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对权贵的谄媚 历史很长

中国的历史很长。

其中，吾国读书人留下了不少传统。

一类传统，是对权贵的反抗精神，至少有两种：

一是嵇康的「广陵传统」，挑战「朝廷有法」，慷慨赴死；

一是阮籍的「白眼传统」，虽不屑于礼俗之士的趋炎附势，却没有介入时事政治的勇气，翻着白眼，忍辱存活。

还有一类传统，是吾国读书人对权贵的趋附。

比较简单粗暴。最典型的，要数魏晋之际风流人物潘岳的「望尘而拜」。

当然，他们的下场往往也不好。这类人，有真才情却是假人格，「干没不已」，最后身死族灭。

《晋书·潘岳传》记载说：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潘岳也就是潘安，本名为潘岳。

这句话的意思是，潘岳性情轻浮急躁，追逐权势利禄，和石崇等人对着宠臣贾谧大献殷勤。

石崇也是当时有名的文人，非常善于炫富。潘和石崇的献媚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每当权臣贾谧外出时，他们二人就出门相送，当贾谧的马车走远了，潘岳和石崇还在对着马车飞扬的尘土、卑躬屈节地伏地下拜，场面很是滑稽。

石崇，字季伦，西晋时期文学家、官员、富豪，鲁公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员，大司马石苞第六子。被称为「古代比富第一人」。

这就是「望尘而拜」的来历。

可为什么声名远扬的文士，会做出这样自我轻贱的举动？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中国历史上这位著名的读书人潘岳。以及他的谄媚历史。

其实，他的人生是一出悲剧。

谄媚权贵，并没有给他带来多么颠覆的回报。

01

时代背景与名士人格

潘岳生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是一个异常黑暗的时代。

公元266年，司马炎以晋代魏，成为晋武帝，并改年号为泰始。

晋武帝本身是有雄才能耐的，结束了自东汉末年近百年的分裂动荡局面，有着「太康之治」的美誉。但到了晚年，晋武帝沉溺于贪图享乐，还干出了一件遗祸三百年的错事。

司马炎（236年～290年5月16日），字安世，晋朝开国皇帝，他在位时的晋朝有着「太康之治」的美誉。

一来，他在临死前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痴傻儿子司马衷，也就是晋惠帝。这就算了，他还让司马衷娶了一位集丑陋狠毒、和权术心计于一身的妻子——贾南风，毕竟贾南风是魏晋时期权臣贾充的女儿。

司马衷即位后，贾后便独揽大权、荒淫无度，而她宠幸的外甥贾谧也是骄奢威福、招摇过市，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政治风气本来就被横行夺权的司马氏集团搅得浑浊不堪，在贾后专政的情形下，文人风骨气节更是荡然无存。

对于有政治抱负的文士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异常黑暗的时代。

西晋时期兴起的门阀士族制度，早已违背了曹操「唯才是举」的初衷。统治者不重文才，在品评名士时只看家族世袭的封爵和官位，阶级的固化分层十分严重，寒门很难出贵子。

结果就是，出身普通或低微的文人志士极大刺激和影响，进退无门，才华无用，想要出人头地和爬上高位，就不得不委身和依附在权臣贵戚之下，被迫卷入残暴的政治倾轧斗争，成为文学上的帮闲及政治上的帮凶。

门阀士族制度的出现使得出身普通或低微的文人志士晋升无望，只得被迫卷入政治斗争或者远离官场。

《晋书·石崇传》记载说，当时大多数人都抱着一种「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牗哉」的普遍心态。也就是士人处世应当让自己过得身心舒坦，何必非要弄得家里只有破瓦烂窗的地步。

于是在西晋名士当中，一种柔顺随俗、气格卑弱的主流人格形成了，潘岳便是其中尤为典型的人物。

02

才貌双绝却蹭蹬沉寂

说起来，潘岳的出身虽然普通，但并不算低微，心气更是不低。

他生于以文名著称的荥阳潘氏家族，父亲潘芘官职从五品，在琅琊当过内史。他年少时就才名冠世，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乡里人都称赞他是奇童，与汉代贾谊是一类人。

贾谊，世称贾生，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其著作《吊屈原赋》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后世将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不仅如此，潘岳还生有一副好皮囊，姿容姣美，十分契合当时尤好风流容止的审美风气，后世有着「才比子建，貌似潘安」的美名。

潘岳每次出门游玩，热情的姑娘们就会将他围住，或是向车中投掷水果。

有趣的是，另一位创下「洛阳纸贵」奇观的文学家左思，也学着潘岳出游，结果长相不佳的他下场就很惨了，被石头砖瓦砸了一身，只能灰溜溜地回去。

按理说，潘岳才貌双绝，是魏晋人物品藻里的常客，人生该是顺风顺水。然而，他却蹉跎和苦闷了十年，三十岁就早早生了白发。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21岁的潘岳已经入仕，担任贾充府掾的郎官。但由于西晋初期有着好内官而不乐外职的风气，他在「举秀才为郎」后，便屡屡不得升迁。

这种遭遇，让他内心充满了愤怨，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当时贾充的政敌，也即掌管着吏部的山涛、裴楷、王济、和峤等人党派斗争的结果。

于是他在口头文墨上逞快，泄愤似的写了一首不入流的段子《阁道谣》：

「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鞧。和峤刺促不得休。」

阁道是通往宫廷的道路，潘岳在歌谣中把山涛比作大牛，而王济用绳子套住牛颈，裴楷拉着车牛上的绳，和峤前前后后不断催赶着大牛。这首充满讥讽和挖苦性质的歌谣，竟一时在朝堂中广为流传。

结果，因为这首《阁道谣》，潘岳被贬为河阳令，也即今天的河南焦作一带，做了个赋闲的小县令。

之后的二十年间，潘岳也并不好过。

他先是攀上晋武帝的老丈人杨骏，当上太傅主簿，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可是好景不长，杨骏因为政变「谋反」的罪名，被贾后设计诛杀，潘岳也差点跟着丢掉性命。

随后，一个叫做阎缵的官员，张罗着为故主杨骏收尸，潘岳一面答应，一面却畏罪而逃，留下阎缵自个儿独自完成为杨骏收尸的工作。两种作为，高下立判。

不过，潘岳在栖迟的岁月里，也曾经因为母亲患病，毅然地辞官回家，还在宅院旁种了个菜园，养了一群羊，侍奉给母亲吃，这是他孝顺和情感真挚的一面。

潘岳的名篇《闲居赋》，也是在这时候写下的。他在文中总结了自己蹭蹬的仕途：

「阅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虽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

元代书法家赵孟所写的《闲居赋》。图片来源：bbs.sssc.cn

也就是说，潘岳自成年踏入仕途以来，共有八次调换岗位，好容易有一次官阶提升，却又被两次撤职，一次被除名，一次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没去就任，还有三次被迁放，直到快五十岁了，仍栖迟下僚，虽有些知遇和政绩，却还只是个寂寂无名的笨拙官吏。

那么，不如退官闲居洛水之滨？

潘岳在《闲居赋》里，满篇都在抒发他对于隐居生活的向往之情，呈现出一种清高的姿态。不过我们细看来，会发现这是一种假清高。

我们可以比对《闲居赋》文中的几个意象：

陶渊明归隐后居住的地方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而潘岳背靠京城，明堂辟雍，享受着「石榴蒲桃之珍」；

陶渊明的山林乐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潘岳醉心于「浮杯乐饮」，采摘精美水果，打捞池中锦鲤，还真得「人生安乐」哉！

由此便能看出，潘岳内心仍有不甘，对世俗之物仍极度渴求。

我们知道苏州有个著名园林叫拙政园，「拙政」的出处就源自《闲居赋》中的一句，「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

潘岳在《闲居赋》里，便提到了和峤对他的批评——拙于用多，意思是没把才华和优点发挥到对的地方。

这个评语其实是比较客观的，但潘岳故意断章取义，只说一个拙字，当作对自己的褒奖，表现出他这人只是不善于钻营，老实巴交。

苏州拙政园的冬景图片来源：sohu

但是从潘岳的事迹和作为当中，我们看得出其实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闲居赋》里，除了他对于家庭的情感是真实的以外，其他故作洒脱和超然的自诩之词，都不能轻信和被蒙蔽。

想想看，潘岳本身就轻浮躁竞，从年少恃才傲物，到终日苦闷失意，前半生历经大起大落，官场斗争的黑暗无度对他造成的精神打击和性情扭曲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心境，不会出现在明哲保身的阮籍、或者不恋世俗的张翰身上，但潘岳的心理张力就在于，他越是渴望爬到权势的高位，就越是恐慌自己沦为老冯唐的悲剧。

眼见潘岳深陷名利场，越发变本加厉，潘岳的母亲是非常担忧的，多次告诫他说：

「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

意思是，你应当学会知足，为何要贪求不已呢？干没就是贪恋名利的意思，干没不已正是对潘岳人格的形容。然而，潘岳本性难移，欲壑难填，沿着追逐名利的人生主线，终是回不了头了。

「二十四友」——权贵集团的附庸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两鬓花白的潘岳终于等来机会，屁颠屁颠地接着回洛阳当官去了。

这一回他投靠的「大人物」，是专权者贾后的宠臣贾谧。贾謐在洛阳城郊的金谷园，汇集一帮贵游豪戚和浮竞之徒，组织了一个著名文人政治集团——「金谷二十四友」。

在金谷园聚会的「金谷二十四友」

「二十四友」当中有哪些成员呢？

排在首位的自然是潘岳，核心人物还有巨富石崇，与潘岳齐名、有着「太康之英」美誉的陆机，陆机的弟弟陆云，以《三都赋》称名的左思，提出「三理」之一「言尽意」论的欧阳建等等。

他们在当时的西晋文坛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却在拼命吹捧和奉承贾谧的才思堪比贾谊，实在很可笑，但骨子里又透出十足的悲哀。

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不免感慨道：

「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刘勰指出，从前史书上都说西晋政治衰退，文士难于充分发挥才华，这话确实有理，真令人为之悲叹啊。

而在这些人当中，潘岳做得尤为极端和不耻，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当然，贾谧也「回报」了潘岳的跪拜大礼和谄媚姿态。他借贾后之手，任命潘岳为黄门侍郎一职，也就是专门侍奉皇帝的近臣。

潘岳尽管一时风光无限，但没有任何政治实权，充其量算是贾谧的一枚棋子罢了。

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也为了再往上爬，潘岳做了一个逆天的举动——协助贾后密谋。

04

潘岳的选择及代价

晋惠帝元康八年（299），潘岳被贾谧秘密唤入宫中。原来，贾后膝下无子，为了扫除专权的障碍，便计划谋杀愍怀太子司马遹，其中环节的实施需要借助潘岳的「才华」。

潘岳不会不知道，为虎作伥的恶果是什么。但拒绝贾后的下场是什么，潘岳更是心知肚明。

于是，在秘密谋划下，潘岳先是起草了一篇文章，然后贾后派人将太子灌醉，又将这篇文章拿给太子，让他抄写。

太子神志不清地抄写了一通，因为醉酒，有些字句没写全，而潘岳模仿笔迹的工夫也是了得，他将文章补全，呈给了皇帝（太子醉迷不觉，遂依而写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补成之，后以呈帝。——《晋书》）。

其实，这段文字就是一份谋反书。上面写着：「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也就是陛下您应当自行了结，不然就让我来帮你。

智商低下的晋惠帝看了之后动怒不已，下令废黜太子，之后贾后又派人杀死了司马遹。

这次诬构事件，不仅成为潘岳人格的最大污点，也给无辜的人带来灾难，造成「八王之乱」的滔天大祸。

潘岳间接导致的「八王之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使之后的中原北方进入十六国（五胡乱华）时期。

皇位继承空悬，野心家们伺机而起。

太子被杀之后，赵王，也就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伦，借着为太子报仇之机，带兵入宫将贾后等一干党羽拿下，成功夺权，自立为帝，由此拉开乱世杀戮的序幕。八王之乱一起，西晋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而潘岳，也因为起草了那份假的谋反文，濒临生死边缘。

其实，潘岳只是个被胁迫的棋子，对司马伦而言可杀可不杀。但结果呢，潘岳不仅被斩首示众，还惨遭诛灭三族的结局，为什么会这样呢？应该说，这是潘岳自己一手造成的。

司马伦有个狡诈的心腹叫孙秀，好巧不巧的是，潘岳年轻时跟随出任琅琊内史的父亲那会，与孙秀打过交道。他厌恶孙秀的小聪明，鞭笞过孙秀的为人。

小人报仇，多少年都不晚。

记恨在心的孙秀翻身做了宰相后，不肯放过潘岳，他网罗罪名说潘岳伙同石崇谋反，在司马伦面前煽风点火，给潘岳判了诛灭三族的死罪。

潘岳终究是为自己的「干没不已」付出惨痛代价。

这种关于个人和时代的不幸，历史学家钱穆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他在《国史大纲》里写到：

「士大夫不复有忠于朝廷之节操，却不能根本铲绝社会好名之风，遂酿西晋名士之祸国。」

名士本该是助国，但在这个太过糟糕的时代，士大夫的人格也变得虚假，操守被名利迷了心窍，笔墨成为争权夺利的工具，于是酿成西晋名士的祸国之悲。

后人应当引以为鉴呐。

05

诗品与人品

尽管潘岳人品有很大瑕疵，但在历史上，后人对潘岳的评价并没有一边倒地批评他。

后代许多诗人提到潘岳，常常借他的才貌来比喻美好之物，比如杜甫的《花底》：「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卫玠是与潘岳齐名的美男子。

而白居易的《不准拟》诗之二：「多于贾谊长沙苦，小校潘安白发生」，则是用潘岳前半生的遭遇来自比，因为无情的仕途岁月，催生了白发。后来「潘安白发」就用来指代早生白发，未老先衰。

对潘岳的争议，主要表现在潘岳文品与人品之间的乖离关系上。

我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文如其人」的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可以从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追溯根源可能是取自于孔子的一句话，《论语·宪问》中说：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也就是，有德行的人必然会有著作言论流传下来，但有着文字著述的人并不一定就具有德行。

关于文与德既统一也有不一致的关系，孔子其实讲得很到位了。只是后来，「有德者必有言」的儒学命题被无限放大和看重，将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文章的思想水平直接挂钩。

依照文品与人品的公式，套在潘岳身上进行评判，就很有意思了，从中也可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文德观念和诗学风尚。

一种态度是，潘岳是文章高手，文品没问题。

南朝梁的萧统编纂《文选》时，潘岳入选的文赋篇目是最多的；诗评家钟嵘在《诗品》里，将潘岳和陆机的诗文列入上品，给出「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高度赞扬。

我们熟悉的王勃《滕王阁序》中，便有一句著名用典：「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意思是邀请在座宾客施展潘岳陆机一样的才笔，书写瑰丽的诗篇。

实际上，潘岳的文风绮美清浅，善于叙悲，彰显了魏晋六朝对于唯美流靡和缘情主义的崇尚。比如他为亡妻写的《悼亡赋》，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

「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

他描写到，自己曾听说为有人为妻子办丧礼时，服制虽重，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后，才知服制之重原来是染上人情之深。

潘岳对家庭人情的感知，无疑是真实的，这种情感反映在文章上，得到时人的赏识。

这种态度一直到宋代，都比较占主流，因而批评潘岳人格的声音就显得很微弱。

虽然刘勰在《文心雕龙》专门衡量作家品质修养的《程器》篇里指出：「潘岳诡诪于愍怀」，指出了他参与陷害太子司马遹一事，但也仅为陈述，并未加以评价。

可到了宋代，当理学道统兴盛之后，对潘岳的评价就没那么好气了，他虚伪人格被拎出来，当作反面典型。

人品不行，文品也就不行。

南宋诗论家葛立方就在诗话著作《韵语阳秋》中，结合潘岳的诗文来批评他的心口不一。

比如潘岳在《闲居赋》里称自己读《汲黯传》时，看到司马安善于钻营为宦，便放下书感慨说：「巧诚有之，拙亦宜然」，意思是确实有善于机巧谄媚的官吏，而自己则是拙笨不善为官的。

对此，葛立方反讥到：「观岳此语，尚恨巧之未至邪？」

葛立方怼道，潘岳说自己笨拙不善为官，难道是在遗憾还没学会钻营机巧的本领吗？当潘岳「坐驰京城」，内心躁动不安时，便是「渴心固已生尘矣」，心间已经蒙上世俗的尘埃。

如果说葛立方还只是通过批评潘岳道德人格的缺失，来劝诫后人要安于天命，那么宋金时期的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评论潘岳「望尘而拜」时，口吻就极度嘲讽了。他写到：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汉代杨雄曾提出「言，心声也」的观点，但在元好问看来，言语反映的心境有时也会虚假失真，从文章识别人的真实面貌是不可靠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潘岳的《闲居赋》，将自己描绘得多么情志高洁，要「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

结果在现实生活里，却是趋炎附势躁求荣利，谗事权贵望尘而拜。

元好问论诗文非常讲究一个「诚」字，也就是文人写作时的真心诚意。对于潘岳的虚情假意和表里不一，元好问自然是看不惯的。

自此，潘岳的文品与人品被尖锐地对立起来，甚至在明清演变成「以人废文」的地步。

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里论及潘岳时，便直言到：「人品如此，诗安得佳」。潘岳人品卑劣成这样，诗文怎么可能写得好呢？

直到今天，关于潘岳的诗品与人品之争还在继续。但如果我们要认识一个复杂且真实的潘岳，他的人格，他的诗文，还有他所处的时代都是不能分离的。

如果说，对于屈原和陶渊明，我们无比崇敬；对于贾谊和阮籍，我们心生哀怜；对于庄子和张翰，我们欣羡不已；那么对于潘岳，我们的情感态度就像他的人格底色一样复杂无比，因为他太像一个「人」了。

但「人」贵在有思考，有选择的自由与可能性。

正所谓「人可以无才，但不可以无耻」。

作为读书人，更应明白，在权贵的倾轧之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可惜的是，潘岳虽死，「望尘而拜」犹在。

那些为了依附权贵，不惜颠倒黑白，抹煞事实，向具有反抗精神的读书人身上泼脏水，以递交「投名状」的无耻之徒，环顾吾国历史，也可曾记得潘岳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