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500字命题作文 慈禧读后震怒：马上带我回宫见皇帝
晚清七十年众生相（六十六）：命题作文
袁世凯晚年称帝复辟之举，堪称葬送了前面大半生的大好开局，弄得晚节不保，最终落下个“窃国大盗”的恶名。根据成王败寇的传统，袁世凯立马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夫民贼，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承受骂名。其中对袁的一项指控，就是他背叛了谭嗣同，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但综合后来陆续浮出水面的种种资料来看，袁世凯虽然有过告密行为（这一点袁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大方承认），但这并不是造成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
早在戊戌政变（1898年9月21日）的半个月以前，政治嗅觉敏锐的人早已闻到山雨欲来的气息。在9月4日，礼部发生“六堂官事件”；9月5日，光绪任命谭嗣同等四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这两件事加上后来光绪欲设立“懋勤殿”和召袁世凯进京，想自己亲抓政权军权，如此的僭越举动已经让慈禧觉察到了危险。帝党与后党之间的矛盾渐渐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所以，慈禧在正式发难的十多天前，已经开始着手结束戊戌变法。袁世凯的告密，只是让慈禧扩大了打击力度，让本来只需被革职处分的戊戌六君子，最后遭受了极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袁世凯出卖谭嗣同，不但不是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甚至不是慈禧发动政变的直接导火索。此次事件中的这位关键先生，其实另有其人，这个人叫做杨崇伊。
杨崇伊时为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是个言官。杨是江苏常熟人，与翁同龢是老乡，但两人在政治立场上是对立的。翁是光绪老师，属于帝党，而杨崇伊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后党人物。
杨崇伊在任上，多次充当了慈禧一派的喉舌，如上奏参劾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使其关门、参倒珍妃的老师文廷式等。而他政治生涯中最为高光的时刻，莫过于在戊戌年间，向慈禧上的一封恳请太后“训政”的奏疏了。
杨崇伊算是个政治投机客。他足够聪明，在戊戌变法后期，察觉到了帝后之间的矛盾，以及慈禧想重掌大权的欲望。但是慈禧想重新干政，不能自己来提这件事，而必须让旁人出面“恳请”，形成舆论，她才好“不得不”出山掌权。
杨崇伊深知，身为一名言官，想要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必须得到太后的赏识。比如张之洞就是个教科书般的例子，当年凭着一份奏折博得慈禧的欢心，一夜之间连升四级，如今已官至封疆大吏。
杨崇伊想当第二个张之洞，于是下决心要抓住这次机遇，在慈禧太后面前好好露一次脸。既然知道太后需求是什么，有了命题就好作文了。最后杨崇伊写出来的这篇载入史册，吁请慈禧训政，并直接结束了百日维新的重量级奏折，正文仅仅只有465字。
奏折写好之后，呈递给太后的过程却并不顺利。首先，请慈禧“训政”这种大事，需多位朝廷大员联合提出，形成“联章”，才有说服力。而杨崇伊为小小一御史，独自上奏，乃是妄议中央。可是杨崇伊找人和他联名时，同僚们都纷纷表示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就连他的老师王仁和，都送给他四个字，“无牵老夫”。
在实在找不到人愿意联名上奏的情况下，杨崇伊只好冒险独告。但他没有权利直接向太后上书，需要通过亲王或者军机大臣代为呈递。最后，杨崇伊选择了庆亲王奕劻。
根据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中的记载，庆亲王一开始没领悟到太后的心思，对杨崇伊的请求面露难色。杨便威胁他道，“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说完拂衣而去。庆亲王也是一点就通，马上就叫住他，拉着一起去颐和园觐见慈禧。
慈禧见只有杨崇伊一人独奏，没有达到她预想中百官纷议的效果，心里有些不满，说：“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但随后，慈禧马上给了个台阶下，问庆亲王对此意见如何。最后得到庆亲王肯定的答复后，慈禧立刻便说：“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本区区四百多字的奏折，其实里面也没多少干货，大多数都是老调重弹。主要还是控告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妖言惑众、迷惑君心，借口变法、安插党羽等。另外上面还专门提到了维新派欲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一事。
“风闻东洋古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结合后面杨深秀和宋伯鲁等人提议中日英法四国合邦的奏折来看，杨崇伊在这里的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这里杨崇伊猜测也好，造谣也罢，慈禧太后其实并不在乎。甚至“训政”奏折只有一人署名，篇幅只有短短四百字，这些细节都可以忽略，她需要的，只是有人出来帮她提出这件事而已。
所以，在读完这封奏折后，慈禧马上就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准备随时收网，发动政变。而袁世凯向荣禄的那起告密事件，还在两天之后。
那位有着“首告”、“独告”之功的杨崇伊，事后虽然得到了慈禧的几句夸奖，但并未从此一举飞黄腾达。杨崇伊自以为凭一己之力助慈禧重掌了大权，殊不知在这场权力大戏中，其实他也只是慈禧手中一颗小小的棋子而已。
即便没有杨崇伊，也会有张崇伊、李崇伊出来帮助慈禧完成他的计划。在慈禧的目的达到后，杨崇伊也失去了最后的利用价值，成为了一枚弃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