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满分作文”得主 最想吐槽的那些史诗级变态题

每年高考期间，各省高考作文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语文考试甫一结束，作文题目曝光之后立刻上热搜，享有其他科目和其他题型所可望而不可即的待遇。据说，这是因为历经生活摧残的中年人，早已忘却了中学所学的种种知识，只能对作文题目尚可以稍加点评之故。

用考试来选取人才，在中国由来已久，以科举制度为代表。在这种重要考试中以文章作为遴选人才的主要题目，在古代也曾长期施行。事实上，古代也有“高考作文”。紫牛新闻就请青年学者侯印国来聊聊当时的作文题目如何，有哪些千古名篇曾是考场挥笔写就的“高考满分作文”。

侯印国表示，回顾古代的“高考满分作文”简史，实际上能够感受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改革和文化思潮的演变，如果把历代重要的策论按时间先后集合成一编，或许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史读物。

01 汉代有了最早的高考满分作文，来看看都谁写的

侯印国说，中国历史上最早类似今天高考作文形式的，是汉代的策试。这是汉代贤良方正科或贤良文学科的考察形式，实际上是皇帝主持下的一场考试，这种策试往往由皇帝直接出题，由各部门推荐的贤良进行书面回答，就是所谓的“著之于篇”，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写在高考答题纸上，只是当时纸张还没有发明，所以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也成为“简策”。

这个答卷要“书之密之，重之闭之”，也是要进行高考一样的密封处理的。和今天的高考不一样的是，策试的阅卷者往往就是皇帝本人，他会从一百多位“考生”的答卷中，择优进行表彰，最优秀者往往可以直接升官。

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九月，汉文帝决定组织一次这样的考试，他下诏各诸侯、公卿、郡守举荐贤良，他亲自出了考题。这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道高考作文题。原题很长，有四百字左右，详细说明了考试的背景、题目和考试方法。

摘录其中一部分：“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自己治理国家，有很多不足，所以出了一个大的题目，希望有关部门、各诸侯、朝廷主要官员和各地方郡守，能够推荐贤良人才来答题，提出自己的回答。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三道之要”和“四者之阙”。所谓的“三道之要”，是“国家大体”、“人事始终”和“直言极谏”，所谓的“四者之阙”，就是“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一道材料题，围绕两大主题给出自己的见解，属于议论文的范畴。

这一年被推荐来答题的有一百余人，其中晁错同时得到了平阳侯、汝阴侯、颍阴侯、廷尉和陇西太守五位诸侯大臣的推荐，得以参加这场“高考作文”，他提交的简策全文被记录在《汉书·爰盎晁错传》中，洋洋洒洒长达两千字。

从“三道之要”和“四者之阙”等方面展开论述，并提出希望文帝能够事必躬亲，其结尾说：“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日损一日，岁亡一岁，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于天下，以传万世，愚臣不自度量，窃为陛下惜之。”

在一百多篇策文中，晁错这篇最为优秀，《汉书》记载“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汉文帝和晁错的这次贤良文学试策，被认为是古代策士之制的开端。徐师曾《文体明辨》云：“夫策士之制，始于汉文、晁错所对，蔚为举首。自是而后，天子往往临轩策士，而有司亦以策举人，其策迄今用之。”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高考作文”，晁错的这篇策文，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高考满分作文”。晁错因为这篇《举贤良对策》满分作文，得以升官做了“中大夫”。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将成为这段时期汉朝历史的中心人物，官至御史大夫，并因削藩而成为千古评说的名臣。

据《文献通考·选举门》，西汉举贤良文学者有十七人，他们是：晁错、董仲舒、公孙弘、杜钦、严助、朱云、王吉、贡禹、魏相、盖宽饶、孔光、谷永、杜邺、何武、辕固、黄霸、朱邑等。东汉也有鲁丕等十三人。这些就是汉代的高考满分作文获得者，也是中国最早一批满分作文。

其中，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策文，都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实际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后，确定了儒家正统思想，深刻影响了之后两千年的中国文化。

02 魏晋南北朝高考有五个小作文，字迹不好罚喝墨水

晋代察举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秀才试策。从西晋开始，实行秀才对策的制度。《北堂书钞》卷七九引《晋令》载：“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也就是说，考试实际上由五个小作文组成，每个作文都需要写得好，才能拜为郎中，其中任何一篇写的不好，都会直接影响“录取结果”。

当时的试题，我们可以在正史中找到一些痕迹。比如《晋书·列传第二十二》中详细记录了晋武帝太康中(284年前后)华谭的秀才策。五个小作文的题目和回答都被详细记录了下来，其中第一个题目是“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羁之虏，西有丑施之氐，故谋夫未得高枕，边人未获晏然，将何以长弭斯患，混清六合？”华谭的答案是三百字左右的安边之术。

这种制度延续到南北朝。南朝时期，刘宋要求州秀才、郡孝廉都要参加试策，考试依然是五个小作文题目，规定要是五个作文都优秀的，是上第，三或四个优秀的，是中第，两个是下第，一个或者一个都没有写好的，就是不第。南北朝时期的小作文题目，更加的精审简约，在著名的《文选》的第三十六卷，收录了永明九年（491年）、十一年（493年）王融的《策秀才文》，题目就比较简明直接，主题明确。

而在《北齐书·樊逊传》中记录的天保五年举秀才对策，题目更加简洁，只有几个字，分别是“问升中纪号”、“问求才审官”、“问释道两教”、“问刑罚宽猛”、“问祸福报应”。北朝的考试方式和南朝很接近，只是对秀才和孝廉的考察各有侧重，秀才重文采，考试更像是高考作文，孝廉更看重经学章句，考试更像是论述题。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考试纪律，对考卷的文字整洁都有严格的要求。北齐试策，场规非常严格，考试不符合要求，会被当场发落，斯文扫地。《隋书》卷九《礼仪志》记载，北齐时策秀孝，“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要是作文里写脱字写错字的，直接罚站，要是书法丑不忍睹的，直接罚喝一升墨水。不要说一升墨水了，就是一升矿泉水，直接喝下去也是够呛，可见当时对待考试的严肃态度。

03 科举时代满分作文第一人，遭遇史诗级变态题目

到了隋唐时期，科举考试的制度正式形成。在这一制度确立之初，就已经有对策这种形式了。科举考试确立后的第一个满分作文得主是杜正玄，他的考取之路堪称传奇。

他去考方略策的时候，整个考场只有他一个人，原来他是那一年唯一的一个考生。试卷到了右仆射杨素的手里，杨素向来恃才傲物，说：“就算是周公、孔子复生，也别想在我手里拿到秀才，你们居然举荐杜正玄这样的人物”。说完就把作文试卷扔到地上，不屑一顾。

但当年只有这一个考生，相关部门觉得杨素不看不是办法，于是又捡起来塞给杨素。杨素为了为难杜正玄，想到一个奇葩点子，重新出了几个作文题，要求杜正玄现场写。他说，古代有几篇文章还不错，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你就和他们同题各写一篇，然后我这边还有个宠物白鹦鹉，你再写个《白鹦鹉赋》。

这堪称中国考试史上最难的作文题目，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难以逾越的名篇，仿写难度何其之大，而且这些作品的题材，都是赋、颂、铭，对格律文辞要求很高，创作难度很大。

这还不算，杨素还给出了时间限制。“我很忙的，可没时间一直等你写，影响我睡觉，今天下午三点前，就得交稿。”万万没想到，杜正玄竟然能超常发挥，按时交了卷子。这让目空一切的杨素也大为震惊，他出题目的时候，可没想着有人很能写出来。他反复阅读杜正玄的作品，大为钦佩，不由说道：“真秀才也！吾不及也！”马上安排人走完了程序，杜正玄成为当时秀才科的“海内一人”。

杜家兄弟几人都是奇才，杜正玄的弟弟杜正藏考进士科时，主考苏威也给了几个千古名篇让他仿作，分别是《过秦论》、《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杜正藏也能跟他的哥哥一样按时交卷，而且卷面一气呵成，几乎没有修改的痕迹。这俩人的弟弟杜正伦也考中了秀才，在唐高宗时期官至宰相。整个隋代仅有秀才十余人，而杜家却一门三秀才，备受时人称赞。后代有人评价说，要不是生活在一个朝代变革的时期，他们应该会和后来宋代的三苏一样文名卓著。

04 苏轼凭高考满分作文“出人头地”，却被判第二

科举制度在宋代得以完善，策文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人生活在宋代，他们的文集中收录了不少策论这种“考试作文”，其中有一些篇章还流传很广，脍炙人口。

当时科举中最重要的是进士科，考试的题型有诗、赋、策、论、贴经、墨义等等，其中，贴经像是今天高考中的名句默写，墨义像是经典名句赏析解读，策和南北朝时期一样，一次出五道，以问答为主，像今天小作文或者论述题。

论最接近今天的高考作文，是一种命题作文。诗赋文学性也很强，其中赋也可以理解为高考作文。科举考试应该以诗赋为主还是以策论为主，在宋代实际上是一直争论不休，在北宋中叶，王安石等人就极力主张经术，而欧阳修、苏轼等人则更重视文学。科举考试的内容，实际上也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一项。

中国科举史上最有名的“高考作文”，当属苏轼二十一岁时，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应礼部试而写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这年的考试题目本身其实是比较枯燥的，但苏轼才华横溢，娓娓道来，让读者完全不能相信这是一个考场作文。主考官欧阳修看到这篇六百多字的作文时极为兴奋，觉得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这就是“出人头地”这个成语的由来。

据说因为这篇高考作文实在太过于优秀，考官梅圣俞看过之后觉得有“孟子之风”，马上拿给主考官欧阳修看，欧阳修觉得如此优秀的文章，天下只有他的弟子曾巩才能写得出来，为了避嫌，特意没有把作者列为第一，而是故意放在了第二。这段情节在电视剧《清平乐》中就有展现。

这篇“满分作文”里还有一个经常被人说起的趣事。在文中，苏轼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博览群书，但从未见过这个典故，曾就此事出处专门询问苏轼，苏轼答云：“想当然耳，何须出处。”原来这个典故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也可见苏轼的洒脱。我们如果真要查考，这个典故其实在历史上是有的，出于《礼记·文王世子》，是周公的故事，只是苏轼误写成了尧而已。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更加鼎盛，完全定型化和格式化，重点应试八股文，也会有试策这个环节。这时候的八股文和策文，虽然要求要“纯雅通畅”，但实际上全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程朱理学为根据，思想限制较多，与今天的高考作文反而相去甚远。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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