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宁师范学院 庞凤琴｜张润坤散文创作中的乡土母题写作及叙事特点

作者：集宁师范学院 庞凤琴/图片提供：淘爸/白泉山书院 让读写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母题的概念最早来自于音乐，指的是一组或多组乐器中一段不断重复的旋律。后来这个概念被引进到文学研究中，用来研究文学上的诸多精神现象，如都市、乡土、情爱、战争、复仇、友谊、成长、童年等。母题不等同于主题，它大于一般意义上的主题概念，从母题学的角度进入张润坤的散文世界，同时运用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对其创作内在机制进行考量，关注其作品隐含的个体生命体验、情绪固结等主体因素，探究其作品叙事特点，乃是本文关注的要点。

一、乡土母题的呈现与表达

张润坤散文作品中的母题写作涉略较广，从童年母题到成长母题，从乡土母题到都市母题等，不一而足。

（一）碎片化的母题呈现

纵观平台精选出来的13篇散文作品，其中涉及童年母题的作品较多。如《生命的错觉》中的“张庄的错觉”，写九岁时的“我”，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趴在结冰霜的窗户上舔开玻璃上的薄冰恰巧看到的乡人偷窃的行为；《说鸟》中写到小时候的村庄趣事，写“我”对鸟的观察，写小伙伴踮起脚尖张着嘴预谋捣毁鸟窝，结果被鸟喷了满嘴粪的故事；《过年的心境》写小时候兄妹二人掰着手指头数天数、盼着过年的情景；在《张庄旧事》中写到了童年的游戏，写到童年的“我”对贾二楞一家境况的同情；在《犟牛》中写到了童年的放牛生活；在《游子归来》中，写儿时的“我”躺在村头那口古井旁的青石板上与一同升起的太阳对视，还写“我”常常依偎在劳模爷爷的怀里听他讲各种离奇古怪的故事。可以看出作者童年所经之事，所遇之人，所做之事，作者用其特有的灵动的文字把它们——抒写了出来。虽然这些散文中的童年母题是碎片化的写作，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母题写作，但是如果把这些故事连缀起来读者还是能够对文中“我”的童年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成长母题也渗透到了张润坤的散文写作中。这一部分虽然在他的这几篇精选的散文中还不能观之全貌，但也可窥得一角。比如在《藏埋埋》中写到“我”最后一次藏在河边的草丛里，好久都没有被人找到，“我”甚至渴望被人发现，小伙伴来到河边的草丛中找寻，“我”又已经躲到河边井底的石槽底了，远远地看着小伙伴把草踩倒。作者写到：“这一次我藏的索然无味，不知道究竟藏了多久，直到脚后跟发麻，我才起身回家，我知道在这条路上，我再走不到孩子们中间去了。” 在这段描写中，心理活动与行为描写结合在一起。不被人发现时渴望被人发现，最终没被人发现后的“我”又感到索然无味。为什么会感到索然无味？也许是对游戏的重复固定感到乏味，也许是心智超越后，对简单游戏感到乏味的瞬间感觉。就好像萌童堵住自己的眼睛就以为别人看不到，到真正深藏起来不被人发现，到把自己思想也能够藏匿起来，这个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虽然成长的过程有失落，有无奈，但成长脚步不会因个体主观意识而停歇。在《高考仍是屌丝逆袭的不二法门》一文中，写高考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社会身份重新涂改，这又是作者写的一种成长。《鸟》中，他写走出故乡，求学、工作之后，忽然发现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其中隐含的对鸟的认识，已经不再是童年所认识的那些鸟了，鸟具有了象征含义，具有了人的特质，从鸟到人，“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逐步加深，这也是一种成长。

然而，无论是童年母题还是成长母题，它们都是碎片化的呈现，都需要读者从作者多部作品的创作来分析，从而梳理出其发展的脉络。在这些碎片整理的过程中，读者不难发现将童年母题和成长母题串联起来的就是作品所隐含的作者创作的内在情绪固结，加上其个体生命体验所生发出来的乡土母题。

（二）乡土母题的表达

乡村小说作家刘玉堂曾说过：“乡土小说不能玩儿，不能讨巧，你得老老实实地体验、感受和提炼生活，不能生活不足花招补；也不能作坊式地操作或制作。它完全是那片土地生发和流淌出来的东西。”（刘玉堂：《乡土小说：既不时髦，也不自卑》，《山西文学》1996年 9期）张润坤的散文创作亦是如此，童年的记忆在作品中反复闪现，故乡的变迁在笔下细致地描绘，无不体现着作者对故土的深刻感受与精准提炼。“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这一诗句完全可以表达作者对故土的离而难舍的那份复杂的情感。这一情感的表达体现在其许多作品中的人与物的描写上。

1、寓意丰富的家禽鸟兽的描写

张润坤的散文作品中有诸多家禽鸟兽描写，作为寓意丰富的意象出现的有：鸡、猪、驴、牛、鸟。

《说鸟》中，他写童年时，村子东边树林里的鸟只有麻雀、喜鹊、乌鸦、黄鹂、屁旮旯等几种，尤其麻雀最多……工作后，他写到：“果然，世界上不仅仅有乌鸦、喜鹊、麻雀、屁旮旯，还有孔雀、翠鸟、大雁、苍鹰、鸵鸟、天鹅、鹦鹉，当然还有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凤凰……太多了，多得只有去查鸟类百科全书，才能说来它们的名字和习性。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显然，其中各种鸟类均有了社会赋予的某种特定的含义，如鹦鹉暗指“学舌”，苍鹰有“搏击长空，志向高远”之意，凤凰喻指“稀有人才”等等。

《说驴》中，他写“当我在温暖的书房写字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伫立在阴冷圈棚下的驴，在一个又一个寂寥而漫长的夜里，它双目微闭，在思考着怎样深远的哲学命题，虽然悟透了几千年的人事沧桑，却心甘情愿地被那些活了今天不晓明天的庸人使唤着，而且还不争、不辩，其境界让我们汗颜啊。”已然把驴赋予了人的某种思想与性格特征。现实社会中的确不乏达到如此境界的“驴”，也不乏驱使有境界的“驴”的庸人。

牛、猪等家禽的描写亦如此。张润坤笔下的家禽鸟兽既保留了动物的本性，又赋予它们人的某种性格特征，并通过人与动物对比，反思了人的某些人格缺陷，令人深思。

2、乡人形象的宿命写作

张润坤笔下的张庄人物固然受体裁所限，缺乏完整性、典型化，但贾二愣、劳模爷爷、黑四娃这几个人物性格塑造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作者塑造人物的基本态度是“择中论之”，所以文中的人物描写很具真实感。

《生命的错觉》中的黑四娃尤其耐人寻味。黑四娃伙同他老婆九巧和杜六小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村外小树林偷木头打了一辆新车，他架着这辆车送老婆回娘家，非常巧合的是，回村时，马受惊，他被自己的新打的车的车轮绞死，最后，老婆嫁给他曾经的同伙杜六小。渐渐地，村人再不提九巧，包括她的儿子。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包括偷窃包括改嫁，这一切都让“我”心生错觉。美丽的乡村并不是一切都是美丽的，当人们对恶无视或无力对抗时，作者便用一种善恶观、宿命思想来描写人物的命运，黑四娃的死似乎在警示众人，要择善而行。

在《小白兔的——兔儿》中，作者写到：“索让说，有三个载体：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农民阶级。他们承载着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天道精神，为人民服务，家园亲情。对于农民的感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天然的血脉，是我们文化的根。关于这个问题，根据我已有的思想和知识，认同了以上观点，或者说他们的主张成了我的主张。”所以，在张润坤笔下，写乡村变迁的《故乡漫笔》，写城市生活的《夏日呓语》，写现实社会问题的《高考仍是屌丝逆袭的不二之门》和《股市、微商、直销与猪》，都流露出一种离而不舍、舍而不离的乡土情结，也许正是因为这份纠结的情感，他才特别关注同样写家园亲情的本土作家创作，他写《山水清音集宁情怀——读韩永宾其人其文》，关注点仍是作者的家园情怀，他说：“那份深情就像一个孩子对母亲的凝眸。”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他切入的哪一主题，他的叙述都浸透着他的故乡情结，都浸透着他对故乡的个人记忆。

二、叙事特点

（一）文本中的隐含作者

美国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几乎在经典叙事学滥觞的同时，于 1961年发表《小说修辞学》一书，提出隐含作者的概念，是指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是作者在作品中的“替身”，是作者在写作时采取的特定立场、观点、态度，构成其在具体文本中表现出的“第二自我”。后经典修辞叙事学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继布斯“隐含作者”之后提出“作者代理”概念，不可靠叙述理论，费伦指出：我并不认为作者的意图是完全可以复原的，并控制着读者的反应。

依据上述叙事学理论，来观照张润坤的叙事性散文作品，找寻隐藏在文中的作者形象，或找寻其中的“代理作者”，就不难发现，《生命的错觉》中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并不是身为人父的“我”，也不是童年的“我”，不是黑四娃，也不是九巧和杜六小，他是具有清醒的意识、明确的善恶观，具有普适社会道德原则的一个观察者形象。他认为黑四娃的偷盗行为是不对的，又对黑四娃的死心生怀疑，他也知道村里人是眼瞎心不瞎，人们对黑四娃偷盗树木，做崭新的马车的行为默然，并不真正是因为童年的“我”对谁也没说的缘故，种种纠结郁闷在心，便要寻找另一个合适的宣泄口，所以，宿命似乎成了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但依然不能真正解决其内心的纠结。作品结尾，“隐含作者”这样表露心声：“而就在那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时刻，一切都改变了，人们却一无所知……时间仍在不断地流逝，我的错觉越来越严重，总是在推翻以往的画面，相信故事是假设的！”，其实，他非常清醒知道故事并不是假设，但他真希望它是一种错觉，是出现在文本中的一种假设。

应该明确的是，隐含作者并不等同于作者，一部作品只是作者某一特定立场、观点的表达，不同作品中隐含作者的立场观点可能会出现一些差异，张润坤的散文作品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二）文本叙述框架构建及“文眼”表达

构建叙述框架尽可能使作者意识得到表达。张润坤散文中的叙述框架是封闭式的，依然遵循传统叙述模式——卒章显志，其叙述模式虽然有所变化，但大多还是有规律可循。它往往以自我体验切入，加之事实的客观阐释，最后含蓄地表达出作者的观点态度或情感。

散文的赏析，很重要的一点是抓住“文眼”，即作品中最精彩、最传神、耐人寻味的语句，它是作者思想的喷发口，是文章思想感情的焦点，同时也对文章的结构起着支配统摄作用。好文章往往以眼显神，文眼有的直接明示，有的委婉含蓄，有的在篇首，有的在篇尾。张润坤的散文因其“卒章显志”的结构特点，其“文眼”大多在篇尾出现，且多是含蓄地表达。

比如《高考仍是屌丝逆袭的不二之门》中的结尾“只要不苟且，终有诗和远方”；《生活的错觉》的结尾，作者感慨：“时间仍在不断地流逝，我的错觉越来越严重，总是在推翻以往的画面，相信故事是假设的！就像现在这样，当你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仍在怀疑一切都是虚构的，当然还包括岁月。”同样，在《说鸟》中，作者写到：“如今，我对什么鸟都不好奇了，什么鸟都是鸟，不就是鸟嘛。”《说驴》中这样感慨：“当我在温暖的书房写字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伫立在阴冷圈棚下的驴，在一个又一个寂寥而漫长的夜里，它双目微闭，在思考着怎样深远的哲学命题，虽然悟透了几千年的人事沧桑，却心甘情愿地被那些活了今天不晓明天的庸人使唤着，而且还不争、不辩，其境界让我们汗颜啊。”《致 2017》一文中：“你所浪费的今天，是许多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人生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胸怀大志，却又虚度光阴。当你在荒废时间，有多少人在拼命？2017 年终将过去，记得提醒自己，时间残忍却又公平，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既然时光荏苒，不如珍惜。”

哲理性的思考，使“文眼”语句更加精炼，警句式的表达浓缩了作者个体的人生体悟，也给予读者思考的空间，不乏启迪作用。

结语

从读者接受角度来说，按照修辞语言学的理论，任何作者意图都会在文本的接受过程中被不断的“误读”，作者在完成文本之后便不具有完全控制读者反应的能力，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因为作者与读者不同的处境而显出差异甚至抵牾，并因此产生误读，但这是一种有限度的误读。我认为，也正是种种误读，读者还原了作品的意义，才使得一部文艺作品更具生命力，而且读者释放了文本被符码禁锢的活力，只有经历了读者的阅读之后，文本才算最后完成。平台所选出的作者的20多篇作品，还不足以显示作者现时创作的全部，误读在所难免，但读者可以从一角切入，去关注作者创作走势。

可以看出，在某些主题领域，张润坤已经迈开了脚步，希望作者在读者的多种误读中坚定地走下去。

图片提供：淘爸

作者授权 代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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