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登建老师
和登建老师相识，缘于一篇小文。
2005年9月5日，上午放学后，我走到学校音乐广场上时，听后面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我的学生李曈，小跑着追来。
“什么事？”我赶忙停下。
“一边走一边说吧，我还要赶学校的末班车。”
但他说的话让我发蒙。他问我的办公室在哪里，说他爸爸让捎来两本杂志，在教室里，下午给我送去，又说我那篇文章下一期发。
完全是熟人熟事，没有铺垫，没有介绍。但什么杂志，发什么文章，你爸爸是谁？
看来离文学太远了，那时我居然不知道李老师这个人，更不知道李曈的家庭情况，所以就无法把杂志文章联系起来，直到在校门口分手我还没反应过来。当时几次想问，但还是都咽了下去，他和我那么熟，我再问，那太尴尬吧。
当天下午大课间李曈就把杂志送来了，是两期《渤海》。我很喜欢，急忙拿起一本翻阅，办公室同事则拿起了另一本。同事学中文，爱写作，她与李老师比较熟，一边看杂志一边给我介绍，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梦醒。
学校工会每年都进行一次师德征文活动，我每次都参加，写建议或写写自己的工作。2005年，我突发奇想，我七岁入学，上过中学大学，先后受教100多位老师， 有些老师德艺双馨，如我小学的启蒙老师王萍，何不写写她？
四十年前的事了，写作过程很苦，但我很用心，半个多月后，写出来了，标题是《哭我生命深处的一位恩师》。
艺术水平肯定不会太高，但可能有真情吧，文章获学校一等奖，后又被《滨州工会》刊发。有一天突然我又冒出一个想法，市里以前有一个文学刊物《渤海》，几十年前读过，把这篇文章投那里怎样？现在还办吗，编辑部在哪里？不管那么多了，找了个信封，写上《渤海》文学编辑部收发出去了。
应该是稿件发出不久，母亲查出了病，很重，我就把全部精力放到给母亲治病上了，跑市人民医院，跑滨医，最后又去济南做手术，投稿的事忘光了。
李登建。
收到杂志后我连忙给李老师打电话致谢，但电话那头却让我诧异，没错吧：语速不快，几乎一字一顿，声音不高，关键还是纯正的土话，再问一遍，没错，是李老师。我赶紧报出姓名，想说几句感谢话，可是不用，老师直夸文章好，说读完被感动得掉了泪。掉泪?说真的我那时是怀疑的，当时猜想，因李曈是我的学生，他在家介绍过我，所以掉泪之说很可能是客套话。电话打了多长，还说了什么，时间太久，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有一句话记住了，找个机会聚聚。
这是我与李老师第一次接触，我记住了李老师那特有的不疾不徐的说话方式，浓浓的邹平口音，只觉得李老师有些神秘，有些特别，甚至还有点“另类”。认识李老师是在2005年10月20日。
下午在准备下班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自报了姓名，其实不用报，我一听声音就知道了，是李老师。我以为谈稿件的事，但不是，是问我今晚有没有事，没事来望海楼吃个饭，说威海原宣传部副部长，也就是《咱们的牛百岁》主题歌的作者刘昌庆老师来了，今晚一块坐坐。这样的事我自然求之不得，《咱们的牛百岁》主题歌我会唱，词曲都很好，能认识刘老师很荣幸，又认识了李主席。但也很有顾虑，他们可都是大作家呀！我给李曈上课一年，对他印象很深也很好，平时少言寡语，但品学兼优，尤其是英语，稳稳年级第一，我教的课学得也很好。但李老师什么样，好接近吗，我性格有些倔，不愿意和那些孤傲清高有身份感的人坐在一块。
那晚一块吃饭的人不多，加上市里的领导也只有五个人。这四个人我都是第一次见，但很好，我没觉得累。说话都是轻声慢语，一句是一句，就像老朋友见面。或者说是家常饭，没有一般饭局上那种“热闹”场面。记得刘老师比较瘦，尽管不矮，年龄也不是很老（那年六十二岁），但比较弱，不喝酒，说话不多。当然我观察最多的还是李老师：中等个偏上，不胖不瘦，眉毛很浓，红光满面，一脸敦厚又十分舒展，身体很结实，不像一般文弱书生。也不喝酒，不多说话，稳稳坐在那里，不冷淡也不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我始终认为这是朋友同事交往相处的最舒服关系——有长者风君子风，让我想到温润如玉那个词，但问及年龄还小我三岁。还有，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刘昌庆来滨州是市里邀请的，市里安排了食宿，但李主席就坚持让刘老师住在自己家里，说这样能有更多的时间聊聊文学。
“聊文学?”应该有这个因素，但我想，更多地可能还是为了照顾刘老师。说到了我的作品，说今年已排满，只能明年发。但还是说我写得好，读后掉了泪。掉泪，这时我不再怀疑，因为我觉得李老师不说假话。
当然时间也在一次次地证明我这个结论。
老作家中我还是比较喜王蒙的，这倒不是因他的《青春万岁》，更不是他当过文化部长，是因读过他一篇短文《不设防》，从文里看出他应该是个性情中人，热情之人。但李老师不同意我的看法，他某年在北戴河疗养时见过王蒙。疗养是中国作协组织的，都是全国知名作家，但王蒙鹤立鸡群，独来独往，谁都不理，正眼看都不看，走路都是仰视看斜上方，一周多没见过他和别人打招呼。他对王蒙看法不好，毫不隐瞒，仁者无隐，仁者无忧吧。这事我记住了，但没想在事隔几年后我再次听他提起这件事。
凡稍稍关注滨州市文学的人都应该知道《渤海文学》这个公众号，这微刊办得不错，渤海群里也聚集了不少大家，李老师就不用说了，还有外地的王聚敏、丁建元、卞毓芳、李一鸣等。为了办得更好，2019年10月6日，《渤海文学》又特邀散文大家卞毓芳来滨州作创作经验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20多人，我忝列其中。午饭间不知怎么就谈到了王蒙，卞老师对王蒙看法还不错。既然他说好，那我们也就随声附和。最后李老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说真的，当时我很担心，怕李老师也说溜话，破坏他在我心中原有的形象。但李老师没顺着卞毓芳说，没顺大流，直言不喜欢王蒙，并说了在北戴河的事。
李老师就是李老师啊，说话办事有自己的准则，不看谁的脸色，大人物也不行，我对李老师更敬重有加。尼采说，成为你自己。但活出自己谈何容易，尤其是当下社会，但我觉得李老师是我身边真正活成自己的人之一，是当代还保留着中国士人精神风貌的少数人之一，他让我想到魏晋名士。
我知道遇上真正的老师了。
是的，我是遇上真正的老师了。
我搬到西区后，有一段时间经常和李老师在路边邂逅，是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当然我们并不长时间闲聊，我知道他忙。但是散步基本是他一个人，和他爱人宋老师在一起我只碰上一次。他喜欢独来独往。后来我又知道，他不坐班，每天不用去办公室，若无公务活动就整天在家里写作，去办公室拿书信，也是晚上没人的时候去。这对我来说不可思议，一天两天行，成年累月这样，也太孤独了吧？孤独吗？原来不孤独！这是直到我读了周国平老师的《爱与孤独》后才明白的道理。因为老师心中有爱，这爱就是他的散文，他心中的热土，他的梁邹平原，他的亲人，他的街坊邻居。因为怀着爱的希望，孤独不但可以忍受，而且是甜蜜的，他会从他爱的那些树木、河流、乡亲那里得到心灵的慰籍，当然那些父老乡亲和大平原会分享他的快乐。他整天用心灵和心灵对话，怎么会孤独呢？我还想，也许这不叫孤独，应该叫独处，独处这是人生的最佳状态，尤其对于他的事业来说。因为只有这样才有自由，才能自主，才能保持住贵族精神，才能完全活成真性情，而散文又是真性情的生命文字。我藏有李老师的大部分著作，《平原的时间》《礼花为谁开放》《黑蝴蝶》《最后的乡贤》，这些著作我都仔细读过，有的不止一遍，品得出，他作品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父母、对乡亲、对农民、对家乡深深的爱，都有独到的思想。还有一件小事让我感触很深。现在都普及电脑写作，我曾问他是否也使用电脑，他说一般文档使用电脑，但他的散文还是手写，每个字都不轻易落笔，可见老师对他笔下的文字爱到什么程度。林徽音写诗时都点上香，李老师写文章不可能那样，但对文字的敬畏和虔诚不一定逊于林诗人。
李老师卸任时我在外地，当我知道这事后和李老师电话里聊了近两小时，当然还主要是文学和工作，听得出他对自己的过去无怨无悔，无论是十七年的作协主席也好，还是调入文联也好（李老师第一份工作是在学院教书，他认为留在学院时就可能走上学者道路了。学者也高大上，但那不是文学，不是梦想），还是在帮助文学新人方面（卸任后他静下来作了个小结，十七年里对每位文友的要求都有落实，没落下一件——这太难了）。是啊，一个活成了事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又帮助和影响了无数人，那还有什么后悔的呢？
为了写这篇短文，我又搬出了李老师的全部文集，对他的代表作《平原的时间》新作《父亲的世界》《临渊起舞》等，又一读再读。谋篇、造句、立意，处处是“富矿”是“金矿”，都值得我们细心钻研挖掘，可我想，那些闪耀在文字背后的高尚品格，磊落胸怀更值得学习，更能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到底该怎样书写自己的人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是孔子。孔子为万世师表，我等自然膜拜，但毕竟离我们太远了，那我们就老老实实读老师的书，做李老师的学生吧。
现代心理学证明，一个人的秉性主要来自门风。为什么能活出了自己，他的《血脉之河的上游》应该说回答了这个问题。李老师是从高山走来的，或者说是从雪山走来的，一路走来却一尘不染。与我学地理专业有关系吗?写到这里，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长江之歌》：
“你从高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彩。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当然，老师的生命之水会继续奔涌向前，也必将汇入大海，这生命之水不但会永远惠及万物，而且会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