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友德传》·序：“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
《明·开国大将军傅友德传》首版样书
“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
——序《明朝开国大将军·傅友德传》
贵州省广播电台原副台长、高级记者、省管专家、文艺评论家 陈颂英
长达30余万字的《明朝开国大将军·傅友德传》终于读到了最后一页。数十天来，或晨读于书房，或夜看于卧榻，有一目十行，亦有掩卷长思。若问读罢该书有何教益和收获，多思亦难以概括。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想起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的一段话：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
窃以为，鲁迅先生的这段话，照映在傅友德身上，恰如其分，毫无过誉之嫌。“中国的脊梁”，傅将军当之无愧——记得有篇文章这样说：在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上，杰出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关键人物，一类是影响人物，一类是重要人物。关键人物，大约是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的一代英杰；影响人物，大约是指可比肩孔孟老庄、唐宋大家之质地的文坛巨匠；重要人物，大约就是指或政绩卓著、泽被千载，或韬略满胸、战功赫赫的文臣武将了。不管这三类人物的分类是否科学恰当，不论他们在历史星空中的光芒如何熠熠生辉，终是民族之支柱、国家之栋梁、家族之荣光。傅友德，无疑可入中华重要人物之列，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星！
盛世修方志，昌明续家谱。时当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国运昌盛、百姓富足之际，在众多傅氏宗亲的拥护和支持下，傅友德将军后人傅治华先生，先后发起成立了“贵州傅氏宗亲联谊会”和“贵州傅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全面深入地挖掘和整理傅友德的历史功绩和傅氏宗族文化，系统成文，塑像以敬，以增强和提升傅氏宗亲的文化自信、宗族自豪感和血脉凝聚力，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其为本书所写的序言，细读慢悟，不失为一篇研究傅氏精神文化的优秀论文，既对先祖创下的丰功伟绩进行了客观叙述，也对弘扬先祖的精神遗产进行了分析解读。正是有这样一种家国情怀，治华先生以“为先祖立传”为宗旨，以“描绘元末明初五十年历史画卷，聚焦傅氏先祖颍国公风云人生”为框架，以“一代名将，辉耀千秋”为主题，历时数年之久，主持完成了这部史实严谨、观点鲜明、见解深刻、质地成熟的祠堂文化专著，也堪称为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和历史人物传记创作上不可多得的力作。
我并不想给《明朝开国大将军·傅友德传》的总撰稿傅寒冰先生过多的赞誉。这本书，我读得很沉重，一位德高望重、屡建功勋的开国大将，竟然以亲刃双子、自刎庙堂的悲惨结局终其一生，这不仅是家族的悲剧，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剧。因为傅友德之死，不是一个将军浴血疆场的倒下，而是一个国士显示忠节的告别。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其《东林第一代广慧禅师真赞》一文中写道：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顾生，故能立天下之大名。”
傅友德是忠臣，故能立“开国大明，鼎定边疆”之大事。同时，他也是勇士，他以自己的生命，成全了草莽皇帝的猜疑之心，发出了自己最后一次的忠贞谏言。傅寒冰还是一位年轻人，我想他在与一页页风干的历史资料对话时，面对先祖身上的累累伤痕时，会不会承受着一种巨大的心灵创伤，从而积累起穿越历史黑洞的忧患意识；当无情的文字演化成具象化的情节，他眼中的泪花也会是苦涩的吧。毕竟，傅氏宗亲，社会读者，希望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真实、文明的惋叹，更是灵魂的呼号、精神的再造。诚然，无论是作为傅氏后人“为先祖立传”的责任，还是作为一位纪实文学作家的使命，是尽可能收集更多、更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客观、真实、生动地将历史场面再现出来。“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穿越。
”让故事再现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我相信，傅寒冰在创作中是有一种痛定思痛的感悟的。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也必定浸润着其对历史的思考、对明天的瞩望。所以我也相信，这本传记文学的出版发行，一定能获得傅氏宗亲的赞誉和广大读者的良好反馈。
更确认的是，作家需要一种大感情的投入，才能通过自己的文字，揭示出一个历史大时代中华夏文化精神的涌动和变化；需要以学识才情、哲理品格去领味历史的真实和残酷，才能归纳总结出历史对现实的启示和传承。读罢全书，回头再读傅治华先生的“序”，感到确实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他认为，具有独特标示的家族文化——
这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思想内核，传递着是非曲直的价值尺度，指明了成功成仁的路径选择，汇聚起齐心协力的精神源泉，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品德力量，是团结维系宗亲的的精神纽带，决定着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气质与灵魂走向。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优秀的家族文化、宗族文化就是我们的“根”与“魂”，深融于其中的家国、俭廉、善仁、孝忠等核心意涵，为我们筑立心扉、淬炼肝胆、铸冶灵魂，使我们永葆鲜明而深挚的自觉、自尊与自信，明心见性、知行合一，进而筑牢信仰之基、立身之基、创业之基。
这是精妙绝伦的总结和认知。
循着治华先生的理论基点，我试图从一个历史时代的宏大背景中，从浩然而衮的烽火硝烟里，以今天的目光重新审视傅友德将军历史和人生的坐标，从中寻找到一个新的审美观点，从而反思民族新的精神高地。
傅友德所处的年代，正是元明交替的社会大转型时期。每一个中国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中华文明是五千年连续不断、长久灿烂的文明。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惟有中国今天依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当然还要知道另一个观点：“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华夏，是汉民族的华夏，元和清灭中华，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一次大倒退。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转变为游牧生活方式，元朝统治者掠夺镇压式的统治，并没有使中华文明消亡，反而激发起持续不断的反抗烈火。一个强悍到可以践踏欧亚大陆的马背上的民族，其对华夏的统治仅仅维持了八九十年即轰然崩溃。
这是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的较量。在决定胜负之际，傅友德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7月，傅友德偕丁普朗率本部2万人马归附朱元璋。在本书第二章《十载战乱遇明主》中，在回答朱元璋的问话时，傅友德有一段肝胆照人的话语：
“乱世之中，君择臣，臣亦择君。公起于微末，却知人善任；乱世兴兵，多恤于百姓；韬略满胸，又猛将云从。德从戎十载，颠沛流离，惟公乃德心中之明主也。”傅友德
正是这一次全新的选择，开启了傅友德与朱元璋长达30余年的君臣之谊，也使他在这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和两个文明的较量中，建立起堪比卫霍、光照青史的不世之功，得到了上自庙堂大员、下至贩夫走卒的代代口碑。
正如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明嘉靖年间刑部尚书王世贞所言：
“友德之显以敢力战也，然十不失一。身冒百死而无一足称，及其遇真主，虎变龙从，刃不虚下，策不虚画，以至列通侯进上公。呜呼天哉，然卒以谋反死！”王世贞
又如著名文学大家、清康熙年间刑部尚书王士祯之感叹：
“古来功臣之冤，未有如颍公之甚者!”王世贞
世界上，皇帝是最缺乏安全感的人，其心理也是最阴暗的。傅友德之于朱元璋，尽管是有救命立国之功，还有儿女亲家之情，但是，傅友德武可挂帅出征，文可执政方国，在军中更是威名赫赫、从者云集。这样的人臣，一旦有了反心，后果可想而知。于是，年过六旬、自知命不久长的朱元璋，为了其后世江山的稳固，残忍地逼死了傅友德父子三人。《明朝开国大将军·傅友德传》中对傅友德的死，写得十分壮烈，动人心魄，读来有一种天崩地裂的震撼、一丝石破天惊的快感。这是一个伟丈夫生命最后的华彩。这一瞬间，定格了傅友德作为浩浩青史“重要人物”的耿耿风骨和辉煌形象。
看到傅友德和朱元璋的恩义情缘，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另一对君臣的生死连结，这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名相魏征。两人堪称是一对肝胆相照的灵魂伴侣。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首席谋士（太子洗马），在“玄武门之变”前曾多次建言李建成“放逐”李世民于京师之外，李建成没有听从。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就此责问魏征：“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
魏征答道：“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没有今日之祸了。”
李世民见魏征耿直忠诚，于是以博大的胸怀赦免并起用了魏征。“玄武门之变”改变了历史走向，中国迎来了大唐盛世的新气象，魏征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命。
他在回答李世民提出的“何谓明君暗君”时，坦然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一次，李世民大宴群臣，众人无不送上珍奇古玩、琉璃珠宝等礼物，而魏征的礼物则是一篇文章（奏疏），这就是史书上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尽管这礼物很不合时宜，但心怀天下的唐太宗却把奏疏刻写于居室，告诫自己闻谏自警、永志不忘。
在《贞观政要》中，还记载着李世民和魏征的这样一段对话——
魏征对李世民说:“希望陛下使我成为良臣，不要使我成为忠臣？”李世民问:“忠臣、良臣有什么不同吗?”魏徵答:“古代尧和舜的臣子稷、契、皋陶，就是良臣；夏的臣子关龙逢，殷纣的臣子比干就是忠臣。良臣可以获美名，受君恩，子孙传世，福禄无穷，君主亦得享光辉的美誉。而忠臣则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使君主陷于昏庸残暴之罪恶，空余一个忠臣的名声罢了!”《贞观政要》
唐太宗很是赞成魏征的话，奖励了他500匹绸缎。魏征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忠臣与良臣具体差别的人，但他确实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者的差异。在传统的观念中，忠臣和良臣常常是合二为一的，忠良也常常成为忠臣的别称。究其原因，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儒家所谓“君仁臣忠”思想的影响，忠臣在历朝历代都是备受推崇、大书特书的典范，都是留名青史、流芳百世的英雄。受着这种观点的影响，在人们的感觉中，忠臣也往往与能臣混为一谈，忠而且能似乎成了忠臣的属性。事实上，这两个却是并不相同的概念：从衡量标准上讲，忠臣往往侧重于道德水准，是从思想、观念以及行动上符合“天理”要求的人，而良臣往往偏重于能力，是在能力上能够安邦治国并使国民大治的人；
从数量上讲，忠臣远远多于良臣，忠臣无朝没有，而良臣却并不多见，这是由于成为忠臣要比成为良臣容易得多，历史上许多忠臣往往只是凭几句“直言”便可造就，但良臣之成材则非经一般磨砺万难成功；从结果上讲，忠臣往往是悲剧性的，常常用生命的代价换得百世芳名。良臣的结局则难有定论，往往用自身的努力谋得天下之利；从类比上讲，忠臣往往与奸臣对应，而良臣则常常对应于庸臣。忠臣往往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董仲舒为汉武帝设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儒家“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听”的“人之大义”尚未成为官方主流思想时，忠臣的市场并不很大，界限也不很明显，活跃在历史上的忠臣也相应较少。特别是先秦时代，伴随着弱肉强食的政治特点，人才们也迎来了展示自身价值的黄金时期，追求良臣、寻求民富国强之策成为君主的首要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商鞅、吴起、乐毅、范蠡等大批良臣应运而生。尤其是称霸诸候的秦国，虽然拥有着一大批谋臣良将，但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其他国家，这些人只是借助于强秦的平台施展自己的人生报负而已，大抵与忠臣沾不上边。在这个时代，能称得上忠臣的大概只有楚国的屈原了。这位老先生忠心为国，却无罪遭谴，最后自殁于汩罗江。从此，在中华历史上多了一位忠臣，相应地也多了一位昏君——楚顷襄王。屈原的自杀留给后人的是一种精神财富，并不能改变楚国被灭亡的命运，这大概也是魏征愿做良臣而不愿做忠臣的原因吧。
中华文化中，留下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秋后算账”“掘墓鞭尸”等典故，说明了封建社会的残酷无情。人总会以不同的方式抵达生命的尽头，但生命的长短对生命的质量并无决定性影响。纵观傅友德的一生，既有永恒的功绩，又有瞬间的迸发，尽管是令人叹惋的悲剧，却又是永恒的人生。从这个角度看，贵州傅氏宗亲联谊会、贵州傅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修族谱、树塑像、著传记，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传承也是一种责任，也是历史的一种弘扬和延续。
2020年7月31日
注：“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是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里的一副对联，来源于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与纳兰容若、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唐太宗碑亭题壁》一诗（全诗为：“步屐深林晓，春池赏不稀。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野日荒荒白，悲风稍稍飞。无由睹雄略，寥落壮心违”）。这里的“文章”，指的是李世民御笔撰写的《晋祠之铭并序》。山西太原，是李渊、李世民的“龙兴之地”。贞观十九年（645）冬，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丽大败而归，在太原晋阳宫休整。在此期间，李世民系统梳理和总结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写下了这篇溶史学、文学、书法于一炉的丰碑巨碣。全文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建国的政策，着力宣扬李唐王朝的文治武功，表达了其祈求李唐江山永固的拳拳之心。李世民不仅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也是一名战功赫赫的军事大家。借用这副对联，是为傅友德作为武将，对大明江山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颂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