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 ｜ 沟通作为社会遗产

编前语

五年前，方舟子发送博文质疑韩寒文章造假，随后方韩展开”隔空骂战“，并引起两方粉丝陷入了一场网络对骂的狂欢。当年的喧嚣早已掩于尘土，但这场论战背后潜藏的深意，值得我们探寻。今天让我们来重温当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的评论。

春节以来，方舟子对于韩寒作品存在代笔情况进行的质疑，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网络论争。网络公众用各种方式发表反对与支持的意见，许多社会名流也纷纷站队、发表观点，一时间，方韩之争吸引了举国范围的围观和无数媒体的报道。

因为信息不对称、价值观冲突、阶层利益冲突等原因造成的网络争论，从来并不鲜见，方韩之争也只是其中一例而已。事件本身并不十分复杂，就像很多两个文人之间的笔墨宫司一样，自古至今，大抵如此。但是由于粉丝文化的存在，当事双方都拥有众多愤怒的粉丝，于是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事件。

从争论的过程来看，似乎粉丝们只是在拥戴自己的偶像及其观点，其实不然，他们很多人都是在维护自己的价值立场。而要维护自己的价值立场，就需要论证自己的偶像无懈可击，证伪质疑者的立场、论证和证据。于是，参与讨论的人往往会口不择言，以极端的口吻出场参与这场口水战。

粉丝心理的排他性，无疑是方韩之争中一哄而上、党同伐异的主因之一。另一方面，群体事件中群体心理有别于个体心理也是甚为关键的法则。勒庞写群众心理时举过一个例子：法国大革命时，一群革命群众冲进巴士底狱，捉住一些值守的狱卒。他们志得意满地自组了法庭，把那几位狱卒判处了死刑。勒庞以为，如果只是他们单个行动，大家都是良善百姓，谁能如此草菅人命？但是人有集群的本性，并且在此过程中得到极大的满足。而且，抱团集群之后，还会改变一些人的冷静思考甚至是原有倾向，作出极端化的情绪宣泄。

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是政治传播学者诺依曼，她很早就发现，在人群聚集之处，民意会出现非理性的蔓延，公众的观念在争吵中很客易被极端言论所左右。其原因，是人的内心对于被孤立的惧怕。弗洛姆说，人类害怕孤单，所以难免从众。昆德拉认为，人类最无可避免的追逐就是媚众。

诺依曼有三个假设：社会将用孤立的方式来威胁那些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对孤立的恐惧不可抗拒；对孤立的恐惧导致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会试图评估意见气候；公众的行为会受到民意评估的影响。在这里，第一个假设认为社会拥有一定的权力，第二个假设提出，个体会从两个来源获得关于民意的信息：个人观察和媒体，个人观察会使用一种称之为准统计官能的能力，那些错误的观察被称为多数的无知。第三个假设则提出了一个发现，公众要么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要么保持沉默。

问题在于，在一片沸腾攻讦之中，人们很难不站队，不抱团，于是避免孤立的党同伐异、极端化的自我辩护，甚至于对任何公允立场的排斥，便都成为无可避免的群体行动指南。这些正是我们今天在许多“网络讨论”中看到的话语景观和集群逻辑。

进一步的，我们还应该看到，也许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出现在大众身上：卷入网络论战的不少所谓社会名人、知识分子，同样存在以偏概全、口不择言、话语极端的病症，他们的精神追求仍然保留着文革时代的遗风，其导向无非是语言暴动和舆论审判。

诺依曼把破解沉默螺旋的可能性寄托于中坚分子( hard core)，他们是“在沉默的螺旋旋转过程中无视孤立的威胁的人”，是一群愿意为自己的公开言论付出代价的人，这些特立独行的人通常与主流意见有所冲突，也因此，客观、冷静、公允、公平的思想转向才可能在乌合之众的极端喧闹中得以实现。但是在今天这个知识分子匮乏、媚众之风盛行的年代，哪里有多少中坚分子来拯救我们的网络讨论?

中国网络意见市场的这些病症的形成，不是一人一事一地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通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负面文化遗产的后果。文革时代以来，人们在批评的时候往往并不是在寻求真知，而是在试图用非理性、暴力的方法，用超越法律的视角做无边界的判断，并形成恶意和极端的话语呈现，这已经成为社会沟通的痼疾。而这种打碎一切、无关公正的语境，赫然存在于当下的网络中国，最近的10年间，每次文化界、思想界、知识界在网络内外论战，我们都隐约可见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暴力革命的修辞混合品大行其道，如幽灵般地在民族的内心徘徊。

所以我认为，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并不是方舟子或韩寒获胜，而是这类讨论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纯粹、健康、持久的社会沟通遗产：

首先，公众要在这次网络争论中得到法的精神的启迪,要意识到在批评和被批评，指控和被指控之间应该形成先验性的法律约定。不管是在批评还是在指控，都必须是站在法律的边界内行事，这才是真正的网络自由、言论自由。斯宾诺沙曾经说过：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是符合法的精神，那是更为自由的；反之，如果人人都可以随口指控，无拘无束地争战攻伐，其结果将是这个社会更加不自由。

其次，纯正的讨论中应该出现一批气质纯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是真正以良知为立场的批评者，在他们的影响下，公众会参与到理性的大讨论中去慢慢地去澄清事实，寻求真知，这才是公众和意见领袖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这样的过程中，真知的形成，不是依靠简单地把双方阵营算一下百分比，看谁的比例更高。人们将尊崇良心,遵从常识，寻求客观和公正。而这些都需要知识分子的坚守。

再次，建设性讨论与破坏性话语相互区别。破坏性话语容易滋生绝望和愤懑，也易于形成防卫性的语言暴力。这种循环不是某个网民的习惯，而是一种民族负面文化裹挟而来的产物。那些满怀恶意的沟通习俗、审判语态以及反文化立场，来自于遥远的文化基因，我们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消除这种恶的遗产。

我们希望于在中国未来的讨论中，人们可以更平静，更具有高贵理性，既不畏强权，也不畏人群。

文字 | 杜骏飞

责编 | 胡园 王静颖

编辑 | 孔德淇

本文经杜课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