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家广电总局给出的命题作文 导演焦波交出了9.3分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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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这个本应该是无数人故乡的地方,在当下好像成了一种耻辱。
面对乡村,很多人用的都是“摆脱”、“逃离”、“甩开”这样的词汇。
朝着城市头也不回地大步狂奔。
农民成了农民工,在钢筋水泥之间架起了城市,却依旧不为城市所容,抛弃的土地的农民们,被时代发展巨轮的阴影所笼罩。
“说实话,我对这片土地没有丝毫留恋,这土地不养人。”
这是一位农民说的话,这可能也是今天大部分农民心里想说的话。
而说这话的农民名叫杜深忠,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
《乡村里的中国》
纪录片的导演名叫焦波,是国内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和摄影师。
从1974年开始,焦波就用相机拍摄父母的照片,记录下爹娘平凡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这一拍,就是三十年。
再到后来,焦波又花五年时间拍摄了汶川地震系列纪录片《地震孤儿》。
而为了拍摄《乡村里的中国》这个国家广电总局局长张洪森给出的“命题作文”,焦波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住了整整373天,以二十四节气为时序,完成了这部电影。
焦波带领的这个摄制组也非常“不专业”,一共只有六个人。
除焦波外,摄制组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1岁,都是来自四川传媒学院和淄博职业学院的学生。
当然,请大学生的原因不只是他们便宜(当然这也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他们更真诚和更有激情。
这个“不专业”的摄制组拍出的纪录片豆瓣评分高达9.3分。
杓裕村在中国乡村序列中处于过渡位置。
它是许多村落的过去和未来。
一方面它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例如手写春联、给孩子吃春(一种食物)等,另一方面它与外界也有着密切联系。
纪录片一共选取了三条线索,分别是村子里的三户人家:
文化人杜深忠家、大学生杜滨才家和村支书张自恩家,这三个家庭正好代表了杓裕村的文化线、情感线和政治线,很有典型意义。
杜深忠,老杜,也就是开头那个说土地不养人的农民,他是本片内涵和深度的最大贡献者,也是纪录片着墨最多的人。
纪录片拍摄那年(2012年),老杜已经58岁了,家徒四壁,当果农苹果却种得不咋样,还整天不着调。
他的心思就不在地里。
太阳出来了,拿个毛笔蘸点水在门口练字。
村子需要写字时,老杜首当其冲,比如活动横幅,各种喜事丧事。
老杜太“叛逆”了,但他的叛逆可不止这一点。
他读过高中当过兵,34岁才成了亲,结婚没两天就丢下媳妇跑去北京上鲁迅文学培训班。
老杜学了整整四年,想搞文学创作,得过几张荣誉证书,写过几叠文章,最后还是被土地拴住了腰。
这几十年来,他天天看《新闻联播》,不管是李白巴金还是国家大事,他都能跟你侃侃而谈。
他也爱音乐,抱着把二胡沉醉的拉着听不出调的曲子,在媳妇的嘲笑声中还能一脸严肃正襟危坐。
自从村里大喇叭广播过一次《春江花月夜》后,老杜的魂儿就被勾走了,心心念念就是想要个琵琶(琵琶一般不都是漂亮妹子弹吗?)。
这里就要提到老杜的媳妇张大娘,这两个凑一块儿简直就是一对儿活宝。
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俺俩口子打了一辈子仗,你要是拍俺俩,就是一个战争片。”
两人讲不到两句话就开怼。
张大娘是个农村妇女,没有多少文化,一张嘴全是怼人,但心地善良。
对琵琶魂牵梦萦好一阵之后,老杜不知道从哪搞到一笔私房钱,欢欢喜喜地到镇上买了一把新琵琶。
原价840,讲价讲到690,回家跟媳妇说是490买的。
老杜撒谎时脸不红心不跳,还带了一个朋友帮他圆谎,两个人一唱一和。
不得不说,不愧是跟老婆干了几十年战的老杜,老同志就是经验丰富啊。
不过有一次他跟别人聊天说漏嘴了,被大娘听到了,一顿骂自然是没躲过。
纪录片里张大娘说出了她和老杜吵架的原因,让人觉得特别温暖:“越有文化我越和他吵,我很佩服他,要是不和他吵,在这个家庭里就一点地位也没有了”。
这对看起来那么不相称的夫妇,此刻却令人感动。
吵架,斗嘴,或许这些庸常的部分才正是婚姻的支撑物。嘴上嫌弃你,但一生都与你息息相关。
年过半百的老杜皮肤黝黑,身材精瘦,满脸皱纹,他拿出多年前写的稿子,淡淡地说了一句:“我20岁时的愿望到今天都没放弃。”
他对着儿子说着过去,叫他好好念书,却并没有许多中老年男人那种妄自尊大好为人师,更多的是痛苦。
最后,老杜自己总结道:“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能说明问题。”
这部纪录片正是因为老杜的存在,多了许多深度和内涵。
村里的年轻人出去打工丢了性命,他说这是在“用人肉换猪肉吃”。
他还说:“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
原本生长在村里山坡上一棵老树被移走了,从农村移植到城市里做绿化,老杜给予了这个行为一个极为精到的点评:剜大腿上的肉贴在脸上。
这上面的每一句话,都堪称金句,生动形象直击本质。
比起舞文弄墨装逼吊糟的那些人,老杜才是真正的文化人。
他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能拥有一间书屋:“窗户明亮,阳光照进来,屋里都是摆满书的书架,门口放块泰山石,刻上‘松石书屋’。”
就凭老杜对琵琶的那个执着劲儿,他早晚会实现。
在老杜部分的结尾之处,老杜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不是在庄稼地上的失败,而是追逐梦想的失败。
与此同时,老杜的儿子在在一页一页的翻看他的创作。
这给人希望,也给人抚慰。
本片的第二个主人公是大学生杜滨才,他的父亲曾患有精神疾病,十九年前母亲就离开了这个家,杜滨才是跟着父亲长大的。
虽然家庭贫困,但他成绩优异,长得也不错,性格开朗,能唱会跳,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国际导游(他最后也实现了这个梦想)。
十几年来,杜滨才拒绝去看望嫁在邻村的母亲,每次大娘提起要去,他就会说“下回去”,但从来都没有去过。
一开始,杜滨才看起来有一点叛逆。
嫌弃父亲普通话说不好,生闷气的时候会说“我一点都不想回这个家,这个家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原生家庭不好的同学对这句话体会应该会很深刻,对于优秀的杜滨才来说,家庭似乎并不能帮助他什么。
但渐渐地,我们发现这个大男孩只是嘴硬。
他会兴高采烈地告诉父亲自己是市里唯一一个在校大学生拿到了中级导游证的人。
他也会在年末村里的春节联欢会上,唱着不成调的《父亲》,泪流满面。
而底下站着的杜滨才父亲,那个沉默的男人,早已经泣不成声。
他也终于去看望了自己十几年未见的母亲,趴在母亲肩头大声痛哭。
在亲情这条线里,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一起时纵然会吵架、会互相嫌弃、会相看两厌,但面对生养我们的父母,最深切的爱意永远都会在。
最后一个主人公是村里的党总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张自恩。
张自恩就像一只陀螺一样转来转去,忙来忙去,从来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哪怕是村人打架,他也要协调。
驻村干部魏书记为了建设村里的文化广场,杀(砍)了几棵树,与村民产生纠纷。
村民不敢打他,但敢打张自恩,张自恩作为干部只能忍耐。
一开始,我们对于砍大树这件事可能也是不太赞同的,但最后当村民在干净宽敞整洁的新广场举办第四届联欢会的时候,我们终于理解了这一举动所带来的好处。
用杜深忠的话说就是:“人活着需要吃饭,精神也需要吃饭,需要哺养。”
不过我们需要平衡的是,如何在不破坏农村原有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让农民也享受到改革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不能一味无差别的城市化,最后落得个“不城不村”的结果。
《乡村里的中国》讲的是农村的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题材非常劝退。
但看完了才会发现,除了三个主角,村人也很有趣。
有人嫌苹果卖不出去想等等再卖时,有村民说:“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裤子改棉袄”。
两个村民打架斗殴,一个大娘被打伤了,调解之后大娘突然来了一句:“我看透了法律。”
有些观众质疑片子,认为是事先设计好的,但导演焦波说:“我从来没设计过任何一个场景,没写过一个字的策划,没编过一句台词,这些都是真实生活的自然流露。”
基于生活的影像也最能打动人心。
同时,纪录片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也非常严峻。
土地不养人,累死累活一整年只能挣一两万块钱,农民无奈选择背井离乡出去打工。而打工,却是在“用人肉换猪肉吃”,甚至还会像那个小伙子一样客死他乡。
农民被挤压地无路可走便成了贫困、低贱、无知的代名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很大一部分是以牺牲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他们离开土地,离开父母与子女,去建设城市。
他们用劳动和血汗赚钱,却并没有换来光荣。
当他们在影视作品中销声匿迹之时,我们需要《乡村里的中国》这样真实、生动又感人的作品。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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