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自由”——编辑职业身份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叶圣陶的文学活动，密切联系着他的编辑出版事业。抛开叶氏的编辑活动，就难以全面地了解叶圣陶的文学创作。观其一生，从事编辑的工作，达到了六十余年。编辑职业身份必然会对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叶圣陶长期从事编辑职业工作，培养了他严谨、求实的优良品质，对待创作与工作，历来一丝不苟，行文务实平易畅达，处处为读者着想。叶圣陶在新华社国内记者训练班上曾提出“端正文风”的八点意见，指出“无论做什么工作，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为谁服务”，“写文章，作报告，无非是拿一点儿我听到的，看到的，真懂得、真体会到的东西来告诉读者和听众，并不是舞文弄墨。”不说套话，不用老调”这些编辑思想与他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得益彰，使得他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严密的逻辑思维、深邃的洞察力、和公正的文学亲和力。
一、创作行为的干预：编辑职业的长期磨硕，使得作为作家的叶圣陶更加严格地要求自身，创作的作品在结构、语言、逻辑方面都有了质的进展。
关于作品，无论是字的小诗，还是十余万字的长篇，叶氏都做到字字斟酌，创作时连一个标点都不轻易放过，做到再不能更改一个字。叶圣陶认为，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要选用符合语法、和用词构词法的法则。若是随着作者的心意“自由发挥”，在表情达意上一定打折扣。此外，“写东西给别人看，一定会对社会发生影响，作家享受了这种自由，多少会发生不良的影响。”由此可见，编辑职业的逻辑思维和训练，无形中加强了叶圣陶在创作时的“压力”。
不仅如此，编辑身份所带来的职业效应是让叶氏对于文学作品有了更多接触的空间，职业的素养加强了作家的文学“理性”，在创作时候能够把最质朴、最明了的东西显露出来。正如他在《短篇小说〈老长工〉》中讲到：文章“不太短，而没有多余的笔墨，处处环绕着中心意思，处处为中心意思服务，那是好作品。比较短而能把中心意思充分表现出来，并无不足之感，那同样是好作品。”
作家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会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受到编辑学科专业知识的熏陶，尤其是在编审的同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例如报刊和杂志的发展面貌、报刊的形象、文学市场旳需求、读者的阅读心理等等。从中能够把握到当下文学创作的热潮和动向，更加贴近读者和消费者的心理。整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自身的文学创作行为。例如就读者方面来说，叶圣陶认为，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读者不仅仅希望作者能告诉些什么，还“希望作者运用技巧，善于安排，能让读者根据作者所告诉的，自己领会些什么。”这就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叶圣陶在《最后一页》中，曾经呼吁作者们“读者已经渴望好久了。因此在这里向作者们要求：提起你们的笔来，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里的生活。”这句话是作为一个文艺刊物的主编在审时度势之后，对文学界作家提的一个友善的建议。叶圣陶不仅仅提出了倡议，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写下了文学新诗《忆》、《迎接大变革的时代》等作品。
举一则以为例：新诗《忆》，全诗分为十一届。头三节中写出了迎接北伐军的喜悦。“这就是呀！这就是呀！我们的呀！我们的呀！突然我心头一阵酸，这感动超过了喜欢；经年的相思投一会见，掩着眼泪儿出神地看。”接着作者写到了北伐军的军纪“他们站的站，坐的坐，理衣，整理，隔水，闲看，像一队驯良的学生，走到这里休息一般。”以及他们的军旗。可是奇怪的是，面对群众们“亲切的询问”和“一壁拍着他们的肩，或者注视他们的脸”“这样的举动，他们似乎不作任何回应。文章接着写道了“一匹白马耿着个小胡子，他清秀地向观众露笑颜。，这是当时刊登在日报上的蒋介石的照片。“现在是半年之后了，那天的印象总难消。”一桩桩残酷的大杀戮场景仿佛就在眼前，那小胡子竟然还在“露笑颜”呀，“对着这群人伟大的光彩，便家屋东西烧个精光，这点小牺牲也是应该。”作者运用反语的写作手法，表达自己心中愤慨无奈的感情。
二、读者地位的凸显：编辑身份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还在于加重了作者心目中的“读者意识”。叶圣陶在祝贺文艺刊物《艺丛》创刊时说过：“办任何刊物，都为的是读者，要把刊物办得有特色，先得为自己的读者考虑；什么是他们关心的，什么是他们喜欢的，什么是他们所必需的，什么是对他们有益处的。如果离开了读者，却别出心裁去搞什么特色，就跟为读者办刊物的宗旨背道而驰了。”
办刊做编辑工作是如此，文学创作又岂非如此呢？作为作家的叶圣陶始终都把读者作为创作时的首要问题。他曾经在谈短篇小说的时候说过：“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吝惜。”即使自以为得意之笔，只要在整篇中起不了作用，不能使读者增进理解、接受感染、引起思考的东西，不管它是整句还是整段，都得下决心删改，不怕花力气。写作之前为读者着想，写作之中为读者着想，写完之后还是为读者着想，心里记着读者，跟读者交心。
三、编辑身份给叶圣陶的文学创作所带来的影响还在于培养了叶圣陶审慎的创作态度。叶圣陶在从事商务印书馆编辑工作的时候，每写一篇文章都要经历一段“写作上的困难”，必定经过长时间的构思，方才下笔。不仅如此，对于自己之前创造的作品，叶圣陶也是抱着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年，《叶圣陶文集》三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付印前，叶圣陶对这些旧作，如同重新创作一样，字字斟酌、句句瑞摩，哪怕出现错误，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叶圣陶在《〈叶圣陶文集〉前记》中曾经谈到：“这回编这个第一卷，我把各篇都改了一遍。我用的是朱笔，有几篇改动很多，看上去满页朱红，好像程度很差的学生的课卷。”关于第二卷的编写修订，也同第一卷一样，逐篇看过，把词句改过。”方才同意重印。这样的行为，究其原因，除了作家思想上的成熟、文学造诣的加深、社会阅历的增长变化外，与作家多年的编辑身份影响是分不幵的。
四、编辑身份给叶圣陶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总是好的，繁杂的编辑出版工作，以及对众多的读者来信的回复，分散了作家的创作精力，削减了叶圣陶作为一名作家的文学创作时间，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学大作的生产。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年后，叶圣陶的文学创作数量大不如前。他在《叶圣陶选集》自序中提到：“老实说，我跟一切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一样，要求提高是一回事，实际上提不高又是一回事，归根到底，还是生活方面的问题，实践方面的问题。加上心思偏在旁的事情上的时候多，道路挑熟的走，从前走熟的小说那条路反而生疏了。于是我不再写小说。”由此可见一般。
纵观现当代文学，报刊领域、编辑活动能够有如此的成就，正是由于大批的文学作家编辑有着极高的文学责任感和对职业的敬意之情。“多重身份”因子之间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个体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作家作为编辑的实践就印证了这一观点。两种身份的叠加认同，不仅仅有利于中国现代期刊的综合发展，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想，叶圣陶先生就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