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清明节发生了什么事 让蒋经国有苦难言 让蔡英文们弹冠相庆
1975年4月5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这天清晨和上午，台北的天气异常晴朗，蒋介石的官邸到处是鸟语花香，春意盎然。蒋介石这天早上身体和心情似乎比往常好了许多，神志也特别清醒，让人扶他坐到轮椅上。蒋经国一大早就赶来向蒋介石请安，在厅外稍等了片刻，就来到蒋介石的身边。蒋介石满面笑容地招呼儿子坐下，询问他清明节和张伯苓百岁冥辰的有关事宜。蒋经国细细作了禀报，随后告辞。从中午开始，蒋介石开始变得异常烦躁。晚上，在与蒋经国和宋美龄共进晚餐，并吃下名为“镇定剂”的维生素丸后，蒋介石早早睡下了。这天晚上20时55分，蒋介石的心电图突然变成了直线。在以俞瑞章为首的医疗小组全力抢救无果后，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了这个消息。至此，一生几起几落的蒋介石彻底终结了反攻大陆的幻想。据说，整个台湾闻讯陷入悲痛之中，蒋介石年谱记载：「少长扶携，路祭野哭，百二十里，顶礼不绝，更无虑三百万众，其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实有史以来所未尝有。」
这一切似乎早有预兆。三年前，台湾“国大”举行第五届会议，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在宣誓就职的仪式过后，电视实况转播中竟然混入了极为蹊跷的汉字对白字幕：“大可不好了……”这句话像是一个诅咒，不免令人想起宣统皇帝登基时摄政王载沣所说的“快了！快了！快完了！” 从此之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江河日下，基本丧失了处理政务的能力，岛内的一切党政军要务自然都交到了新任“行政院长”蒋经国的手上。1974年冬天，一场病毒性流行感冒终于将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击倒，他因此而高烧持续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不得已住进了“荣总”六号病房。临近岁末年底，宋美龄为了政治影响，强行把蒋介石送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而六号病房的几乎所有医疗设备也都随同搬了过去。1975年3月，蒋介石的身体仍不见明显好转，宋美龄不顾台湾医疗小组的反对，强行采纳美国医生的建议对蒋介石作“肺脏穿刺手术”。结果手术成功后，伴发病和后遗症随之而来。在多方抢救下，3月29日，蒋介石从昏迷中醒来，自知来日无多的他气喘吁吁地吩咐宋美龄、蒋经国将台湾的党政大员召到身边，口授遗嘱，由国民党副秘书长秦孝仪执笔记录。才不几日，蒋介石便与世长辞。
尽管1975年的这个清明节，“太子”蒋经国已经年届六十五周岁，先后从事外交、经济、情报、军事等工作，熟悉政务，此时，更已出任“行政院长”长达三年之久。然而，此时太子爷不算焦头烂额也是灰头土脸。无论内政外情，蒋介石所遗留下的，都是满目疮痍。此时，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已经下定决心，准备从美国赶回台湾，打算与宋美龄的拥护者一起拥立宋美龄继任国民党总裁。而国民党内各位元老如箭在弦，随时防备着宋美龄借机篡权。蒋经国还不能预见到之后的局势变化，只能忧心忡忡地为父守孝，暗自布局。
较之台湾的悲痛，在外交上冲出重围的新中国却不以海峡那头的孤岛为意，除去一些主流报纸上面有些报道外，其它的报纸基本就没有提及这件事情。当时中国的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第四版，它们的题目便直接定为“蒋介石死了”，在一个小小的角落中。在新中国的观念中，蒋伪政权早已是秋后的蚂蚱——蹦不长了。更何况，被日本、美国在外交上相继抛弃之后，台湾的经济同时陷入了危局。1973年开始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以对外贸易为核心的台湾经济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增长率由1973年的12.8%骤减到1.2%，工业增长率更由16.2%下降到-4.5%。
而且，此时的台湾岛内确乎暗流涌动。盘踞台湾二十六年的国民党反攻大陆无望，必须重新规划前景。二二八事件过去已久，六十年代，蒋介石父子又动用强权、重金收买的方式收服了第一代“台独”大佬廖文毅。看似政权稳固，现世安好。其实，蒋经国必须用化解经济危机来缓和外交危机，台湾必须转型，用低廉的劳动力填补发达国家第一产业的空白，这就一定要依靠台湾本土人士组成社会的中坚力量。
但是，从没有一种经济力量对政治是没有渴求的。蒋经国不是什么民主的信奉者，但是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政治上的宽松换取经济上的缓和势在必行。自从国民党奔跑台湾以来选取的“国大代表”缺乏民意基础，仅仅是强权的延续，逐渐难以适应台湾的局势发展，堵塞了其台湾本土地方精英参与政治的渠道。针对这一的情况，蒋经国提出了“往下扎根，向上发展”的方针，开始着力扩展国民党在台湾岛内的基础，扩充的台湾籍国民党党员的数量，为国民党输入新鲜的血液。在这样的政策的引导下，从1974年起国民党每年发展党员的数量由之前每年的3.7万人增加到每年13万人，而且特别注重台湾籍党员的发展和培养，在这一时期所新发展的党员中有超过七成以上是台湾本土人士。政治的天平开始倾斜了。
蒋介石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任何觊觎权力者都躁动了起来，尽管或许还未有一股势力可以颠覆国民党的绝对地位。蒋经国防备着“共谍”，防备着继母，防备着其父弹压下的本土势力与党内门阀，但绝对想不到，自己一手提拔的台湾本土中下层家庭出身的“农业专家”才是最大的隐患。这个在受蒋经国知遇之恩之前从未有过政治经历，不群不党，看似干干净净的康奈尔农学博士有个日本名字叫岩里正男，中文名为李登辉。在一次私人宴会上，李结识了蒋经国的亲信李焕和王升两人，展现出了非凡的农学才能，从此受到重用。此后，李登辉多次陪同蒋经国下乡考察，1972年，蒋经国提名李登辉担任“内阁政务委员”。1975年正是他上任的第三年，蒋介石一死，他便暗自称快，做好了鸡犬升天的准备。
想必，这暗自发生的一切，已为病痛纠缠数年的蒋介石恐怕难以知晓。他只道蒋经国继任顺理成章，却不知蒋经国实则有苦难言。只是有趣的是，“溶共、防共、限共、反共”，跟共产党斗争数十年的蒋介石身后的世界，竟然都是共党的天下——哪怕是在台湾本岛：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受到了长期的苏联模式教育和共产国际的影响，早年间以共产主义者自诩；而蒋经国身边那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在早年有限的政治生涯里，曾经加入过台湾共产党。身前糊涂的蒋介石，恐怕只有在清明这一天享受到了短暂的平静，至于身后事是否糊涂，今天的我们早已清楚。
参考文献：
《台湾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郭中军
《蒋经国执政时期台湾政治改革研究》，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