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新学年开始之际——文人之师承关系漫谈
孔子
柏拉图
2020年的秋季，又是一个新的学年开始，这是不同寻常的一个学年。上半年由于大都是师生通过网络交流，没有了面对面的亲IE自由，估计很多人再回到校园，会有些不习惯罢。
由此想到的就是，在网络时代或者说在信息时代，传统的师生关系如何适应新的变化，或者说传统的师传弟承关系是否还能延续，还是会诞生出新的师承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极其看重文人之门派传承关系，这种传承之最佳方式就是师生之间的代代相传，由此产生的师生之谊佳话更是数不胜数，此处仅举两个和陈寅恪有关的例子。已故中山大学教授刘节，当年曾就学于著名的清华国学院，因此他任中大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文革”期间红卫兵要批斗陈寅恪，刘节竟拦住大呼道：“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这当学生“当”到不惜以自己代替老师挨批的份上，也就可以了吧。
还有那位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生前曾数次冒着风险到广州看望老师，他在广州时，每天都去老师家聆听教诲。有一天蒋天枢去后，陈寅恪忘记让其坐，他就站在一旁说话，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而已盲目的陈寅恪当然也看不到蒋天枢一直在站着，这真可以称之为现代的“程门立雪”了。
孔庙中的杏坛
至于师生关系的最高境界，则《论语》中已经留下这样如诗如画的描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对此钱穆分析说，孔子骤闻曾皙之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而叹也”。自然，孔子和其弟子关系有如此和谐之境界，和他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关系，例如他的“有教无类”说，即“不分宗族贵贱，不分阶级，都是可以施教的”，这该是人类教育史上一项具有革命意义的创造性思想。因此，出身贫寒如颜渊者不但如愿成为孔子之弟子，而且是其得意门生。其次，孔子和弟子们不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学问上也是平等的，因为他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在弟子们心目中，孔子的形象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都恪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原则，也因此博得弟子的高度敬仰。
但凡事必有另一面，师生关系不好甚至弄僵以至最后决裂者也不是没有。亚里士多德17岁起就拜柏拉图为师，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柏拉图既是他的恩师也是他的挚友。他曾作诗这样赞美柏拉图：“在众人之中，他也是唯一的，也是最初的。……这样的人啊，如今已无处寻觅！”然而，由于在哲学观点与老师存在严重分歧，他居然毫不留情地批评恩师。这在常人看来自然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背叛恩师的忘恩负义之徒，对此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中国，由于传统教育对师道尊严的过分强调，与老师分道扬镳甚至背叛师门的事情似乎较少，为数不多的个案也大都出于政治因素。在20世纪学术界就有三次“谢本师”，究其原因无不与政治有关。
师生之分道扬镳
1901年，章太炎作《谢本师》一文，拒绝接受老师俞曲园的批评，成为近代史上一件著名掌故。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的章太炎再也不能容忍一心治经、反对革命的俞樾。得意门生叛出师门，且言辞激烈地对本师全盘否定，此事震动了当时的知识界。几十年后，周作人如法泡制，发表了一篇《谢本师》，而所“谢”对象，就是章太炎。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有戏剧性：当周作人答应为日伪政权做事后不久，其北大学生沈启无也写《谢本师》与他绝交了。
看来，要避免弟子的“谢本师”行为，这做老师的就要善于学习，甚至不耻下问、拜弟子为师，在政治上更是要站得稳、行得正，否则这“师”位是不大稳当的。不过，对这“稳”与“正”的判定却不太容易，特别是这判定是由弟子一方来实行的时候，对此我们不妨再看看陈寅恪的例子。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陈寅恪，尽管常常只有一两个学生听课，他还是乐意开课，而且他所开的课都是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但到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极左思潮在中国高校的泛滥，陈寅恪不禁被剥夺了走上讲台的权利，而且还要忍受来自弟子的或出于恶意或出于无知的攻击。于是，一向以教书育人为自豪的陈寅恪愤怒地拒绝再讲授任何课程，他的教学生涯过早地“被”结束。
从历史上看，导致师生关系破裂的内在原因，常常和师之“无道无德”或者和弟子之“朽木不可雕也”无关，而是来自现实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或者说影响。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盛行一时，则师生关系当然沦为畸形。至改革开放时期，社会风气大变，则尊师重教成为时尚，师生关系也得以渐渐恢复到正常。不过，眼下似乎“读书无用”论又有抬头之势，师生关系也开始变得更加庸俗和功利，让人不免又为之担心几分。至于这种关系最终会演变到什么地步，却是我们无法预料的了。的确，各地所谓大学城的建设，所谓形形色色的教育改革，似乎都忽视了对健康师生关系的建设和培养。当我们的老师下课后急匆匆地坐上学校的班车，返回与大学城相距数十公里的市区时，当我们的学生上网聊天、玩游戏的时间远远超过钻研专业的时间时，又怎能奢望师生之间有坐而论道的场景出现呢？
在今天，文人纯粹以个人身份开办私学传授学术毕竟已不多见，更多的还是在各种公立或私立学校中，以教师的身份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于是学术传承也就由过去耳提面命式的口授心传演变为依赖教材、论著以及其他不需要面对面接触的形式得以延续。而学生所可以得到教诲的老师，其人数也大大增多，很少再会仅仅局限为一位。但无论是何种状况，有一种使命文人必须清楚，那就是他要对学术的健康发展、学术传统的延续以及维护血统的纯洁负责，特别是在今天治学环境大大恶化，文人心态早已无法心如止水、潜心治学的情况下，来自老师的言传身教显然更加重要。
不过，不能过高估计老师扮演这种角色的能力，因为有些老师自身的灵魂如今也不再干净。而且，就学生那面而言，某些灵魂“天生”就是无法提升的，就像孔子和柏拉图无法说服他们那些身为君王的弟子一样。苏格拉底曾经描述过九种灵魂的类型，最高贵的是哲学家和诗人，也就是文人罢，而最低的属于暴君和僭主。其实他的分类既不够恰当也不符合实际，因为文人中沦为暴君帮凶者也不是没有，而那些试图“对牛弹琴”者即总想把自己的理念灌输到君王脑中的文人，虽然动机似乎高尚，却总是分不清可以教育的对象，其灵魂的真正纯洁高贵与否也就值得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