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我被《贵州日报》称为“青年剧作家”｜创刊70年·我与《贵州日报》征文

讲述人李俊，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贵州省电影家协会主席，贵州师范大学教授。主要影视编剧作品有《杨虎城的最后岁月》《夜郎王》《伟大的转折》等10余部，另有专著《影视文学论纲》、诗集《五色石》等出版。

读了《贵州日报》刊发的彭晓勇《我在文艺副刊的岁月》一文，尤其是其中的“编辑与作者间的温暖情谊”一段，我感慨万千。彭晓勇曾是《贵州日报》文艺部的编辑，而我，则是一个忠实的读者和痴心的文学作者。

1987年我进入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课余时间大多在舞文弄墨，心心念念就想今后当个“无冕之王”（记者）或作家。在1980年代，可以说是全民爱文学，“写诗读诗是时尚，北岛舒婷是偶像”，特别是在高校，特别是高校的中文系。那时候学校给我们订阅的报纸如《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贵州日报》等是分发到班级、寝室的，不用老师说，读报、议报、剪报、集报成了很多同学的寻常事。我最爱看的、特别关注的就是《贵州日报》每周一期的文艺副刊“娄山关”和“七色花”，因为我已经不满足只当一个读者了，也想成为一个作者。我在本校的校报上发表几篇诗文之后，大二时就开始向更高一级的报刊投稿了。然而，我投给《贵州日报》文艺部的几首诗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一个曾在《贵州日报》发表过文章的学长给我指点迷津：报社又不远，稿子不要邮寄，你自己送到报社去当面交给编辑嘛。学校在相宝山南麓，报社在相宝山北边，走路去也就10几分钟。我立即照办，誊抄了几首自认为很好的诗歌，就直接走进了贵州日报社5楼的文艺部。

当时的文艺部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大的那间供几个年轻的编辑使用，小的那间则经常端坐着一脸严肃的主任何光渝。我第一次走进文艺部其实是有准备的，先找彭晓勇老师，此前我见过他，不久前他到我们师大去参加过一个学术会议，还在会上宣读他的论文《黔北文学巡礼》。我当时在场旁听，对他印象很深，因为他长了一脸的络腮胡，黔东北口音很重。我进门就见到他了，立即和他套近乎。虽然他不认识我，但一说起他在贵师大的学术会议上宣读那篇论文的情境时，他立即就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还把我的诗稿转给了旁边的美女编辑周琪，说她是编诗歌的，而且是个有名的诗人。

于是，我的诗稿真的就像那位学长指点的那样，直接交到了编辑的手里。周琪老师放下手里的活，认真看完了我带来的几首诗，然后和蔼地说，要么主题浅显，要么没有新意，语句也不够精美，最后当面把稿子全部退还给我，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多少有些失望，但却很满足，心想那么多作者投的稿件都石沉大海了，而我毕竟当面听到了编辑的意见，近水楼台就是好啊！

此后每隔一两个月我就去送一趟诗稿。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我先后有两首诗歌在副刊“娄山关”发表了。这太不容易了，就像彭晓勇老师说的，作品登上省级党报的“娄山关”，就像红军长征攻占娄山关一样艰难，是一次文学上的转折，因为据说只要在《贵州日报》发表两篇（首）文学作品，就可以加入作家协会。

在文艺部，我还认识了另一个后来对我帮助特别大的编辑苏丹。他当时主要负责社会文化生活栏目“七色花”，还带我做过一次采访，写了一篇有关大学生当家庭教师的长篇新闻稿，之后我们就混得很熟悉，我也不再称呼他“苏老师”而改叫“苏哥”了。现在苏丹已经退休了，我依然喊他“苏哥”，我们依然还保持着兄弟般的温暖情谊。

1999年我30岁，我独立编剧的8集电视剧《杨虎城的最后岁月》被搬上荧屏，先在央视一套首播，又在央视八套重播，之后获得了“飞天奖”“省政府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等。为此，已接任文艺部主任的苏丹安排了4次报道。第一次是电视剧开机时的综合报道，提到了作为编剧的我的名字。第二次是文艺部记者段丽娜对我的新闻专访，文章称我为贵州“异军突起的青年编剧”。第三次是主任苏丹亲自上阵，对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文化艺术访谈。他还特意告知我，这是我省的一个高端文化访谈，报社有规定，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上这个人栏目的，之前只有叶辛、何士光、李宽定、李发模等知名作家诗人上过。我有些受宠若惊了。就是在这一篇访谈文章里，《贵州日报》第一次称我为“青年剧作家”。后来王建平老师写的该剧的评论文章里再一次使用了“青年剧作家”这个词。“作家”这个称呼，对于我来说一直是非常神圣的，这也是我多年来执着追求的梦想。现在由省里的党报权威地发声，相当于是“封”我为“作家”，而不是称“作者、文学青年、文学爱好者”之类，这是多大的荣幸与荣耀啊！

时光荏苒，如今的我已年过半百，《贵州日报》也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难忘我的青春文学岁月，感恩《贵州日报》，感恩文艺部，感恩所有为我做嫁衣裳的编辑记者们！

《贵州日报》创刊70周年系列活动之——我与《贵州日报》征文”启事（点击查看）

文/李俊

刊头制作、相框设计/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吴浩宇

文字编辑/陆青剑

视觉实习编辑/王涛

编审/李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