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医心无尘 屠规益的人生追求

屠规益和他的学生，刘绍严副主任，手术前在复习X线片，熟知病情

如果上午没有人打扰，屠规益教授会坐在他那间不足十平米的书房里看各种资料、中文或英文学术期刊，或伏案写文章。

2020年的生活节奏，对他来说，有点太闲了。“疫情发生之前，他每周去医院看门诊。疫情爆发后，他的门诊停了，医院领导也是为他身体考虑，就不让他出门诊了。”屠规益的老伴儿说。

屠规益，中国著名头颈肿瘤专家，中国头颈外科学科创始人之一，曾获得“首都十大健康卫士”、“金柳叶刀奖”等荣誉称号，1953年自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从医已有六十余年，今年已经93岁。

83岁那年，需要肿瘤医生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支援当地医疗建设，屠规益听到后跃跃欲试，申请去新疆医疗前线，“院领导不敢批，毕竟年龄在那里摆着呢，怕万一去新疆，身体出了状况，怎么办。”老伴儿站在屠规益身边说，“他做事啊，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年龄，可是组织上不得不考虑啊！”

他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正在做的事情也有很多。他一辈子学习世界上对恶性肿瘤的认识，学习世界学术界对恶性肿瘤的各种控制方案，期待临床循证医学能得到更好发展。

他痛心于当下医患关系，呼吁医学人道主义，主张医学教育方面进一步加强。他常年活跃在门诊一线，在疫情爆发前每天出诊，与病人保持最直接接触，时刻了解科研进展前沿，笔耕不辍。“医师，并不仅仅是治病。”老骥伏枥，亦解韶光贵。

一生追求光与真理

屠规益1928年出生于上海，父亲开了一个印刷厂，雇了几个工人。少年时屠规益喜欢在车间和工友们一起玩，但他发现，有的人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不见了。

那时候食物里缺少维生素，有的人会因为缺乏维生素B患上脚气病而去世，“工友”的离开让少年屠规益很伤感，心里便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学医，为了救治像“工友”那样千千万万的人。

虽不算富庶，但家境也算殷实，父亲爱看书，家里藏书很多，屠规益受益于此，读书涉猎广泛，科学百科文学小说，手不释卷，因为从小就读于英文学校，英语功底也很好，考大学时，顺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这是19世纪末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享有盛誉的高等教育学府，被誉为“东方哈佛”，那时医学院都是七年制，全部英文授课。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初为“光与真理”，后来又加入孔子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屠规益一生对光与真理的追求、对医学发展的思考，皆可溯源于此。

195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各院系被分拆并入其他各高等院校，医学院被分至上海第二医学院。那一年，抗美援朝战场上战事正酣，屠规益所在医学院开始为培养战地医生做准备。

当年，他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实习。次年毕业，留在协和医院工作。在黄浦江边长大的屠规益从此开始在北京的工作生活。

“北京协和医院有三宝，”屠规益根据他在协和工作10年的体会，不止一次说，“病历档案、图书馆、老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保存了自建院以来所有病历，其中有记载着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宋氏三姐妹等历史名人的看病记录，也记录张孝骞、林巧稚、吴阶平等一代名医的成长历程，许多中国首例乃至世界首例疑难和罕见病案，在档案馆内页有迹可循。

记录翔实、分析得当的病历，既是鲜活的教材，也是医学典藏。它们不仅是西医进入中国后的发展变化历程，更是“身体史”研究的原始资料。

北京协和医院图书馆1957年被国务院指定为“全国第一医学中心图书馆”，拥有国外各种医学著作、各种最新的外文期刊。

病历档案馆和图书馆是屠规益最喜欢去的地方，老协和的病历，观察仔细，描写与叙述详细，病案讨论中，有提问，有解析，全篇英文打字，是对临床实际问题进行逻辑推理最好的学习。

图书馆内国外最新出版的医学期刊，为屠规益打开国际视野，他的思考与实践一直与国际接轨，眼界一直在国际前沿。

20世纪60年代，屠规益（第三排右三）和老师、同学在北京协和医院门前走廊上

协和医院的老教授是行走的教科书，各个身怀绝技，当时协和医院实行住院医师制度，必须“住在医院里”，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对所管病人实行“全面全程负责”。

病人有问题医生随叫随到。“只要是临床问题，一定要看病人，这就是协和人的传统。”严谨，是“协和品质”的基石。年轻的屠规益跟在老教授身后，不仅学到技术，更感受着老教授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协和老教授身上所蕴含的精神感染着他。置身其中，会感到前辈的托举和鞭策。

少年时立志从医救人，求学时对光与真理的追求，初穿白大褂在协和医院感受到的严谨与人文关怀精神，如静水深流，缓缓注入屠规益的血脉。

年轻时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一种体验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很小的事件展开都像是命运的翅膀，所拂之处，如奇异阔大的锦缎，每一条线排在另一条线旁边，千千万万条线互相平衡着，并在他的未来展现出恒久绵长的力量。年轻时从经历里承继的光芒，一直被他珍视、坚守，至老未变。

“一切为病人着想是基本医德”

1963年，屠规益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外科，主攻耳鼻咽喉口腔恶性肿瘤。手持手术刀，刀到病除，最初的职业感觉很好。但随着对病人跟进了解，他渐渐感到单一外科手术的不足。

临床肿瘤学特点是对病人治疗后，需要反馈。通常一般疾病外科手术后，手术医师并不需要了解病人术后健康结果。但临床恶性肿瘤学需要结果，需要一定时间观察后，三年或五年，追问病人治疗后情况。

肿瘤切除后是否局部已经控制？有无复发？恶性肿瘤治疗后一年、两年、三年，以至长期，需要医院随诊组及治疗医师了解。有些恶性肿瘤治疗后复发，医师需要准备再次治疗。

有一次，屠规益去术后病人家访问，进了家门，在别人指引下才在一个角落找到病人，原本高大的汉子默默呆坐着，缩成一团，他接受不了自己不能发声的事实。没过几天，又传来一个消息：另一个术后病人因为全喉切除后，忍受不了有口难言的痛苦，跳楼自杀了。这位跳楼的喉癌病人的选择，深深地触动屠规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对于晚期喉癌患者，做全喉切除术是全世界最流行的治疗方法。“有没有希望改进呢？”屠规益思考并开始尝试，也是在那一年，他大胆实施国内第一例喉的声门上部分切除手术，获得成功。病人术后又生存9年，突破当时“晚期喉癌必须全切”的流行观点。

此后，他又逐步扩大适应症，改为手术前或手术后放疗，对更严重的病变切除3/4喉，使患者保留语言功能。这一方法使病人五年生存率创纪录地达到80%，后来被广泛推行。

也是那一年，屠规益实施鼻咽癌放疗失败患者的挽救性救治手术，为让病人有更多生存可能，他涉足这个被很多学者称为“手术禁区”的地方。在严密查证基础上，他为一位患者开刀施治，治疗后五年生存率达到45%。

这例手术为国际首创，引起国际学界瞩目。美国斯坦福大学医院医师来访时说，这是一项很大的创新，他们回去也要学习开展。此后国外也开始对鼻咽癌进行手术治疗。

很多人说屠规益有首创精神，敢为人先。他却说，“我创新，都是被病人逼出来的”。为什么率先实施喉的部分手术？是为了让病人继续说话。为什么要步入鼻咽癌放疗未控这类被很多人视为“手术禁区”的地方？是想延长患者的生命。因为心里始终装着病人，所以竭尽所能。这些被逼的创新中有医者的仁心与不忍。

“为病人着想，是最基本的医德。”这是屠规益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正是基于“为病人着想”，屠规益会对手术过程及操作不断总结，精心钻研，大胆创新。

在颈淋巴结转移癌治疗中，一般外科医生主张做颈部标准的清扫大手术，他根据病人状况，率先设计局限性上颈清扫术，减少创伤，尽量保全功能，并且保证了颈部转移癌的治疗效果。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年后人们发现，在国际医学界流行的择区性颈清扫术，与早年间屠规益的创新性手术不谋而合。

全部食管癌的治疗，以往是胸外科治疗范围。屠规益掌握颈部外科后，把头颈外科解剖范围内颈段食管癌的治疗，纳入头颈外科手术范围。

1979年，头颈外科将食管内翻剥脱、胃代食管等修复技术，引入下咽颈段食管癌手术。因为这种手术不需要开胸，减少了创伤和并发症，降低了手术危险，也减轻了病人痛苦。

也是那一年，屠规益创建舌骨肌瓣修复喉大部切除后喉内残腔，五年生存率为75%，喉功能大部恢复，该项研究获1995年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晚期上颌窦癌发展在患者眼球下，过去耳鼻咽喉科医师在上颌窦手术中，为了保证切缘安全，都要切除患者眼球，造成容貌破坏和身心痛苦。

屠规益在国内率先研究开展术前放疗后保留眼球的治疗方案，使无数患者保住眼球，生存率也不受影响。

曾经做过头颈科护士长，现在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工会主席的吕春梅记得，每逢给喉癌病人、带有气管切开的病人检查时，病人容易咳嗽，面对医师，由气管切开口向外喷痰。

屠教授总是习惯性地用一只温暖的大手挡在患者气管造瘘口的地方，用手直接接住。他跟护士们说：“如果是你的家人，你会嫌脏吗？”

头颈科的大夫们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一天深夜，医 生 宿 舍 区 大 门已经锁了，年轻医生们睡梦正酣。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开门，快起来！”一个声音反复地叫着，细细一听，竟是屠规益！有人赶紧打开门，屠规益说：“病房 有个 病 人 病 情变化，你们虽然不值班，也该赶紧起来跟我去观察、处理。”后来才知道，五十多岁的屠规益一着急，翻墙进了宿舍区。在他心里，病人是第一位的。

1953年一个下午，屠规益（第三排右三）在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三楼解剖室

推动头颈外科发展，倡导多学科综合治疗

上个世纪中期，由卫生部牵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肿瘤专科医院和肿瘤研究所。

肿瘤专科医院重点在于研究如何根治恶性肿瘤。跟随世界潮流的进展，肿瘤医院建立恶性肿瘤多学科治疗会诊制度，集中团队（外科、放疗科、化疗科、病理科等）智慧，力图攻克恶性肿瘤临床难题。

但是，由于我国医师受医学正规教学尚且不足，专科治疗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肿瘤不是多发病、常见病，肿瘤专科医师数量尚且不够，以“多学科团队”治疗恶性肿瘤的方案还未深入医师的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建院后，肿瘤临床治疗也经历过医师为自己科室争取患者的阶段，科室间有过争论。随后，在院领导支持下，建立临床多学科会诊制度，每周一次，集思广益，各学科医师在一起商讨新病人的治疗方案，一直延续至今。

头颈外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肿瘤医院普通外科医师和美国综合性医院耳鼻喉科医师们在学术争论中诞生的。

两个用手术刀治病的科室在为头颈肿瘤患者治疗争取权益中发展和壮大。屠规益从耳鼻咽喉科转到头颈外科的时期，正是美国头颈外科成熟、发展的时代。

有着国际视野，敏锐洞察力的他，从最新期刊文献中了解到这一点，认为这样改组扩大了科室治疗内容，有利于病人治疗，他及时和同事们跟上这一变革，就此发展了肿瘤医院头颈外科，推动了中国头颈肿瘤外科的发展。“医师对现有治疗方案不满足，才能对新事物敏感。”

1985年，全国头颈肿瘤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组织综合医院口腔颌面外科、耳鼻咽喉科、放疗科和肿瘤医院头颈外科参与。这种由三大学科组建的方式，国际尚无先例，中国三甲综合医院耳鼻咽喉科，也纷纷组织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推动同类疾病患者的治疗。

屠规益认为，头颈肿瘤学和头颈外科学不是一回事，同样，普通外科与肿瘤外科也不是等同的。

肿瘤治疗史证明，单靠外科已经不能解决肿瘤问题。做一个合格的肿瘤医师，必须对恶性肿瘤具有多学科、多手段治疗训练。

外科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是决定性、主导性的，但外科不是治疗肿瘤唯一方法，而应当是多学科治疗的组织者。

“医师首先需要以具有医学人道主义的心意来对待患者需求，同时以循证医学方法来治疗，完成肿瘤根治计划，造福肿瘤患者。”

屠规益常常呼吁人们重视医学人道主义，运用循证医学方法来治疗病人。国际上的动向是：人道主义和医疗改革。

循证医学（Ev id e nce-b a s e dMedicine，EBM）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David Sackett教授的经典定义即“循证医学是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佳研究证据来确定患者的治疗措施”，实质是现代临床医疗诊治决策的科学方法学。循证医学是将最优研究证据与临床医生技能、经验和患者期望、价值观三者完美结合，并在特定条件下付诸临床治疗、预防、诊断、预后等医学实践的实用性科学。

相比传统医学，循证医学有其独特医学实践要素和优势。循证医学强调“证据”及其质量作为临床实践的决策依据，提倡将医学实践经验与当前可得的最佳证据有机结合，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期望及选择，可不断提高临床医疗质量和培养医学人才素质，促进临床医学发展，从而为患者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屠规益担任头颈外科主任期间，延续医院传统，竭力推广多学科之间合作，“当时多学科治疗在我国还只是个理念，按医院分科制度，医生习惯于用本科室的手段治病，为本科的利益服务。

怎么搞好各科室间配合？不容易。”他说，不容易也要往前推进，“这是国际惯例。多学科的医生要一起会诊，依据病人情况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就拿头颈部肿瘤来说，到底手术还是放疗？先手术还是先放疗？不该是哪个部门说了算，而是病情需要说了算。”

肿瘤医院数据：口腔癌单纯放疗五年生存率27%，单纯手术五年生存率57%，而术前放疗五年生存率则高达81%。下咽癌则依次为：放疗17%，单手术20%，综合治疗49%。有些肿瘤治疗后生命长与短，功能好与差，就在合作与不合作之间。

屠规益主动向放疗科等非手术科室寻求帮助，见他真挚热忱，其他科室慢慢配合起来。在他们齐心协力下，下咽及颈段食管癌放疗加手术后五年生存率显著提高。

有一组肿瘤医院头颈肿瘤治疗数据对比，结果显示，用多学科治疗后生存率优于单一学科治疗。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下咽及颈段食管癌的治疗数据显示：用手术+（术前或术后）放疗（化疗）的生存率最好，五年生存率在40%以上。单一治疗手段（单纯放疗，或单纯外科）疗效差，生存率在20-30%。

“单一治疗手段效果明显不如综合手段治疗，不应继使用。”屠规益说，“2016年，我院头颈外科、胸外科及放疗科医师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总结报告2006-2015年90例下咽及颈段食管癌患在我院治疗后的效果。但呈现的有关生存率资料使人吃惊。总的三年生存率36.6%；生存曲线显示，五年生存率在30%以下。大大低于头颈科上世纪治疗结果（五年生存率44.5%及47%）。这一近期论文报告全部治疗病例中，多学科治疗只有29例，有40例是单纯手术。说明在这一时段内，我院在20世纪后半期积累的多学科治疗原则，没有被认真地在以后年代的肿瘤治疗方案中传承应用。”

屠规益写道，我们理应吸取这一教训；以后如何持续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数据显示，除了喉癌以外，对所有头颈鳞癌三、四期患者，应用外科加放疗（部分加化疗）的多学科治疗计划可以提高生存率。

年轻的屠规益，在为住院医师讲课

屠规益目前担忧的是：是否所有参与治疗的科室医师都有同样认识？即使理论上同意，在实际治疗应用过程中，是否还有认为自己科室优越的意识阻碍？

例如：外科医师大多不喜欢术前放疗，怕术前放疗后组织有放射损伤，影响伤口愈合。愿意用手术后放疗方案。放疗科医师大多喜欢先放疗，后手术。不愿意对手术后伤口（术后没有可见肿瘤），设计放疗。这两个倾向实际上可以归纳到一点：即使在多学科治疗有利的前提下，各不同科室医师都重视应用自己科室方案治疗患者，这就客观上造成各种治疗手段安排不当，导致有效方案不能在患者身上正确贯彻。每一个医师应该及时改造本科治则高明的思想。

屠规益也指出，多学科治疗是规范，但是，临床实施存在一定困难。这是因为多学科是多医生组成的，医师归属各科室，如果医师为自己科室收治患考虑较多，多学科治疗的正确选用就困难，这是目前医院制度的限度。

应该看到各科医师对多学科治疗认识有不同，总有一部人虽然在理论上承认多学科治疗肿瘤的优越性，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认为本科治疗手段比其他科室优越。这是当前医师职业限度。也有经济利益影响。

屠规益说，肿瘤医师需要对患者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脱离对自我科室的欣赏，才能保证多学科计划的稳妥落实。“作为治病救人的医师总是把患者的需要置于自己的兴趣之上。要不屈服于医疗环境中各种思想和市场压力，更不会因经济利益影响他们贯彻医疗伦理道德的决心。深切期望投身于肿瘤事业的医生、护士们，在医学人道主义教导下，为肿瘤病人应用循证医学方法，贯彻多学科医疗原则，为患者全面服务，争取最好的效果。”

“心不近佛，不可为医”

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在《科学的生命》一书中说：“医学是一门人学，是关系人类幸福的事业，对人的全面关怀为医学应有之意。”是的，医学不是一门纯技术，而是人类情感的延伸、人性善良的表达。

悲天悯人，敬畏生命，是医生必备的基本职业素养，所谓“心不近佛，不可为医”。

屠规益想病人所想，不断在学术领域创新，在他担任头颈科主任期间，努力营造包容创新的学术环境，形成了学科进展和病人受益的良性循环。

为喉癌切除术后患者组织“食管发音学习班”，使患者有条件重返正常生活。这是开幕式，屠规益在讲话，左手三位是患者

他经常对年轻医生说，当前某些外科治疗方法有一定的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永远。他鼓励创新，但有一个原则是，创新背后的病人更重要，一切以“病人利益”为衡量标准。

屠规益反对不负责任的标新立异和过度治疗。比如，国内外不少专家曾经一度宣传对临床无颈部转移的病人做经典性全颈清扫术、一律做甲状腺全切除术、鼻咽癌首先手术等等。

屠教授领导的科室从未盲从这样的术式。他认为，医师需要深切体察患者的痛苦，走出“技术崇拜”的误区，让治疗更符合人性。

任何一个病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命，而不是一堆机器零件，或者一个疾病载体。医师理应慎重对待每一个决策。

做手术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一个好医生，不仅要让病人活下来，还要让病人活得好。

任何治疗都要“以人为本”，不能“见病不见人”。尤其是当患者无法承受治疗的不利后果时，“少做”也许比“多做”更有益。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头颈外科科室主任医师、教授徐震纲是屠规益的学生。他印象深刻的是，老师精于手术，却不像很多外科医生那样热衷于手术。相反，屠老总在各种场合提醒同行“三思而后行”。

他的训诫，学生们谨记在心——“是病人需要做手术，不是你医生需要，所以一定要根据病情决定做不做，做大还是做小。以最小的手术获得治愈才是最大的成功。”“不能只讲切切切！外科大夫只知道怎么做手术是不行的，应该知道怎么不做手术。

恶性肿瘤治疗已经超越了单一外科范围，要多学科参与。”“医生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宽容。你考虑问题不成熟，出了问题，你可以慢慢改，但对病人来说损失已经造成了，不能挽回。”

“无论多繁忙，无论多劳累，病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有的外科医生常常追求所谓的大手术，以此获得所谓的成就感。屠规益纠正：医生的成就感应来自于治愈疾病，以最小的手术获得肿瘤的治愈才是外科医生的最大成功。手术只是外科医生的一部分，手术刀是把双刃剑。

当他看到一些外科医生把手术台当成了流水线，手术成功就完了，不去关心手术后病人的生存情况，他会很痛心，“除了做手术，还要想怎么能让病人活得更好。”谆谆教导后背后也道出屠规益对现代外科医生的职业期待，做一个手术大夫，而非手术匠。

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曾这样概括行医：“它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它是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行业；从本质来讲，这是一种社会使命，一种善良人性和友爱情感的表达。”

医学早期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伦理性和医务人员美好品德，形成了朴素的人道主义性质，成为医学人道主义思想的萌芽，也奠定了医学人道主义道德原则的基础。

医学人道主义原则的内容是以生命神圣论作为自己的价值论基础，强调尊重病人；以义务论为核心，强调尊重病人的权利，维护病人的利益；以病人作为主要对象，强调尊重病人的人格，构成了实验医学人道主义原则的确立，进一步从道德意义上明确了医学对人类健康事业所负有的道德责任，肯定了医学事业救死扶伤和为人类健康服务的道德性质，从而要求每一个从事医学事业的人都必须以治病救人为自己的天职。

屠规益曾经在文章《〈头颈部肿瘤综合治疗专家共识〉之我见》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国外专家指出：近年来，医学界有两个重要动向：第一是贯彻医学人道主义，医师应该理解‘患者对于医疗决定有自己个人的价值观、目标和意愿’；第二个动向是在循证医学实践中，医疗决定应源自坚实的科学基础。这两点是肿瘤医师所要遵循的和用来衡量任何‘共识’的。”

医学人道主义和循证医学是他毕生遵循的准则。对待学术不端和损害病人利益，屠规益“零容忍”。

一向以好脾气著称的他每每遇到治疗不当案例时，会拍案而起，撰文发声，有人提醒他这样会得罪同行，他反驳，是同行情面重要？还是病人生命重要？

一个13岁男孩，被诊断为鼻咽癌，在一个北京三甲医院手术后，造成上颌骨手术后坏死。屠规益看了心痛，写一篇文章详述手术不当的地方，公开署名发在健康网上。有人劝他隐去姓名，他生气了：“有什么怕的？这还不管，再有病人遭殃怎么办？”

有一次，屠规益看到一篇文章，论述用化学类药物完全代替手术治疗喉癌。他又生气了：“论证不严谨、结论会误导医师和患者。”他立即写了文章，针锋相对，提醒医学工作者绝对不能凭空臆想。“要向先进经验学习，但是向国际水平接轨要有自己的人文底蕴和学术底线”。

在最新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屠规益以《循证医学》杂志刊发的一篇喉癌治疗不当的文章为例（医师在治疗过程中处理不当，使一期患者在该院医师处理下，发展到晚期），评论病例治疗过程中失败的原因。

屠规益说，《循证医学》杂志编辑部刊登这样的文章，很有勇气，医学进展靠成功病例鼓舞，但失败案例也会给人以警醒。

他会毫不客气地指出华北地区一家肿瘤医院，医师撰写的文章所用的方法已经是头颈肿瘤临床治疗报告中所不主张的。“有随访，但没有生存率报告，没有实证，这是肿瘤临床的一个重要失败。没有生存率来证实手术有效。”

屠规益说，“医生的成就不是你会做多少台手术，而是要关心走下手术台后，这个人还能不能活下来，活得好。医生要对病人负责，而不仅仅对手术负责。”

他重视术后随访，随时关注手术后病人的生存情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病人手术后，医院发的几封随访信都没有收到对方回音，屠规益不放心，趁着周末休息时间，和放疗科医师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内穿梭，寻找术后病人，为的就是看到手术后病人的生活现状。

“病人下了手术台，并不是一台手术的结束。对病人的观察和后续随访，非常重要。可惜，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不重视随访了。”

屠规益不止一次地撰文发声：“医师这一职业不应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影响，应该经常维持和加强医师伦理学的教育，始终把患者利益放在医师利益之上。”每每提及这个话题，93岁的老人胸中万千感慨，不知何处排揎。

我国召开世界性头颈肿瘤学术会议，与会的美国纽约肿瘤医院头颈肿瘤教授向屠规益祝贺80岁生日

让切除全喉的患者说话

希腊医学先驱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件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遗憾的是，这句古老的格言已经被很多人淡忘。

西医带来医院这个神秘的空间，带来听诊器，也带来各种实验仪器和检查设备，它们一起制造着哲学家傅柯所言的“权利的空间”、“沉默的暴力”。

西医系统下传统的医患关系赋予医生对病人的权威和责任，病人在医院成了没有权利感的群体。正如威廉·奥斯勒早已预言的：现代医学实践的弊端是，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以及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

屠规益认为，医师要警惕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只会操纵机器和器械的匠人和纯科学家。

医学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是人类善良思想和互助行为的表达。医学越来越发达，技术日新月异，真正的考验已不再单单是去除病人的病痛，而是医生能否以将心比心的态度对待病人。

屠规益在局部麻醉手术后，常向患者低声说一句：对不起，让您受苦了。这句话，他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带给病人的触动却很大。病人意识到，自己在手术台上受到尊重，并不仅仅是病例中的一个数字。

有媒体曾报道，一位年轻医生患甲状腺瘤，屠规益为他主刀。当手术结束时，屠教授照例对他说：“对不起，让您受苦了！”年轻医师深感震撼。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这位年轻人也为别人做过很多手术，却从未对病人说过类似的话。当病人喊疼时，他常对病人说：“手术哪有不疼的。”换位感受之后，这位年轻医生也开始学习屠规益对待病人的温暖态度。

屠规益常对学生说，“医疗工作是一系列工作有机结合”。包括如何与病人、家属沟通，必须做好每一个环节。

他注重细节，中国医学科学院头颈外科副主任刘绍严回忆，当年屠老带自己上手术台时，“就连如何关闭皮肤伤口才能使手术后瘢痕最小、如何包扎伤口才能使病人痛苦最轻，甚至连如何更换喉垫，他都亲自教给我”。

耳濡目染，屠规益的学生们渐渐开始对手术之外的工作和操作，从轻视到重视，养成习惯。

有些住院医生厌烦日常为病人换药，觉得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技术挑战性。屠规益对他们说：“你们换100次药，可能只有5次有收获，但不换这100次，谁能告诉你这5次的经验呢？自己不亲自动手，是难以体会提高的。”

日常细节中包含着医师的责任心，当医师发自内心地站在患者角度考虑，问诊时语调温和，认真倾听病人的倾诉，这种行为本身就可以抚慰病人的焦虑和苦痛，也会增进病人的信心。医患之间良好的互动也可以提高医生的救治成功率。

医学人道主义贯穿屠规益行医生涯，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疾病，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或许是一个家庭中担负全家生计重任的父亲；或许是一个陷入病痛折磨的妈妈，家中有期待她赶快回去的孩子，他们都对生命怀着深深的渴望，期待在医生助力下战胜病魔，再次回归正常生活轨迹。

“面对每一个病人都是一次考试。”屠规益说，面对每一个病人、每一次考试，他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大意。

屠规益担任头颈外科主任时，常对科室医师说，“如果有本事切除喉，应该思考如何让切除全喉的患者说话。”他深知人不能说话的痛苦，“让喉癌患者术后都能讲话”是他努力方向。

著名相声演员李文华，1983年罹患喉癌，他慕名找到屠规益，屠规益和同事们一起分析李文华病案，又与放射科医生共同商讨后，向李文华提供两条治疗途径——手术和放疗。

李文华考虑到自己的职业需要声音，放弃手术治疗，接受了足量的放射治疗。放射治疗又给了李先生两年的时间，绽放在相声舞台。

医师与病人，共同选择了承担未知的风险。两年后，卷土重来的癌细胞，再次将李文华打倒，这次已经别无选择，需要接受手术治疗。

全面检查病灶过程中，屠规益发现李文华的喉软骨已遭到破坏，必须全喉切除，否则将有性命之忧。手术成功了，李文华感激屠规益为他做出的努力，但也有失落，一辈子靠声音吃饭的他，再也说不出话了。

患者生命保住了，但喉咙没了。作为医生，到底算不算尽责？多年前屠规益去家访时看到发不出声音的术后病人痛苦蜷缩在一角的场景又触动了他，没有喉咙的患者，这样的生活状态或许不是他想要的。

虽然医生在选择手术方案时会尽量避免使用全喉切除术，但由于治疗需要，国内每年仍会新增2万多名无喉者。终身都不能再开口讲话，这样的苦痛对活着的人也是一种折磨。怎样才能帮到这些失去喉咙的人呢？

“一定有办法让他再发出声音。”手术后，屠规益带着李文华进行食管发音训练，仅仅一个月后，李文华就能讲出一些简单句子，能缓慢但正常地与人交流，他咬字清晰地说道: “我非常感谢屠主任，没有他，我的生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李文华的成功给屠规益很多信心，他多方收集信息，萌发在科室开办“无喉发音培训班”的想法。

这与医院主业似乎无关，当时医疗资源紧缺，医生们觉得手术都忙不过来，哪里还有时间开办发声培训班？屠规益不愿意放弃，他循循善诱：病人术后也想要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如果站在家门外敲门，想进房间，里面的人问是谁？你张口发不出声音，只能着急，你有什么感受？慢慢地，科室内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当时的护士长吕春梅担任培训班负责人，大家找教师、自学、编教材……经过几年小规模试验，1990年，训练班终于开起来。

屠规益亲眼看到，通过食管发声训练，曾经失声的学员在这里艰难地吐出第一个字，继而一句话，继而几句话，恢复正常交流，生活似乎也被重启。

李文华也成为训练班特约辅导员，常到病友们中间，为他们打气鼓劲。

喉癌手术26年后，李文华因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享年82岁。在这期间，他一直是“无喉发音训练班”特约辅导员，帮助很多无喉患者找回了声音。

“无喉患者发音训练班”至今已经坚持二十余年，教会几百名无喉患者开口说话，让他们在失语痛苦中看到希望，告别无语世界，回归正常人生活。

训练班不仅面向病人，还面向外地医护人员。屠规益在外地学术交流过程中，发现当地也有很多术后无喉患者苦于没人指导训练，就让当地医院选派护士来医院学习，学成后再去培训当地病人。多年来，许许多多无喉失声者通过食管训练，重新发声说话。

吕春梅也在屠规益指导下写了多篇关于无喉患者发声的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文章显示：术后以集中办学习班的形式，利用吸气法或注气法对276名学员进行了3周的食管发声训练，结果成功率为89.8%（248/276），发声良好占69.7%（173/248）。

食管发声训练后食管语音基本接近正常人的声音，不用任何器械，经济简便，同时又避免外科手术的麻烦和痛苦，因此食管发声是无喉者言语康复较理想的方法。

屠规益在学习班上向无喉者“检讨”说：“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想到早一点办这样的学习班。”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作为国家头颈学科开创者，屠规益一直思考学科人才培养。这关乎学科发展，更关乎病人命运。在学术方面，他要求严谨，英文功底深厚的他常年关注世界上头颈学科最新发展，要读书，要写文章，要多读原版期刊，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更是对自己的要求。“美国学术界有个说法，‘publishor perish’（要么写文章，要么毁灭）。我是这么做的，也很希望学生们能做到。”屠规益说。

屠规益先后担任《中华耳鼻喉科杂志》副主编、《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编，是美国外科医师学会名誉会员、美国耳鼻咽喉科学会名誉会员，出任美国《喉镜》杂志国际编委等职务。

从医60余年，屠规益已在国内外主要期刊发表论文近200篇，编著专科书籍4本。他编著的《头颈肿瘤学》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编著的《恶性肿瘤手术新动向——器官功能保全性根治术》获第六届全国十家科普期刊优秀作品一等奖。他写的文章光目录就打印了七页。

多年与屠规益共事的吕春梅说，他总是督促我们写文章，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帮我们改，“我们大部分文章是他逼出来的，但写论文过程中，的确有很多收获”。

有时候其他科室、兄弟医院的年轻人请他修改论文，他也总是一口应下来，认真修改。有一个年轻医师的文章，屠规益整整帮着改了七遍。

除了读书、写作，屠规益对学生的要求更体现在临床学习中。“你们掌握病人命运，必须把基本功练扎实，绝不许急功近利、眼高手低”，这些教导深深印在刘绍严脑海中。三年博士生涯，他丝毫不敢懈怠，因为每一次查房、讨论，都有屠规益为他们精心准备的课业与考试。年轻的屠规益在协和医院跟着老教授们查房时，总有来自老教授们出其不意的“考试”，他从中受益颇深，如今，他又以这样的方式教授学生们。

学生们记得，有时屠老遇到影像学或其他学科他不能十分肯定的问题时，总是让患者等一等，自己跑到门诊楼上影像学专家那里去咨询，听取他们的见解，再提出自己看法，直到确认，一丝一毫不马虎。

医生一点判断失误，可能就会影响病人治疗，多等一会、多问一声又何妨？言传身教中，优良的医风在老中青之间传递着，把医学人道主义思想逐渐地、自然地贯穿在各项医疗活动和工作实践中。

为帮助年轻医师迅速成长，在培养住院医师时，他曾经不厌其烦地用颅骨，带领年轻医生学习12对颅神经、头面部解剖，让他们打好解剖基础，做更好的外科大夫。

他鼓励年轻大夫及时总结科室经验，上报成果奖。很多人问他：“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报科研成果?”他说：“应该给年轻医师更多快速成长的机会，这是科室建设需要。”

他愿意在背后托举着年轻人。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任徐震纲说，屠规益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为了提携后人两次谦让，让学生上报科研成果奖，有两项成果分别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如果屠规益有这两个奖项，对申报院士非常有利，但他放弃了。“屠大夫最关心的是头颈外科这个学科的发展，希望中国人不要落在世界后面。”

屠规益曾撰文分析人才培养问题，他认为，我国耳鼻咽喉科医师缺乏普通外科训练。“美国和香港耳鼻咽喉学院规定，医师训练应该包括基本外科两年。

耳鼻咽喉科属于外科体系，但不少到我院进修的中层以上医师缺少外科基本知识，如不懂伤口处理、体液平衡及营养问题，到手术台上不会用刀解剖和结扎止血等，这是因为综合性医院耳鼻咽喉科临床医师日常治疗不需要这些知识，而大一点范围的手术处理较少，不足以全面地训练三甲综合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师”。

还有一种情况是很多医师不能及时掌握大量专业信息。由于有些医师不能用外文阅读资料和文献，也没有时间读国内专业期刊，日常业务量很大，医院又要忙于创收，临床处理方式往往10年或数10年沿袭之，缺乏创新精神、竞争意识。

“当我们和外国医师交谈讨论时，深切感觉到他们知识面广，专科医师不仅掌握专业，并且了解医学进展的全面，这是我国医师所不及的。”

屠规益担任头颈外科主任时，为了培养更多头颈科人才，每年都为全国肿瘤医院举办高级医师培训班，让外地医师重点观摩和学习手术，传播先进治疗技术。

屠规益考虑的，不只是一个科室的水平提高，更是全国头颈外科的整体发展。2010年，他捐出50万元发起成立基金支持培养全国省市级肿瘤医院年轻的头颈外科医生。徐震纲深受感动，也主动捐出50万元。屠规益治疗过的一位病人受感召也捐出10万元。加上屠规益的朋友、美国耳鼻咽喉科教授，动员美国药厂捐赠人民币100万元，共300万元，设立“头颈肿瘤学人才培养及科研基金”，从2011年开始每年选4到5名年轻医生派往美国纽约和休斯敦的肿瘤中心培训半年。美国两个肿瘤中心听说这是中国医生私人捐款资助的培训项目，很快就同意展开合作。

“他们去，不只是学技术，技术国内并不差，手术机会多，关键是学习怎么对待病人。”屠规益说。有人说他傻，自掏腰包，可能什么效果都没有。

他说，自己也没奢望过在有生之年看到成果，但至少，“我们在尝试，会有变化的”。他深知，培养学生是一个长期过程，只要方向对，慢慢往前走，总比在原地强。

国内有的医师，而且不止一位，向屠规益问起：“我们费事去学习外文有何用？”屠规益每每觉得痛心，“向世界先进医学学习并引进，是我国医务人员一个重要任务”。

他鼓励年轻的医师们学好外文，多看外文书，如此，才能不断了解国际前沿信息，不断创新。当他听到自己学生说，不需要读外文资料时，他反驳，要有远见，不能固步自封，学术发展离不开学习与交流。只要不出诊，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网上检索最新学术文献，写文章，发表学术观点。

屠规益和夫人高学勤

2000年，79岁的屠规益“封刀”，告别手术台，但遇到难度大的手术，他会陪在学生身旁。即使连续站立几个小时，他依然会坚持看学生缝完最后一针，并亲眼看到伤口包扎好后才离开手术室。

离开手术台，但他从未离开过门诊一线。于他而言，医师从来就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使命。

医院是人间剧场的浓缩地，每天上演无数生离死别，医生每天要面对各种可能性，正如威廉奥斯勒所言，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和可能性的艺术。但这也是医师工作吸引力所在，要抓住每分每秒，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去抢救生命，去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不久前，屠规益去南方一个城市进行一次头颈肿瘤发展学术培训，在他即将离开之际，有几位护士联名给屠规益送一个相册，上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您让我们感受到：医术，从来不只是技术上的治疗；还有心灵上的慰藉，人文上的关怀。”屠规益喜欢这句话，常常拿出来读，“我们的护士说得太好了，治疗肿瘤患者，需要医术和技术，对肿瘤患者更要有心灵慰藉、人文关怀。”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撒拉纳克湖畔，医学博士爱德华·特鲁多墓志铭上这句话，像泛着波光的湖面，粼粼生辉，一直闪耀在屠规益心底。（封面摄影 王中鸿）

[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202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