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翔：资深体育人与体育记者40年交情我和《解放日报》征文

我是体育人出身，很有意思，到现在被称为“资深体育评论员”。角色的变化记录的是时光，也与解放日报体育报道转型发展息息相关。算起来，我跟解放日报历任体育记者打交道有40年了，是一段难忘的缘分。

最开始，我是解放日报一名读者。因为小时候家里订《解放日报》，不夸张地说，从我识字后读的第一份报纸就是《解放日报》。彼时资讯远没有现在发达，一张《解放日报》可以从头看到尾。我最喜欢看国际，《解放日报》的国际报道是我了解世界大事“最解渴”的选择。

搞体育出身的人总给外界“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印象，而我通过阅读党报来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养，建立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模式。我对《解放日报》的“解放”二字感触最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日报的报道启发国民思想，摆脱桎梏，在重要历史时期都有宏篇巨作站立思想理论的潮头。1991年，皇甫平的系列评论犹如一颗信号弹，照亮了改革开放的前路。在我心目中，《解放日报》就像一艘稳稳前行的巨轮，始终指明未来的方向。

我从小喜欢体育，文革期间有段时间离开了体育界。1979年，从第四届全运会开始，我在上海体育代表团部工作。也从这时开始，我跟媒体的接触多了起来。渐渐地，我跟解放日报众多新老体育记者们成了朋友。

1982年任中国友好城市乒乓球代表团领队，访问日本关西期间，赛前双方交换队旗。

从第四届到第八届全运会，我在团部做竞赛技术分析。通常在一天比赛结束之后，记者会跟我通电话，了解上海队的比赛情况，我总是团部最晚睡觉的那个人。当时解放日报还没有专门固定的体育版，体育报道多从赛事本身出发，包括比赛进程和技术分析。1988年，《解放日报》推出每天一个体育版面，逢奥运会、世界杯，还会出专版、特刊。乒乓球作为中国的国球，社会关注度高，在奥运特刊、每周球讯上，通过“行家谈”等专栏，我的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解放日报》一个版面点评乒乓球男单半决赛，半个版面图片和文字相得益彰，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1997年参加第44届曼彻斯特世乒赛技术调研工作。

2016年，解放日报社推出上观App，那年恰逢巴西里约奥运会。解放日报邀请我和一些体育界权威人士，为奥运报道进行头脑风暴。从“每周球讯”到之后多次举办的奥运会报道专家座谈，我有幸参与，成为解放日报体育报道的智囊团成员。这证明党报体育报道一直在开拓思路，求新求变，对与会者也是很大的促进。通过座谈交流，梳理秩序，更宝贵的是为未来提供更多发展空间。随着网络资讯的日益发达，解放日报体育报道不断在报道深度和独家观点方面下功夫，每逢重大赛事报道，解放日报的报道内容和版面设计，都能体现党报的思想高度，这也是来源于深厚的思想储备。

在跟解放日报体育记者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虽然不是搞体育专业出身，但是一直具有孜孜以求、学无止境、反复思辨、反复求证的学习精神和职业素养。有时与记者电话一打几个小时，他们总是不把问题搞清楚不罢休。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有新的角度，体现了记者的思想水平。所以我们在交流中，也经常能碰撞出新的火花，对我们搞竞技体育的人也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把竞技体育的共性原理，带到其他各项目的个性解读。除了乒乓球，我涉足的体育话题越来越多。做了电台5年的“第三只眼看体坛”专题，自己对竞技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近几年，在探讨乒乓这个老行当之余，我跟党报记者更多地探讨中国体育的改革，包括“全运会撤销金牌榜”、“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为何开局不利”、“姚明离开大鲨鱼后的篮球改革”等话题，媒体同仁改称我为“资深体育评论员”。

段翔近影。

我虽然年逾70，但还能跟年轻记者有共同语言，自己甚感欣慰。《解放日报》今年70岁，如何跟年轻人建立沟通和接触，也就是提供一个边界——思考的边界。主流思想未必是保守思想，它是有活力的，有生命力的。这是解放日报提供给读者的养料，它不是僵化的。这也是我一直对解放日报怀有深厚感情的原因。

（本报记者 秦东颖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