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婆是“厂花” 40多年来 一直支持着我的梦想
我叫柏德义，今年73岁，祖籍安徽寿县，现居蚌埠，和爱人退休前都是工人。我爱人与共和国同龄，今年70岁，当年她也算是蚌埠城区小有名气的“厂花”。我俩的生活起于时尚和文艺，上世纪60年代，十几岁的我们就开始追求各自的“精神”生活。文艺几乎贯穿着我的一生，爱人也时尚了半辈子。从上世纪70年代起，在爱人的支持下，我免费为他人写歌，分文不取，只为传递正能量，快乐自己。
听父亲说，当年日本侵略中国，老家人纷纷逃难，奶奶便带着他一路拾荒要饭来到了蚌埠，后在此娶妻生子。1946年3月我出生，同年蚌埠设市，因此，我算是蚌埠市的同龄人，一生都在与这座城共同成长着。这是最早的蚌埠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当年我家就住在旁边。
在我之后父母又有了4个孩子，当时一家8口就父亲一个人上班，生活特别困难。作为兄弟姊妹中的老大，15岁我便参加了工作，成为蚌埠市毛纺厂的一名车间工人。得益于少时父亲常带我去听京戏，对文艺有一点理解和喜爱，16岁被选进了厂里的文艺宣传队。当时的我不仅热爱文艺而且还喜欢运动，尤其是游泳，常常一鼓作气可以在淮河上游个来回。这是进入文宣队那年在淮河岸边的留影，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
文艺宣传员平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只有搞宣传活动的时候才被召集在一起排练，会有专业的老师对我们进行指导和培训。上世纪60年代，我的主要工作是在车间里织地毯。由于工作积极，并踊跃参与文艺活动，得到了厂领导的表扬和信任，常被委派出差学习，开拓了我的眼界。这是1967年8月第一次去北京出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留影，手里拿着的毛主席语录本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文青标志。
文艺宣传队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本单位的好人好事，唱那个时期的红歌、民歌和黄梅戏选段，形式主要有对口词、三句半、舞蹈、独唱和小品等。平时在厂里的食堂为职工表演，过年时还要去参加市里的文艺汇演。由于“出去见过世面”，又长期爱好专研，很快我就被提拔为厂里的文艺干部。这是23岁那年文艺汇演结束后，与队友们的合影，后排右二是我。
到了70年代初期，我的工作有了调整，成了厂里的通讯员，还兼任过一段时间的“五七”干部，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文艺。“五七”干部，是特殊时期的名称，当年流行这样一个顺囗溜：“听诊器，方向盘，五七干部，营业员”，这些都是那个年代人们羨慕的好工作。
到了70年代中期，我考虑到那些年自己所学的文艺表演内容杂而不精，就想专攻一个方向。一番思考之后，发现自己偏爱音乐，于是在1975年我报名参加了市里的歌曲创作学习班，那是我第一次有了系统学习音乐的机会。这两本书就是当年的教材，我一直保留至今。
学习班结束后，我又自学了一些和音乐相关的知识。为了能够尽快达到词曲创作的水平，我常常学习到深夜，废寝忘食那是常事。197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各族人民都陷入悲恸之中。在悲伤的怀念里我创作了第一首歌曲《怀念毛主席》，得到了厂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底，后排右二是我，前排同事手里捧着的是毛主席画像。
《怀念毛主席》写出后不久，有一天厂里的广播员告诉我说：“柏师傅，你写的歌唱到市里去了”。听到她的话，令我十分惊讶，做梦也没想到“蚌埠市青年突击手颁奖大会”上会有人唱我写的歌。这次惊喜让我终生难忘，也为我以后的创作起到了推动和鼓舞作用，增强了信心，并且更加笃定的往词曲创作上发展。这是当年参加共青团蚌埠市第七次代表大会文艺演出后和同事的合影，后排右三是我。
1977年，是我运气最好的一年。那一年，不仅常被厂里委派出差学习，而且还恋爱了，对方是当年蚌埠市城区工人阶级中有名的几朵金花之一，玻璃厂的“厂花”许庆敏，追求者众多，可没曾想经人介绍之后，她竟然看上了我。后来听爱人说，那时她看上的是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是1977年劳动节时期，我出差杭州，在西湖边上的留影，为的就是拿回去给她看。
1978年，32岁的我和爱人结婚了，当时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30岁，女25岁。所以，在那个时期，30多岁结婚并不算晚。我们结婚很简单，三转一向一咔擦（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照相机）,除了缝纫机其他4样都没有，就连婚纱照都没拍。后来她赌气，自己去拍了这张单人婚纱照。
婚后我们相继有了两个女儿，她们相差一岁多。这是1980年我们一家四口的合影。那时候的生活，相对还是比较难的，尤其苦了我爱人，她一个人要带两个孩子。而我，天天沉迷于歌曲创作，家务和孩子几乎都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现在想想曾经的时尚娇娇女，成为当时那种状况，觉得挺对不起她。可那时候，我对词曲过于痴迷，竟没想过这一切。
我爱人是个值得一提的人，她和我一样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但她从小就是家里的娇娇女，性格开朗，不拘小节。19岁到玻璃厂上班，同事大多是上海人。喜欢时尚和美丽的她，常把工资花在了穿衣打扮上。但凡有同事回上海，她总得捎带几件物品。这是我爱人19岁时的留影，那个年代，她这身穿着已经算得上新潮了。
这是我爱人刚刚20出头时的照片，手表和皮鞋都是那个年代一般工人不舍得买的东西。她身后的蚌埠津浦大塘，是1908年修筑津浦铁路时留下的水塘。解放后经全面治理，1958年辟为公园，称大塘公园，后来又改名为珠园，珠园之后又更名为"津浦大塘"公园。当年不仅是蚌埠市民的主要休闲场所，也是年轻人的恋爱天堂，留下了几代人的爱情回忆。
1975年我爱人拍下了这张烫头照，当时没有彩色相机，颜色是摄影师拍完以后用笔画上去的。这里面还有一个时代典故，在文革期间，普通女性是不允许烫头的，只有文艺工作者才可以。想要烫头得需单位开具证明，证实你是文宣队的演员才可以烫。烫头在那个年代是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弄不好就会被扣上“走资本主义”的帽子。但是我爱人，因为喜欢时尚，总是敢大胆的去尝试。
1979年，我工资每月40多块，爱人30多。由于她喜欢听音乐，就买了我身后这台“双卡录音机”，可以两边放磁带，算是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售价400多，几乎花光了我一年的工资。作为家里最贵重的电器，那一年我还特地拍了这张与录音机的合影，留作纪念。
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的工资稍微有了增长，但加在一起每个月也没有100块。为了满足孩子的需要，我们从厂里贷款买了手风琴和电视机。虽然生活拮据，但是，我和爱人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精神追求。她依旧每天将自己收拾的时尚而美丽，而我在工作之外继续热衷于文艺，不仅创作歌曲，而且还写过话剧，那时候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还算美满。
1985年，我作为厂里的销售员，被派到中朝边境谈生意，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当时，朝鲜人的生活条件非常差，根本无法支付现金，于是对方提出用鱼换我们厂里的毛线，我没同意。这是当时在图们边境线上的留影。图们口岸是我国对朝鲜的第二大陆路口岸，位于图们市区图们江畔，对面是朝鲜南阳国际口岸，现在早已变了模样。那次谈判之后，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国的繁荣和富强，于是励志潜心创作出更多积极向上的歌曲。
接下来的几年里，因我过度沉迷于创作，与爱人的感情渐渐出现了裂痕。那时孩子们渐渐长大，学习任务越来越重，她一个人忙不过来。而我曾一度白天上班，晚上搞创作，家务及小孩顾及的少，她累了，我们常发生争吵，她脾气不好，又正当中年，火气大，说话难听，我接受不了，结果到了90年代初离婚了。后来，我们双方都认为还是原配好，知已知彼，又重新生活在了一起。这是90年代初期的我爱人。
短暂的婚变，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彼此。复婚以后，我更体谅她，她也更加支持我的创作。有时沒有创作激情几天不写歌，她便会问我怎么不写了。我也每天主动做起了家务和照顾孩子。从此，我们在家庭稳定的情况下，又活在了各自的精神世界里，并且乐此不疲。只是爱人渐渐地放弃了自己的追求，归于平淡，反而默默支持着我的爱好，从那以后我的词曲创作进入了高峰期。
我的创作风格多样，时而抒情，时而雄壮有力，偶尔也会偏爱创作农村题材的歌曲。且陆续在全国各级各类歌曲创作大赛中，分别荣获：优秀奖、铜奖、银奖、金奖等20多次。空闲时，我会去基层社区艺术团参加活动，倾听他们的声音和需求，力争创作出受群众喜爱的不同风格的歌曲，把富有正能量的作品带给大家。
2006年退休后的我，被吸纳进了蚌埠市音乐家协会，成为了一名作曲家，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本地音乐家们交流，对我的创作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十多年里，我先后又创作出了200多首不同风格的歌曲。每写出一首歌曲我都如获至宝，兴奋半天，很有成就感和幸福感。但是，却始终没有一首歌能打动我爱人。直到女儿们出嫁后，爱人才看中了我的一首《看望父母》，她认为这首歌最好听。果然我唱这首歌时，受到了那些老年朋友们的欢迎。
我写歌40多年，从未获得一分报酬，只要别人需要都是免费拿去，对此老伴也很支持我。她说，我们都是有精神追求的人，不要在意物质满足，只要心灵需要，能让自己感到快乐和幸福，一切就都是对的。截止到今天，我为公益机构、机关单位或个人已经写歌不下一百首，看到自己的作品被人传唱，就是我一生创作最大的自豪。
写歌几十年，我最大的感触是，歌曲好写，写好难，写成大家公认的好歌曲更是难上加难。往往写好一首歌曲，都要修改很多遍。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跟上时代的步伐，写出更多正能量的歌曲，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如果你也有故事，欢迎私信或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