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如何“结合”：文体学青年学者研讨会侧记
11月12日-13日，“文体、文本与文章经国”文体学青年学者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学人馆三楼8、9号会议厅召开。此次会议由何诗海、李晓红召集，中山大学中文系和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会议提倡跨学科的研究视角，除了邀请古代文学领域的青年学者，也邀请了中古史代表学者，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孙闻博、复旦大学的徐冲、首都师范大学的孙正军、南京大学的聂溦萌和中山大学的周文俊等。这些长期致力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变迁和历史书写（或称“史料批判”）研究的学者，和古代文学学者们一起围绕“文体、文本与文章经国”的主题，进行发言和讨论。研讨会“文史结合”的特点体现得非常明显。
合影
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古代史的语境。吴承学教授在其专著《中国文体学研究·绪论》中早已指出“中国文学是在礼乐制度、政治制度与实用性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具有文章经国的深刻烙印。‘文体’‘文本’‘文章经国’的视角，是更真切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值得提倡与关注的视角”。这是本次会议议题设定的初衷。开幕式上李晓红称：“会议学习了徐冲和孙正军等主办的中古史联谊会模式。大家事先撰写好论文和书面评议，会上著论者、评议者和听众一起切磋交流，以期做到邓小南教授所说的‘激活思想，涵养学术’，进一步推动相关思考的深化和成熟。”
此次会议上青年学者们共聚一堂，讨论热烈，达到了预期效果，共有七场发表与讨论：早期中国的文本形态与叙事、礼仪制度与文体撰作、文化·观念·文体、传体书写的多元面向、文体选择与身份认同、近世文章与古文观、时文代变下的文体创新。最后大家围坐一桌，畅所欲言，交流甚欢。这里选取部分报告稍作介绍。制度与文体
文史学者之间的切磋互动，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中山大学中文系李冠兰报告的题目是《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化》。李冠兰通过对西周青铜器册命铭文的研究，尝试还原和确立册命文体的基本要素及特征，并结合西周的礼器制度和册命仪式，深入剖析了西周册命五个文本层次的形态。她认为册命仪式的程式化，特别是对册书的使用以及史官代宣王命的仪节的引入，是推进册命的文本化，乃至册命文体成型的最重要的因素。报告指出，对文本在历史上生成的不同层次的分析，对研究文本的层累、流变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民大学国学院孙闻博作为评议者，提到史学界对“秦汉以来的文书制度”已有关注，并有观点认为“春秋之前王命主要依靠口头方式发布”。李冠兰回应道：“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材料主要集中于《尚书》和《左传》，尚未注意到先秦的一些出土和传世文献。如《逸周书·尝麦》篇记载了王命大正正刑书，命作册对大正的册命，文中‘繇书’即‘读书’，‘王若曰’以下是册书内容，册命之辞文意流畅连贯，更接近于预先写就的书面文本。另外《周礼·春官·内史》《外史》《御史》《天官·女史》等篇目皆对史官书写王命有所记载。而且本文对册命文体的研究正是史官为王书写并宣读王命的有力证据。所以还是保留春秋之前已有史官为王草拟并宣读王命的观点。”
对于史料的选择，孙闻博提到，清华简《封许之命》或可作为“西周早期已经出现成熟命书”的证明。李冠兰则从成辞、套语、结构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封许之命》应属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材料。用本报告的观点来分析，应属于册命文本生成过程中偏后的、年代较晚的层次。
李冠兰
史学研究者从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史料选择和论证方法等方面给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宝贵建议。而文学研究者亦能从不同角度给史学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考。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聂溦萌的报告《中古时期礼仪的运作与编纂》把重点放在支撑国家一般礼仪事务运作仪注情况的研究上，对中古“仪注”的名称、内容、相关运作流程和机构进行细致分析并将这一文本类型回溯至汉代的“具礼仪奏”，对汉代、西晋官方编纂仪典的观念的继承和变化以及礼学文献的发展分化过程进行梳理，对儒官与“执事之吏”在礼学观念和实践上的分歧做出思考。
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结合自己对战国至汉初礼学演变的认识，给聂溦萌的论文做出补充。他在评议中指出，《中古时期礼仪的运作与编纂》一文做得很细致，关于汉初儒官与“执事之吏”之间的矛盾，似乎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学”作为孔门“六艺”之一已初现端倪。掌握经典之学的儒者关注义理，崇尚“君子礼学”，表现了反形式化和反技术化的礼学“救弊”思想；关注仪式如祝、史等技术性官僚则崇尚“有司礼学”。程苏东借助《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的相关记载，认为战国儒门礼学的分化对汉初礼学产生了直接影响，作为汉初礼学宗师的徐生、徐襄等均善礼容而不通礼经，显然属于“尚仪”派的后学，而这一学派后来传至萧奋、后仓，乃逐渐师法具备，最终成为西汉官学中仅有的礼学师法。聂溦萌表示受益匪浅。
聂溦萌
本次研讨会的青年学者们都有较好的文学和史学修养，把文体置于所处制度背景下进行研究，努力发掘制度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意义。中山大学中文系李晓红《从让表到举自代——中国古代礼让政治文化及其文体表征》结合魏晋南朝的禅让政治文化以及唐代让表中举官自代新风等政治背景，对“让表、举自代状文体的发展及其与各时期制度之互动”进行深入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周文俊《“优文”考释》从《文心雕龙·诏策》篇“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出发，对“优文”一词做了新的考证，认为“优文”是一种为皇帝专用的主要施于策拜高官厚爵的礼仪场合的官方文体，非广义的文类，并通过重校与释读《南齐书》 的一则史料对“优文”文例进行考释，结合汉魏禅让政治背景探讨“优文”渊源，认为优文之设受到策书与玺书两种体制的交互影响。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戴路《南宋后期荐举官制与四六启文的交际性》，关注荐举制度和四六启文之间的相互影响，力求“在制度与文学的互阐互释中透视启的文体属性在南宋的演变法则”。
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是近年来文史学界的研究热点。持续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孙正军，此次报告《从<百官志>到<职官志>——中国古代官制叙述模式转变之一瞥》就体现了深刻的史料批判意识。
孙正军注意到官制书写过程的一个现象：唐代前期史家基本是在《百官志》的名目下书写官制，而此后，另一种志目《职官志》异军突起，在正史官制文本中占据半壁江山。以此发现为线索，他比较了《百官志》和《职官志》在历代官制书写中所占比重，勾勒出官制叙述模式的演变脉络，并对背后动因作出深入思考，认为隋代以前纪传体王朝史的官制书写，是在《百官志》的名目下进行的，而唐代已降，史家们更倾向于以“职官志”编排一朝官制。由此“职官志”成为纪传体王朝史官制文本命名的重要资源，并在此后的官制书写中与“百官志”分庭抗礼。这种官志书写的变化与唐代前期的官制叙述模式的变化联动相关，即唐代前期以官职提领叙述的“官职为纲”模式转为以官署带动下文的“官署为纲”模式。而这些变化发生的背景则是隋唐时期削弱官署长官、凸显官署整体的新型官署结构的形成。日本学者中村圭尔曾指出，汉魏六朝时期，纪传体王朝史中官制书写的叙述重点出现了由“人”到“官职”的转换。孙正军认为，唐代前期官制书写发生的巨大变化可视为中国古代官制书写演变中的第二次转换：由“官职”到“官署”。这一转换可视为对以《周礼》为代表的经典传统的背离，官制书写并非总受制于主流政治文化，也会受到官制现实的影响。
周文俊从“传统与系统”角度，提出《隋书·百官志》和《晋书·职官志》的志目定名，或许是遵从了不同的定名传统，前者可能是《汉书·百官公卿表》，后者可能是《隋书·经籍志二》著录的《职官要录》。如果从“传统”层面理解，史臣以《百官志》为名，是否意味着他还掌握一整套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系统，有待商榷。周文俊还从“个性与共性”“客观与主观”等角度与孙正军交流，认为制度书写既会受到已有官制文本的影响，又带有个人主观书写色彩，对文本书写的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尤其值得深入关注。
孙正军在回应中表示，“传统”是一个沿袭的问题，但对于典章制度来说，研究其变革，意义更突出，虽然从“职官”到“百官”仅一字之差，但背后蕴含的内容或许更值得深思。对于史书撰写“个性”的研究，他认为目前大家过于重视“个性”“主观性”，而史家在撰写中受到前代影响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他提到，在历史书写的研究中，史料来源和书写体例是内证，成书背景和撰书意图是外证，探讨文本的形成应该遵循从内证到外证的思维，不要轻易地从撰书意图方面考虑，有时候史家就是因袭了前代的书写。这些交流也让在场观众获益良多。
孙正军
孙闻博的报告《文本叙事背后的实像之影：东方朔西游与武帝新政》把东方朔西行放在武帝前期变革汉政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揭开了东方朔西游背后的深层含义。他认为东方朔西行并非孤立事件，是出身较低的山东贤良文学，由地方而中央、山东而关中的地域流动，是武帝用山东寒微之士，伸张皇权、压制西汉早期之军功贵族阶层，实现对相权及官僚组织之制约。
徐冲评议道，孙闻博的报告带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浓厚的制度史意识，凭借对汉代仕进、察举和内朝等相关制度的熟稔把握，相当程度上还原了东方朔这一被后世层累涂抹的人物的历史性。
圆桌讨论：“文史”如何“结合”
此次会议的特色之一是在七场学术交流之后，以圆桌讨论的形式进行学术总结和深层互动。孙正军作为第一位引言人，对此次会议“文史结合”之深入做了高度评价。他提到，杰出的学者重视打通文史之学。如古代文学研究者吴承学教授很早就在文体学专著里把文体的问题放在历史学语境下进行考察，强调建设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要注重五个领域的研究：中国文体学、文体史源学、文体观念发生学、文体分类学、文化文体学和历史文体学等学科。景蜀慧教授作为中古历史学界兼通文学的代表，其研究亦有“文史结合”的特点。而此次与会的文学研究者们对史学的涉猎颇深，不可不说是一大惊喜。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溯虽然学文学史出身，但此次的报告《范晔<后汉志>篇目考——兼说“蜡以覆车”与<后汉志>的存佚》，从篇名到内容乃至方法都可被视为一篇“味道纯正”的史学研究，这是当下中古学界文史互动的一个最好例证。孙正军认为“文本”概念模糊了文史界限，是推动文史互动的一个重要平台，而除了史学文本、文学文本，还可引入艺术史、考古学等，将图像文本、物质性文本等一并讨论，展开综合研究。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一南提到，文学研究者亟需史学知识积累。在研究唐代早期山东士族古体诗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从郡望、士族、姓氏等史学角度切入的时候，会有更好的效果。
浙江大学文学院叶晔则结合元明清的诗文研究现状，谈到纯粹的文体研究是明清文学研究的热点，这方面成果丰硕；然而由于明清的史料庞杂，加上诗文的评价不高，研究中存在重文体轻文本的情况，无论是文学还是史料层面，在“文章经国”领域还有很大空间。
叶晔
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刘晓军作为元明清小说文体学研究专家，提到近些年来元明清诗文研究的风头盖过了小说、戏曲，而在小说、戏曲的研究中，又出现了重文献轻理论、重白话轻文言、重传奇轻笔记的情况。他还提到，如果我们不懂一些史学研究方法，会影响我们对材料的使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尊举也认为如果文学研究者缺乏历史研究的思维，只是简单的从文字得出结论和意义，是非常危险的；而文学研究亦可对历史学研究提供史料方面的帮助，诸如关于诗人的情感、想法和心态等方面的材料。
上海师范大学唐诗学研究中心陆路指出，因为文学作品是历史状况的现时表现，脱离历史的文学基本不存在，所以文史结合是自然而然的。
于溯从实践层面提出，文学研究者应警惕文史结合的风险。她表示，自己曾在一些老先生的中古史研究作品中发现用错的文学材料，但不影响结论，因为史学界不会孤证立论。而如果文学研究者一味将历史材料当成阐释手段和方式，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得出结论，一旦对史料理解有所偏差，整个论点就站不住脚。另外，文学研究者没有办法做到长期跟进史学界最新成果，只能使用一些诸如“门阀”之类的陈旧概念，这样会显得非常落伍和假大空。因此她建议研究者在“文史结合”之前，要先打好文学和史学基础，提防一味追求“文史结合”而丧失了文学研究的本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昕表示赞同，并提到历史学界史评方面的研究似乎较弱，可以加强。
于溯
会议最后，何诗海教授致辞，认为此次会议为史学和文学领域的青年学者们提供一个研讨问题、深入交流的平台。评议人与著录者之间的交流非常热烈，推动了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会议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