山。部队医务工作者在唐山街头，给在地震中受伤的群众包扎。
唐山地震报道是中国摄影人永远的遗憾
陈小波：你是最早进到地震灾区的记者，为什么今天很少能看到你拍摄的灾难本身的照片？
王建民：从篷布车箱跳下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师部招待所、唐山体育馆、矿冶学院等，街上主要建筑都没了，我所熟悉的唐山不见了。那种景象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一片废墟，遍地尸体，处处求助的眼神，哭声、呼救声连成一片……我和战友们抄起家伙，不顾一切地冲进废墟扒人。铁锨用断了换手刨，两手出血了，两眼发昏了，被战友拉上来。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职责除了救人还要记录救灾。我取出相机，爬上制高点拍照，正好被开会回来的领导撞上。他把我和保卫干事招呼到一边，传达上级有关指示。大致内容是：灾情越严重，越要提高警惕，严防敌特破坏；图片报道要救灾不见灾，不准泄露灾情，杜绝负面报道，不能让境内外阶级敌人钻空子。
我只能把镜头焦点集中在歌颂唐山军民伟大的抗震救灾斗争上：解放军某部冒雨开赴地震灾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子弟兵奋不顾身抢救被坍塌楼板埋压的群众、吊车高空救人、女军医精心为伤员消毒包扎、官兵给灾民送水送饭搭防震棚、抗灾一线的共产党员和英模人物；开滦矿工冒着余震井下采煤、唐钢民兵抗震救灾中发挥突击队作用、唐瓷一厂和五厂恢复生产、商店开业、铁路通车……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这是我一入伍就受的教育。不让拍的东西就不能拍啊！
当时极左思潮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至深至极。唐山地震影像现在这样稀少，主客观原因都有。我想在场有数的几个摄影者和我一样，就主观而言，当时还不能认识灾难本质的东西，也没将镜头对准地震本身的明确意识……我发稿的几十张照片都没有突破上级的要求。
陈小波：你不止拍了几十张照片吧？
王建民：那只是发稿的照片，总共有20多个胶卷。部队抗震救灾工作还没结束，我就调北京工作了。公家的东西，除了已发稿照片，全部留在废墟上的临时营帐里了。后来部队回撤，又几经搬迁，最后撤编解散，什么都找不到了。这是让我非常痛心的事。
陈小波：2006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和你们夫妇一起去唐山地震纪念馆。
王建民：唐山在废墟上奇迹般地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实在令人欣慰。而唐山抗震纪念馆图片展览中的灾情图像明显不足，这又一次刺痛了我。记得你也因为地震展览馆里莺歌燕舞，有所失常，气得直叫，差点儿跟工作人员喊起来。
陈小波：回到北京你就开始写《唐山反思》，很多当时发稿情况我是从你查阅的资料中得来的。
王建民：唐山地震的第二天，197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重要位置，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和《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两条消息。消息称：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北纬39·4度，东经118·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人民日报》当日没有发有关地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