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傅逸尘：2010年代军旅报告文学读记

△全文刊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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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并敞开：文体的自由与可能

——2010年代军旅报告文学读记

文 | 傅逸尘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倏忽而逝。梳理检视，窥斑知豹，军旅报告文学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在众声喧哗的文学生态中突出重围，独树一帜。作为一种兼具真实力量、思想深度与艺术之美的创作形态，军旅报告文学在探寻战争历史、介入军旅现实、讲好军旅故事等方面具有独特魅力和文体优势；在直面改革强军、表达时代精神的过程中，亦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审美新质，催生了新的题材领域和文学生长点。

从传统的文学期刊、图书出版到电视剧、纪录片、网络连载、时尚杂志特稿、微信公众号、有声书，伴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强势崛起，军旅报告文学的传播途径发生了深刻变化，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日益扩大。作为一种优质的“IP”资源，军旅报告文学受现实经济利益的影响日渐加深，其审美趣味、叙事方法和接受评价亦不再拘囿于传统、纯粹的文学标准；从密切跟踪社会热点到返身潜入战争历史，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极大释放了作家的历史激情和文学想象，历史题材军旅报告文学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看，都堪称繁盛。打捞历史细节、重现战场真实、发掘内在经验的写作伦理，丰富深化了读者既有的历史认知；从“写什么”到“怎么写”，从时代报告到跨界写作，作家们更加注重文体实验和叙事策略。在非虚构写作的影响和冲击下，军旅报告文学的观念、语言与表达方式越发灵活多样，原有的诸多条框和定式被突破，作品的美学风格和文本价值得到丰富与提升；从中短篇幅的及时报告到动辄长篇、超长篇的宏大叙事，军旅报告文学的体量不断增长，长篇化带来了更加宏阔的题材吞吐和表意空间，也考验着作家的文学眼光和思想能力。

整体而言，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秉承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在文学观念、价值判断、叙事立场等层面坚守“中锋正笔”和“正面强攻”的写作伦理，持续传达主流价值观，勉力弘扬时代主旋律；注重从历史中挖掘民族生存与发展最具“痛感”的经验，更把笔触伸展到了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巨变的脉搏上，且更加自觉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出发，构建起从“互见”到“互鉴”的“大历史观”；勇于直面强军兴军征程中激情燃烧的军旅生活现场，细致描绘改革强军大潮对军队、军营和军人的影响和洗礼，更加深刻地观照和发现个体军人的存在、命运和精神世界。

一

“大历史观”的想象与发现

进入2010年代，历史题材军旅报告文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创作主体不再受历史成见和思维定式的规限，而是以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眼光重返历史现场，发现民间记忆，重建历史真实，观照当下存在，整体上呈现出更加客观理性，且独具作者风格和思辨立场的“大历史观”。

历史写作的更高境界正在于吸取人类历史的智慧，化间接经验为直接经验，以大历史的深度和大战略的高度切入历史的细节，盘点得失，还原真相，照亮现实。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革命者》（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回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初心，以史实和抒情并重的笔触，铺展历史细节，张扬人性光芒，塑造了充满人情味、烟火气和存在感的革命者群像。在《南京大屠杀全纪实》（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里，何建明聚焦历史真实，还原战争现场，将这一特殊而重大的历史事件上升到全人类命运的高度进行审视；深入历史的暗处和细部，探触人性中野蛮和罪恶的边界；以罕见翔实的一手资料揭示众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震撼着读者的心灵；以犀利痛切的反思和批判呼唤今人正视历史的教训。何建明更加注重对事件本身做出全面、客观、系统性的分析判断，既写了被害者、亲历者口述的历史，又呈现了日方、国际社会其他方面人士的讲述和经历。《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不再拘泥于单一的立场、情感和视角，而是多角度、多层面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有沪淞会战的顽强抵抗和失败后的大面积溃败；有南京沦陷前的战事布防和谋求停战后的撤军令；有日军肆意虐杀的残暴也有放弃抵抗的军民的软弱；有拉贝、魏特琳的人道主义的爱，也有汉奸麻木自私的为虎作伥；有远东国际法庭上的控诉，也有证据材料缺失的遗憾；有日本右翼分子的无耻否认，也有日本士兵忏悔日记的摘录……以往那种二元对立的抗战叙事在进行政治宣教和迎合民族心理时是有效的，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会遮蔽历史的丰富和驳杂，进而阻断各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马丁·布伯所谓“独白的生命”向“对话的生命”的转化，在考察历史题材军旅报告文学时便具有了特殊的意味。《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的成功之处正在于搭建起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使得各个政治势力之间能够在同一历史场域和精神时空中“互见”。而这种“互见”的“大历史观”，恰恰是中国“抗战文学”极为稀缺的。

丁晓平是一个当下意识很强的作家，他的历史题材创作，往往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他推出了《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华文出版社2015年）。作品中，不同历史记忆、情感立场、价值判断缠绕交织，各利益攸关方的视角、文化、思维、情感、行为融合碰撞，共同构成了一幅全景和动态的历史画卷。可以说，最大限度地追求对历史叙事的可交流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这部作品极为显明的文本特色和写作伦理。丁晓平站在今天的立场和视角回望二战历史，试图以大国眼光、世界胸怀，透析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地认知历史的本质。段瑞秋的《女殇》（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对抗战历史的呈现尖锐且富于痛感。作家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寻访到27位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遭受屈辱并存活下来的妇女，将她们内心深处的“隐秘”和那些情感与身体的“隐私”挖掘整理出来。这是揭示也是叙写，是反思也是在安抚战争的伤痛，她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对抗遗忘。她是在与时间、孤独、冷漠对抗，也是在与那些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陈规陋习对抗；她代入了自己全部的生命经验和体验，不是以一个寻访人的他者视角，而是以一个中国女性特有的情感和文化身份，贴近再贴近，融入再融入；以悲悯和爱的力量去融化坚冰，以冷静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辨写出战争对生命的戕害，写出那些女性在战后所承受的更长时间的痛苦，写出生命的卑微与尊严，传递出那些属于全人类的羞耻和疼痛。

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带有强烈的揭秘和拓荒意味。它将战时由日本作家、文人组成“笔部队”，充当军国主义的“思想刺刀”这段真实存在却又鲜为人知的历史呈现给读者。然而，王龙的属意并不只在复现历史，而是以镜鉴的形式折射日本民族对待战争的心态。以他者的身份介入主体的精神，走近、体察并描摹出火野苇平、石川达三、林芙美子等日本“笔部队”骨干作家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王龙的深层意图在于反思中日甚至世界其他参战国的作家对待战争的态度，以期对今人有所警示。他的思考和省察甚至还延伸到了文艺制度与生态环境的层面，这些见人见己、勾连历史与现实的发现与探索极大地增加了抗战叙事的纵深感和厚重感。

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以三卷本的恢宏篇幅，对抗日战争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博弈、统帅部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战役经过等方面都做了详尽叙述；以人类学和政治学的双重视角，以全球化、全人类的共通情感和精神伦理为依托，以挖掘整理思想史脉络的科学态度，编织出了一张涵盖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历史巨网；特别注重从战役结局和经验教训的角度进行反思，站在军事学术的高度给予分析和判断，力图揭示隐藏在史实表象下的历史本质、规律和运行趋势。与“大历史观”相呼应，作家怀揣着强烈的“史诗欲望”，执着追求诗的美感和史的深度。王树增并未因历史材料的繁杂和思想主题的宏大而忽略对艺术个性的张扬和文学性的建构，而是极力使“文学”尽可能多地溢出“历史”和“政治”的荫蔽，以独特的跨文体方式，精心进行语言打磨和情境营造，使作品更具文学的张力与灵性。

徐怀中的非虚构长篇《底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复活了一段跨国界的战争历史，兼具文学与历史的双重价值。就题材而言，是近50年前“中国作家记者组”组长徐怀中率组在越南南方战地采访的一部“战地日记”，弥足珍贵。可以说，新中国自朝鲜战争以后，中国作家深入战场之久（长达4个多月），历经炮火之险（何况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军炮火，比朝鲜战争又要强大猛烈得多），恐怕无出其右者。该书真实地记录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个中国军人作家、记者的思想、情感和心态。就文体特征而言，《底色》是小说家徐怀中先生一次探索性的、深思熟虑而又水到渠成的跨文体写作，别开生面。素材“非虚构”，但写法却融小说、散文、通讯、政论于一体，底蕴却又是长期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和战争思考。作品别出手眼而又浑然天成，细节扎实，妙喻传神，融进了作家深切的战争体验、心理感受和情感记忆，它是更加人性的、人本的，也是更加小说的。就主题而言，《底色》以战争来反观和彰显人性，睿智、通达、深刻、犀利。正因为有了难得的从“抗美援越”到“对越反击”的两次参战经历和换位思考，加上近半个世纪的时空距离，作家获得了“在以往战争经历中从未有过的内心体验，一些深思与明悟，也使得作品超越了源自时代和历史本身的某种局限。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历史研究要持守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尘封的历史事件和逝去的历史人物既需要记叙、描绘，也要反思、批判，然而无论持有何种价值判断，对历史本身怀有温情和敬意应该是最基本的立场，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世界的视角，才能富于建设性地再现或重建历史场景，历史叙事也才能够对当下社会和现实人生有所镜鉴与启迪。

在《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中，卜谷通过红军女战士张桂清为毛泽东胞弟毛泽覃守灵77年的风雨历程，以敏锐却不失温情的笔触描摹勾勒出一个普通的革命者矢志不渝的心灵史，更深刻揭示出支撑着这个柔弱女子如椽如梁的精神结构，生动诠释了信仰的力量。卜谷拖着残疾的右腿行走于赣南苏区的深山孤村，六年间九易其稿，其用生命执着守望红色历史现场的写作精神令人感喟。作品呈现出人的内心深处极为隐秘而又细微的经验，对战争与生命、生活、生存的关系等极富存在感的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入甚至于严苛的探寻与省察；将人心的坚韧、人性的高贵、信仰的坚定置于风雨如磐的革命历史背景之中，书写得真实感人、摇曳多姿。数十年生死两茫茫，一辈子造化最断肠。张桂清老人的情感世界既是隐秘而复杂的，也是单纯而澄澈的，这是只有经历了那个年代生与死考验和有着相当生命历练的人才能真切理解与体察的。而站在现实此岸的作者卜谷用他饱蘸心血和情感的强健笔力，再一次印证了在当今有些喧嚣躁动的文学语境中，“精神叙事”“灵魂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作家出版社2015年）是由一个个独立成篇的故事所组成，每一篇都附带作者的采访手记。这种作者主观视角、情感立场、思想观点的介入，使得程雪莉笔下的革命历史不夸饰、不隔膜，氤氲着一层生活的烟火气，充盈着生命的热力与温度。作家对平山地域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风物民情、乡村传统的熟稔是基于广泛深入的实地走访和耐心细致的田野调查。作家试图找寻并复现那些湮没在历史进程中的鲜活动人的故事和元气淋漓的生命，进而揭示出“平山团”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精神传统。程雪莉笔下的历史没有波谲云诡、雄浑壮丽的宏阔气质，有的是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场景和鲜活独异的个体生命。她试图从有限的历史信息中拼接建构起属于平山团的真实的时代图景，试图从后人们只言片语的传说中勾勒出这些革命先烈的举止样貌。那些美好的名字、青春的躯体，最终幻化为烈士墓碑上的一行简短文字。被湮没忘却的历史在后辈的眼中熟悉却陌生、在场却缺席。找寻与建构历史的过程唤醒了作者的儿时记忆，接续起家族的革命血脉，也生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卢一萍的长篇报告文学《祭奠阿里》（《收获》长篇专号·2019年春卷）甫一发表，便受到广泛好评。作品通过大量史实和鲜活的人物心理描写，复现了进藏先遣队的壮丽历史，刻画了英雄人物群像。其实，作者早在1999年就已完成作品初稿，却始终未能满意，十几年来不断到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地重访老兵，最终定稿。一句“不做鹰的人不知道天空的高度，不爱英雄的民族不会英雄辈出”生动诠释了作者艰辛付出的用心所在，体现出作家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英雄的尊崇。

与所有的传记作家一样，高建国亦难脱还原历史真像之窠臼，而且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史料的搜集与挖掘上所下的功夫让我惊叹不已。史料的翔实是传记文体的应有之义，历史所蕴含的复杂意味与内涵才是作家所要着力之处，因为它几乎决定着作品所达到的品位与高度。问题是，意味与内涵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或为历史所固有，或漂浮为历史的表象，它常常被历史的风尘所遮掩，甚至湮没，以至于消亡；它的复活与重现，有赖于作家的思想深度与价值取向。历史与作家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场生死之博弈，作家需要从浩如烟海且斑驳芜杂的史料中跳脱出来，还有进行独具慧眼的审视。对作家而言，历史并不是历史本身，它的言外之意是显而易见的。1939年5月5日凌晨，新四军一支队6团东进长江以南、沪宁铁路两侧、武进以东直到上海的狭长地带，在日伪心腹地带开辟根据地的传奇历史，其意义与价值当是早有定论；20世纪60年代初描写这一历史传奇的沪剧《芦荡火种》和移植改编的京剧《沙家浜》虽因现实政治的干预而蒙诟，但半个世纪之后仍然为人们所喜爱，其作为现代戏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似乎亦无法动摇。高建国并没有驻足于对这两段非凡历史的还原，而是独具匠心地用“一颗子弹”将它们巧妙地勾连起来，进而铺排开去。新四军东进的历史因一部红色经典（我亦觉得两部更为准确）向未来无限延展，而历史的元素在戏剧创作过程中的持续发酵与变异，让它们所蕴含的复杂意味在不断地生成中而愈发地丰厚起来。其实，上述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因为战争、艺术与政治的相互渗透与扭结而颇具传奇色彩，能够真实地还原已属不易；但高建国显然不满足于此，他试图以政论体报告文学的文体形式浑融政治话语和文学叙事，在历史的还原中反诘与叩问现实，进而实现对当下社会思想精神的建构。

高建国以设问的方式三问历史：“一、在湖荡棋布、日伪如麻，又无山林隐蔽之利的平原水乡，是什么神奇力量支撑‘江抗’挺进敌后，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开辟巩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二、亲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经身经百战且三过草地的刘飞，几十年挥师克敌可圈可点之处可谓多矣，但为什么对坚守阳澄湖敌后斗争这段历史情有独钟？三、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刘飞透过陆离斑驳的战争图景，看到了《芦荡火种》的价值，并且在几十年风雨兼程中痴情不改，始终如一关注和支持反映芦荡斗争的红色经典的创作？”这三问无疑是《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的思想核心与价值意义所在，彰显了高建国作为作家的强大的哲学思辨力和题材吞吐力。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对历史与当下思想精神建构的独特与深刻，唤起了我对报告文学的敬意与期待。近年来，中国文坛上的非虚构写作似有潮起之势，其对事实真相的逼近与揭示，是虚构文学难以企及的文体优势。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阿列克谢耶维奇，亦凸显了非虚构这种文体的意义和价值。现如今，当年阳澄湖上的生死较量早已渐行渐远，笼罩红色经典的政治风云亦已云淡风轻，但当下社会思想精神的孱弱与匮乏却让我们不能不重新怀想过往的历史。重返历史或许并不能够直接改变当下的社会现实，但当下的社会现实却一定会在历史的隐喻中沾染上些许适宜人们栖居的理想与诗意。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建国对历史本相的探寻和反诘、对时代精神的建构与叩问无疑是宝贵的、有力的。

在自觉建构“大历史观”的基础上，2010年代的历史题材军旅报告文学写作，还开启了一种角度新颖、充满温度、知识性和技术含量都很高的“微观写真”潮流。真实、细微、从熟悉的题材中发现新鲜的经验、激发惊奇感的陌生化特质，使得这类作品即便反映的是曾经被书写过的领域，依然可以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审美体验。这种超越浮泛僵化的价值判断、文学色彩浓郁而又富有人文关怀的战争历史叙事，敞开了历史的侧面甚至是背面，填补了人们阅读记忆中的某些空白，也十分符合当今读者的审美趣味。

《1944：龙陵会战》（三联书店2017年）是余戈“滇西抗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龙陵会战对于推动抗战全面胜利，及战后奠定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这段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历史题材并不为公众所熟知。余戈聚焦一个战场，以深钻、吃透的研究方式、鲜有的学术规范性深究细作，呈现历史、战争的别样真实，让这段具有现实作战价值的战争历史跃然纸上，使学界和社会得以在精确、细微的条件下重新关注、观照、认知这段历史的重要价值。作品提升了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品格气质，也同样不失为对以输入历史经验、探寻价值精神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传统的一种突破。从《1944：松山战役笔记》开始，余戈在“滇西抗战三部曲”中将微观战史研究与文学叙事结合起来，运用文学化的手段去再现场景、故事，将日记、文件、采访等素材同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结合在一起，赋历史之声以抑扬顿挫的语调，不无颠覆性地拓展了军旅报告文学的文体可能性。

类似的“微观写真”，在彭荆风的《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中亦随处可见，书中给出了大量详细的数据对比，包括攻守方各有多少兵员、手里有多少杆枪（有时甚至精确到武器型号）、战场周边地形如何、相关部队刚刚经历过哪几场战斗（这也是作者将不同战斗场景连缀在一起的重要方式）以及体力状态与士气状况又是怎样等等。这种扎实负责的史料工作，本身便是叙事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不同于纯粹的史学著作，这类作品“史”的一面更多体现在以事实说话的精神立场上，讲述的腔调却是个人化、文学化、艺术化的。这种兼具宏阔视域、真实细节、学术立场和超越判断的新质写作，为军旅报告文学增添了新的时代气象与想象空间。

二

“轻骑兵”作为一种写作伦理

虽然未曾经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但我知道那个年代曾经倡导过文艺的“轻骑兵”，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时期。读者急需了解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战斗的情况，刚刚创刊一年的《解放军文艺》开辟了“志愿军一日”“志愿军英雄传”专栏，就是要及时迅捷地发表描写朝鲜前线战斗实况的作品；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前线战斗生活，还倡导“兵写兵”。专业军旅作家及文人作家也纷纷赶赴朝鲜战场，他们真是有如一支文学的“轻骑兵”，并运用“轻骑兵”的文学样式，如通讯、特写、散文、中短篇小说等，迅速地创作了一大批作品，其中不乏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传世之作。我以为，当下的文学特别缺少上述那样一种时代精神，一种真正地近距离介入生活的欲望与能力；我们似乎多了一些功利性，或者过多地焦虑于文学内部的价值，或者干脆觊觎某种文学的奖项。就像时下的很多书法与绘画创作，就是为了展览与全国某某奖项。这种展览与奖项，是否已经将中国书法与绘画引向了歧途，是非常让人疑虑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到黄传会的报告文学集《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中译出版社2017年）时，便会感受到它的特立与独行——集子中收录的十五篇作品全部是中短篇报告文学。从中我读出黄传会承继了当年的文学“轻骑兵”的写作伦理，他被当下中国社会急速变革的生活所感染和震撼。尤其是近年来，以实战为手段，以打赢一场局部战争为目的的中国新军事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日新月异，让世人惊叹不已，读者渴望深入了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情况。然而，当下的军旅文学显然没有跟上这次史无前例的军事革命的现实步伐。诚然，文学未必完全与生活同步，但如此严重错位不仅背离了文学的本质，也与读者的期待相去甚远，这种境况显然需要加以改变。黄传会在写作长篇报告文学的同时，不忘经营形式上更为短小精悍的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回应，颇值赞誉。

《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这个短篇里，黄传会充分利用了第一人称叙述上及转换场景的方便，将现时描写与历史的回叙融合得浑然一体，了无痕迹，这一点也显示了作家的文学功力。这个超短篇其实主要是对历史的回叙，仍然是选择几个历史结点上的具有典型性的细节，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只是一个叙述的支点，用这个支点来撬动历史。黄传会报告文学的画面感很强，如果拍电影，我觉得可能都不需要导演做“分镜头”；有如中国水墨大师在宣纸上的挥墨点染，看似随意为之，却是笔笔有来历；既有内蕴，又见性情，既有实在的物像存在，又给读者留白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既有递进的关系，又有丰富的隐喻；从文学性或者韵味上，更接近散文是不争之事实。《海天魂》也是个短篇，它的产生过程最为典型地诠释了文学“轻骑兵”的精髓。黄传会采用第一人称，以及元小说的方法，展开了对张超壮烈牺牲事件的叙述。篇幅虽短，但作家抓住了人物活动的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进行结构，仍然“完整”地将英雄张超的面貌与内心的状态细致地描写出来；而对险情的描写则采用了摄影中的特写镜头的方法，清晰地将惊险的细节推至读者的眼前，具有相当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同样是中短篇报告文学集，韩强毛的《正能量报告》（解放军出版社2019年9月），也是别具特色。该书收录了作家不同时期创作的16篇报告文学作品，蕴含着军人的情怀、生活的温度和时代的风骨。这些中短篇报告文学以真实丰满的笔触勾勒出当代典型人物在社会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精神风貌和实践担当，运用文学语言和多种艺术手法捕捉他们的情感心态和理想情怀，颂扬了作品主人公身上所蕴含的正能量。有趣的是，集子中的全部篇什都是写人物的。如此集中、大规模且浓墨重彩地书写典型人物，通过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众多人物形象来勾勒、深描社会以及军旅生活的精神图谱，在当下的报告文学写作中并不多见。韩强毛与他笔下的人物更像是一种遭遇，有限的接触都是基于工作原因，所以他的笔触更像是室外绘画中的速写，不仅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勾勒出人物形象的核心特点和有意味的动态细节，还要能敏感地捕捉到大自然中光影和物候的迅捷变化。韩强毛笔下的人物个个特点鲜明、血肉丰满，所处年代、领域和生活界面跨度虽大，却并不失真，留存并传递出丰富的时代信息，体现出作家扎实到位的采访功夫和写实能力；篇幅虽然精短，但流露出浓重的人情味和烟火气；透过这些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变革的轨迹和一个时代的面影。

作为军旅报告文学的重要一翼，现实题材军旅报告文学，因其密切跟踪当代军营和军人生活的新变，深刻洞悉社会文化心理转型，经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生动描摹与深度透视，展现出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强大的思辨力量，真诚的文学态度和崇高的精神立场。2019年年底，“强军进行时报告文学丛书” （江永红的《中国蓝军：实战化训练改革纪实》、黄传会的《大国行动：中国海军也门撤侨纪实》、王秋燕的《正在发射：文昌发射场与长征五号纪实》、高翎的《风动中国：空气动力试验研发纪实》、赵雁的《筑梦九天：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纪实》、陈海军和薛冰坚的《导弹兵王：八一勋章获得者王忠心军旅纪实》）由解放军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丛书及时而生动地记录了改革强军的崭新实践，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现了全军官兵在新时代的新形象和新风貌；对新时代人民军队已经或正在发生的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及时有力的书写，堪称现实题材军旅报告文学创作的集群冲锋和重要收获。

事实上，对生活“现场”的介入与表呈正是军旅报告文学作家最可宝贵的写作伦理。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重器》（作家出版社2018年）以宏大视角和激情澎湃的语言全景再现战略导弹部队发展历史，系统梳理火箭军从无到有、从低端到尖端的发展历程。该书既是一部火箭军建设发展史，也是一部鲜活生动的英雄史。

女作家张子影出生在南方一支空军部队的大院里，曾随当空军的父母亲辗转迁移，湛蓝的天空、灰白空旷的机场跑道构成了她对色彩和线条的最初认知。浓重的空军情结和军人初心，使得她笔下的英雄故事更加温润、温暖、温情。张子影长期跟踪采访试飞员这个群体，怀着极大的热情，深入军营将这些既神秘又震撼的故事记录下来，接连收获了《试飞英雄》（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和《大国之翼》（明天出版社2019年）这两部报告文学作品，生动塑造了追梦蓝天、勇敢智慧的新时代高素质军人群像。在《大国之翼》中，张子影用简练且温情的笔触连缀起试飞员李中华的人生片段。张子影巧妙地选择了主人公生命中的几个关键节点，浓墨重彩地铺陈；用纪实的写法细描了主人公处置险情的惊心动魄的过程，真实展示了主人公技艺的高超与非凡，更让读者感受到他坚定的内心和执着的追求；萧疏清朗的文字巧妙营构出唯美与危险并存的情境，别开生面又扣人心弦，让读者的情绪随着主人公的选择与决断而跌宕起伏，试飞员的大智与大勇亦得以自然彰显。

对一个时代而言，总是存在一些让人们最为焦虑和痛苦的问题，可以称之为时代的迫切性题材。与这些题材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不仅严重而普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甚至改变了历史的前行方向。军旅报告文学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真实并文学性地捕捉、记录、描写下这些时代弄潮儿的身影与灵魂，既为当下计，也为历史谋。在这个过程里，军旅报告文学作家除了“轻骑兵”的角色，更有着“弄潮儿”的姿态。

三

思辨“存在”的科技叙事

在深切观照当代军人的生存状态、心灵世界和精神风貌，并进行着贴近现实、贴近军营、贴近官兵的“低纬度叙事”的基础上，军旅报告文学作家还同时聚焦科技强军的壮阔历程，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在“仰望星空”的“高海拔写作”之上。

对军队而言，军事科技攸关前途命运，影响战争胜负。强军兴军征程上，军事科技的地位作用将更加凸显。作为一种特定题材，军事科技事业所蕴含的诸如国家利益、民族精神、战略博弈、哲学思辨、战争形态、武器装备等等元素，始终是军旅报告文学浓墨重彩的书写内容和表现对象。文学叙事的跳荡激情与科技研究的严谨沉静间，宛若隔着一条亟待沟通和跨越的鸿沟。直面军事科技，对作家来说意味着新鲜的经验、写作的难度和未知的挑战，带给读者的是惊爆眼球的科技知识、震撼心灵的精神追求、感人肺腑的命运故事。

16卷本的《李鸣生文集》（天地出版社2017年），集中呈现了他在“航天文学”领域的创作成果——《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远征三万六》《中国长征号》《千古一梦》《发射将军》堪称军事科技题材报告文学的代表。李鸣生始终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和人类文明对宇宙空间的探索精神紧密相连，注重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分析航天事业的价值、意义，从民族心理和文化的层面建构中国人的飞天梦。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大阶段，李鸣生都做出了精到的概括和剖析，将航天事业与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发展融为一体，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中把握航天事业的动态图景。

“航天文学”之所以能长久地吸引作家书写、读者阅读，其魅力关乎思想、源于精神。与我们所居住的大地相对应，人类头顶那片广袤而幽深的星空，既印证着物理时空的辽远无际，也标示着哲学世界的精神彼岸。人类关于生命、世界、时空、未来等的终极思考，都指向了那片令人迷醉、困惑且充斥着危险、未知的宇宙空间。“航天文学”所关照的对象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日常经验拉开了一定距离，叙事的过程需要对晦涩的知识、高深的科技进行有效的文学性转化，并且需要体现出作家独特而深刻的思辨。作家不是哲学家，但作家若是没有哲学的滋养是很难成为文学大家的。在特定的意义上说，文学最深刻的力量所在，就是对人的精神存在的思辨，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叩问和对生活表象的超越。在李鸣生看来，辽远的太空除了浩瀚寂寥之外，更隐藏着诸如天道人伦、生命存在等等哲学甚或宗教层面的终极意义；人类恢宏壮丽的航天事业与个体独异幽微的生命经验之间，蕴含着丰富广博的文学可能与厚重驳杂的精神空间，需要作家持之以恒地追问、发现并做出置身时代前沿的思考。因之，以个性锐利的价值判断因应混沌未名的时代主潮，提供对历史、对现实富于穿透力和超越性的思想智识，便成为李鸣生孜孜以求并坚定执守的写作伦理。

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志清有一个说法：“现代的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着一种感时忧国的精神。他们非常感怀中国的问题，能无情地刻画中国的黑暗与腐败，着力于以文学来拯救时世、改善中国民生，重建人的尊严，但恰恰是这种过于强烈的道义上的使命感，过多的爱国热情，使得中国作家未能获得更为宽广的精神视野，以至于整个现代文学当中，真正有成就的作家屈指可数。”夏志清的观点虽然尖刻，但也道出了中国文学一直以来较为稀缺的一种写作向度：即既要批判让中国人的灵魂匍匐在地的历史，更要探寻一种具备统摄和整合力量的精神资源，呼唤一重能够俯视众生、拔擢精神的“理想视角”。

李鸣生的军旅生涯始于发射场，十五年的发射场生活，使他比一般人更有条件仰望星空，使他有机会伴着火箭的一次次升腾跳到地球之外对我们生存的地球进行立体的思索，从而获得了一个新的审视世界的角度。寻获了高远的理想视角还不等同于攀上了文学的高峰，高蹈的精神和灵魂恰恰需要弥漫着烟火气息的日常生活来承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也好，一部作品也好，其所以成功的因素有很多，但都脱离不开他所描绘的生活的质地。是否真实，是否厚重，是否艺术化地还原了人生存的本真状态，这对作家是一种根本性的检验。《千古一梦》是李鸣生“航天七部曲”的第六部，在规模上更宏阔，时间跨度更大，生活的覆盖面更宽，是第一部对中国半个世纪载人航天事业进行全景式描摹的作品。《千古一梦》在“务虚”和“务实”两个向度上也体现出作家独特而深入的思考。“务虚”层面：始终将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和人类文明对宇宙空间的探索精神紧密相连，注重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分析阐扬航天事业的价值、意义，从民族心理和文化精神的层面建构中国人的飞天之梦；“务实”层面则体现在，在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大的关口，作家都做出了独到而深入的思考，而且条分缕析，结合着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概括和富于个人创见性的剖析，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中把握载人航天事业的动态图景，体现出作家强大的哲学思辨力和思想穿透力。

军事科技是处于当代科学技术最前沿、具有知识密集型特点的新技术，其本质特点就是“高”和“新”。因为“高”“新”，它有着显著的超前性，远离人们日常生活视野，对于绝大部分读者，它显得陌生且艰深。因而，科普就成为军事科技题材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同样是聚焦军事科技，龚盛辉、曾凡解创作的反映国防科技大学超算技术团队事迹的作品《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国防科大出版社2016年），更加注重将艰深晦涩的科技内容转化为好看可读的传奇故事。为了实现这一创作意图，作家跨越了两道“坎儿”：一是钻研高科技，理解题材涉及的科技内容，领会其价值意义，让“内行觉得不是外行、外行感到是内行”；二是在高深艰涩的科技属性与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文学要求之间架设一座桥梁，让受众得以走进军事科技的“深闺”，识其面目，解其情怀。《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把超算技术与我国“两弹一星”等重大国防工程建设相对照、与世界强国在超算领域的竞争角逐相联结，把我国六十年超算技术发展史，写成了波澜壮阔的我军现代化建设史的缩影，演变为中、美、日在超算领域的一场殊死决战，以文学语言转译科技密码，化艰深为传奇、化抽象为形象、化乏味为有趣，增强了作品的史诗性、传奇性和可读性。

一个作家的视野有多大，决定了他笔下的人物能够走多远；作家站得高，他塑造的人物就看得远。生活考验着文学，变动不安的时代对作家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强大的思辨力量。而生活经验的缺失与思辨能力的匮乏往往是互为表里的，不了解生活，写作就没有血肉；没有思想，作品就没有灵魂。一个作家要超越复杂的事相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太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要为自己搭建起有思想资源作为支撑的对话场域，才有可能与广阔的时代、社会对话，与具象的生活、生命对话，与高远的灵魂、信仰对话。

郭晓晔的长篇报告文学《孤独的天空》（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通过纪传冯如短暂却足以烛照中国航天孤独的天空的生命历程，抒写出他在西方文明强力挤压下的内心苦难和坚韧不拔地以航空救国的伟大精神，在当下文学精神性整体不彰的状态下，虽非振聋发聩，亦可谓难能可贵。郭晓晔重现了冯如并不怎样复杂的人生历程，鲜明地阐释并张扬了他的纯朴的家国观念与个性精神。用飞机，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国的梦想，在冯如生命最后的瞬间，“呼啦啦涌到胸间，涌到天边，那朵闪烁着毛刺刺金焰的红云飘呀舞呀呼呼地燃烧”，连同他年轻的生命。“那朵闪烁着毛刺刺金焰的红云”已经成为一个诗的意象，它在冯如的生活中多次出现，于是，它幻化成美与崇高的精神旗帜，鼓舞着这个偏僻乡村的穷苦少年在异国他乡，向着他的强国的梦想艰难地行进。这是冯如，也是《孤独的天空》最具感染力之所在。

文学的精神性建构是一个复杂与累积的过程，它需要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思想情感作独特的、耐心的且深入的开掘。在这方面，《孤独的天空》显得有些表层化，或者说失之于简单与薄弱了。匆忙的叙述与演绎情节可能是导致作品没能深入人物内心世界与思想情感深处的形式上的原因，而没有在人物内心世界与思想情感深处驻足则使得人物形象有些扁平。从技术的角度说，叙述始终存在着一个“速度”问题，作家要控制叙述的节奏，要使叙述的节奏呈现一种音乐感，郭晓晔似乎还缺少这样一种意识。当然，另一种可能是传主留给作家的资料太少，而平淡的日常生活又只能依靠作家的想象，于是，那个巨大的“黑洞”对作家无疑是一个考验。以小说的叙述方式与笔法作传记文学已不鲜见，但作者要从小说的叙述中不时地跳出来，告诉读者，我这是在传记一个真实的人物，也就是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也是必要的，否则会影响作品的真实的感染力。我以为，报告文学最大的魅力，或者说感染力，就在于它是真实发生了的。尤其是在当下精神矮化、理想虚无、生活庸俗成为亟待疗救的社会症候的情势下，人们越发渴望看到，甚至触摸到让他感到真实的东西。在我看来，报告文学发展到今天，理应成为一个最具开放性的文体，它有理由，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体的优长，从而成为一种在事实准则里进行的自由写作。

四

书写典型的“深”与“美”

当前，“非虚构”写作理念越发深入人心，整体态势蔚为壮观。置身激变时代渴求深度解读、媒体竞争带来阅读危机、传统的报告文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冲击，亦面临着诸多挑战。一个最大的现实问题在于，“消费”和“娱乐”已经成为当下人们生活的主流观念，它在带给人们娱悦的同时，也在挤压着人们的思想与情感空间，“零度叙事”不再是作家的一种文学表达策略，而是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呈现。人们对某一领域或事件的关注往往是即时性的、一过性的，不管多么重大的事件，往往今天还是万人空巷，明日就关注者寥寥。因此，报告文学作家面临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压力。采访要快、写作要快、出版要快，甚至于跑马圈地也在所难免。很多报告文学作品尽管敏锐地捕捉到一个重大题材、重大典型，却来不及思考与沉淀，甚至也谈不到精巧细腻的艺术构思、对语言的锤炼打磨、对文本审美空间的营构。要想避免作品沦为文化快餐，作家就要在深度和美感上下功夫，尤其是在书写时代典型的时候，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便越发凸显。

谌虹颖的长篇报告文学《放歌天地间——艺坛将星阎肃》（黄山书社2017年）全面回顾了“时代楷模”阎肃八十余载的艺术人生，读来令人心潮澎湃。那些掩映于成功光环之下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精神自省、灵魂叩问，令人震撼，回味绵长。“典型人物”难写，为人熟知的“典型”更难写。“时代楷模”也好，“艺坛将星”也罢，阎肃的形象越是深入人心，对作家的考验便越是复杂深刻。谌虹颖在对阎肃感人事迹和日常生活状态的精准描摹中，试图揭示出阎肃之所以成为“时代楷模”的精神实质。这要求作者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中摄取素材，采撷能够反映时代风貌、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典型故事。谌虹颖仔细研究了当今时代的特点，浮躁的文艺界急需像阎肃这样一生为人民而歌、为时代而歌、对艺术创作孜孜不倦追求的艺术家，需要更多阎肃式的优秀文艺工作者，用他们的思想情操、精神境界、艺术态度引领和感召更多的人。因而，《放歌天地间》在对阎肃的成长历程、人生足迹、艺术创作进行完整描绘的基础上，着重对其思想性格做了真实生动的重彩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真实、生活的本质，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在文本的美感方面，谌虹颖也有自觉的追求。她的语言是散文化的，甚至诗化的，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讲究文字的味道和画面感。每一节的小标题都是严格对仗的，在结构上亦颇有古典章回体小说的韵致。

作家如何认知并打开置身的世界，如何理解并超越所处的时代，如何描摹并介入社会现实，不仅取决于思想本身是否高蹈深邃，更决定于思想面向生活的角度，亦可以说思想站立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秉持何种写作伦理直接影响作品的成色和趣向。尤其是在现实经验的处理上，作家不一定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但却常常需要面对陌生的题材，塑造不熟悉的人物。李鸣生的报告文学新作《敢为天下先——中国航展二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迥异于他此前的创作。珠海航展在李鸣生的笔下遥远而又亲近、陌生却又熟悉。遥远的城市、新鲜的人物、别样的故事扑面而来，不经意间，已经年过六十的李鸣生超越了自己过往熟悉的题材领域、生活经验，开疆拓土、华丽转身。《敢为天下先》是第一部全景式、多角度讲述中国航展发展历程的纪实文学作品，全面记叙了珠海航展二十年、十二届的辉煌历史。李鸣生采取典型化的艺术处理方式，从浩瀚的素材中提取最具典型性的人物、事件，构成《敢为天下先》的骨架；又选取了许多极富人情味的故事与细节，以及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解密，精心描写成作品的血肉。李鸣生的笔触是轻灵跳荡的，好似中国文人画的泼墨、写意，他更注重的是作品的意境和格局。他并非是要面面俱到、巨细无靡地呈现珠海航展的发展历史和事件过程，而是跳脱事象的表层，力图准确地提炼、概括、总结出珠海航展的灵魂，写出珠海这座特区城市的气质。围绕着这样一种核心价值、核心精神而展开叙事，李鸣生将自己多年来对时代变革的思辨、对社会民生的关切、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思考都融入了这本体量并不大的作品之中。

进入新时代，对英雄、模范、巨匠等“时代楷模”的书写成为人物类报告文学的创作重点。从平淡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工作中凸显人物独特的风貌、精神和境界，很容易因为缺乏细致的观察和思考，缺乏应有的艺术加工和表现技法而沦为苍白的表扬稿。刘笑伟、王志国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家·国：“人民楷模”王继才》（解放军出版社2019年）并没有流于人物事迹的表层，而是深入到王继才及其家人的内心灵魂深处，进行人性的剖析与探微，甚至是直面人物日常生活的困境、心灵的焦虑和精神的迷茫。作者用朴实、有力的文字写出了人物的挣扎和犹疑、坚韧和刚毅，写出了人性、人情的壮丽与幽微，也写出了日常经验飞扬与安稳的两面，最终立起了战胜自我、超越小我的精神之旗。

说到对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马娜的长篇报告文学《滴血的乳汁》（作家出版社2013年）无疑是一部分量很重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撤离瑞金等苏区，迫于形势无法带年幼的孩子一起转移。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他们开始疯狂搜查与残害红军留下的后代。为了保护他们，当地百姓，特别是那些庇护红军后代的奶妈们，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马娜从历史中打捞出来一些不应被遗忘的故事和细节，发掘并塑造出杨阿桂、彭国涛、黄阿莲、朱秀香等革命奶妈们的群像。“我想专门为这位无名奶妈编个花圈，以祭奠她那崇高而仁爱之心和不朽的灵魂。然而当我伫立在那个长满杜鹃花的山坡上，却发现其实我所站在的这片赣南、闽西大地上，当年苏区这样的奶妈几乎遍地都是。她们的故事、她们的经历，是那样传奇，又是那样平常；传奇得无法想象，又平常得像我们自己的母亲所做的那些事。”马娜以女性的视角和同理心，与历史境遇中的母亲们对话，以散文化细腻而锋利的语言，叙述那些惨烈、悲悯、混融了死亡与新生、大悲与大爱的故事，塑造了“革命奶妈”这样一群平凡、质朴、坚韧、善良，于卑微中蕴藏崇高精神的典型人物形象，在历史细节中发现震撼人心的不朽力量，从而激起强烈而纯净的审美情感，为读者展开了一幅真实厚重的革命人道主义的画卷。王昆的长篇报告文学《六号哨位》（《十月》2019年2期），塑造了南线战争中的一组英雄群像。主人公物韦昌进是八一勋章获得者，作品以韦昌进为圆心，向外拓展，多方求索，勾连点面，从人物访谈、战士手记入手，从北京到山东再到当年的战争一线寻访战争遗迹和线索，在时空的转换中一点一滴拼贴出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图景。在对历史真实的艰难复现中，《六号哨位》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对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塑造上，聚焦韦昌进、成玉山、吴冬梅、张泽群等几名普通战士的切身经历，将故事时间压缩在一个月之内，将战斗场面、人物心理、战士性格纤毫毕现地摹写出来，彰显了年轻战士的勇气、智慧、情感、情怀，同时亦不回避漫长的时光、社会的巨变、庸常的现实对崇高精神和英雄情结的消耗和磨损。作品从一个小小的哨位出发，映射出了具有典型性的时代症候。

文学与时代都是极其复杂的存在，两者在思想与精神上并不是一种同构与同质的关系。文学若要与时代同步，甚或走在时代的前面，便要“先立其大”，以一种大方大正的理想、情怀、精神、气魄，把文学从低迷、小我的趣味里解放出来。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关注和书写的题材往往都是比较“大”的——大历史、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大”并不一定意味着粗疏和空洞，“立其大者”的意思，是要从大处找问题、寻路径，把散佚于虚无时代里的精神力量整合并释放出来，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的嬗变才会呈现出大格局、大气象。

统而观之，2010年代的军旅报告文学以更加宏阔的视野重构历史真实，观照当下存在，介入军旅现实，搭建起包蕴强烈思想性和哲学性的“对话”场域；对人的心灵、情感、日常生活、生命存在等“内在经验”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与掘进；对战争历史、时代精神、社会变革和强军实践做出了具有整体性和思辨性的概括、描述和判断；与此同时，创作主体普遍怀有较强的文体自觉和创新意识，在语言、结构、形式、技巧等方面屡有新的尝试和突破，极大提升并丰富了军旅报告文学的观念、活力与面相。

作家简介

傅逸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著有理论专著、评论集、长篇纪实文学、绘本等多种；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以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等。

责编 | 商晓倩

视觉设计 | 李羿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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