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叶挺 王若飞等烈士 顾逸之先生的文章: 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

右至左∶邓 发、秦邦宪，叶 挺，王若飞。

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1946年4月8日下午，飞机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遇浓雾失事，机上人员全部罹难。

“四.八”空难坠毁的飞机残骸

飞机坠毁黑茶山

1946年4月8日，晋绥公安总局局长谭正文同志从中共晋绥分局开会回局后，立即告诉我（我当时是谭局长的机要秘书兼机要股长）说，今天有一架美方军用飞机送我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回延安，飞机从重庆起飞，在西安稍停加油后飞往延安来，可是现已近傍晚仍没有下落，中央来电询问我晋绥地区是否发现这架飞机，要我们紧急查询。谭局长命令我马上分别与各区、县公安局联系询问。我们知道这件事后，心情都非常忧虑，因为从西安北上飞往延安用不了多少时间，一种不祥之兆使我不安起来。我立即写了发往绥蒙、晋中的电报稿，并通知了兴县地区公安分局。

翌日，即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的一位区委书记亲自赶到公安总局报告说，黑茶山有一架飞机在4月8日午后坠毁。我要他把详细情况讲一下。他说：昨天午饭后，我们听到有飞机的声音，因为当时天空中云雾很大，山下在下雨，山上在下雪，看不见飞机，不一会儿我们听到黑茶山上一阵剧烈的爆炸声，飞机声就消失了。当时周围村庄的群众感到很惊慌，不知道黑茶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也不敢上山去看。

赶赴黑茶山搜索

清理失事现场

4月10日早晨，我们赶到了黑茶山。从黑茶山脚下的村庄到黑茶山出事地点约二三里地，山上是遍地干枯的杂草，山坡上的积雪还没有化完，出事现场到处都是很浓的汽油味。在现场我们首先看到了飞机撞石处，飞机不是撞在黑茶山的最高峰上，而是撞在黑茶山南坡东侧的一块巨石的南面，撞在巨石上的印痕清晰可见。如果飞机略飞高一两公尺，就会飞过侧峰的。这块巨石只露出地面大约十多公尺，石质坚硬，飞机撞上后，巨石却无裂痕，也无动摇的痕迹。飞机遗骸散落在巨石不远的山坡上，机头机尾分离了，机身爆炸起火。

我们首先在飞机遗骸东西两侧较远处比较顺利地找到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叶挺四人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是坐在一起的。四位烈士的遗体都很完整，面部表情都是十分惊恐的，双眼球都甩出来了，体形很不自然。王若飞同志的面部有破裂，秦邦宪、邓发、叶挺的四肢有骨折情况。我们陆续将他们的遗体搬运到山坡上的破房子里。谭局长亲自负责在破房子里看守烈士遗体并拍下照片。

叶挺一家全部罹难

对王若飞同志我是很熟悉的，因为1941年到1942年我在延安总政军政学院学习时，是他给我们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他身体微胖，圆脸盘，在他的上衣口袋中有他小儿子的一张照片，非常像王若飞同志。他穿的是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袜子是古铜色的。秦邦宪同志曾到军政学院给我们做过报告，他是瘦高个，戴近视眼镜，是烈士中唯一戴近视眼镜的。邓发同志也曾到我们学院做过报告，他比秦邦宪同志矮得多，鼻梁高，在他的衣袋中有一支很精致的小八音手枪。叶挺同志的照片我曾看到过，他身材魁伟，比邓发同志个儿高，也是比较容易认出来的。当我们把四位烈士的遗体一一背到破房子里集中起来后，天色已黑了，我们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在破房子里守护着烈士的遗体。

4月11日清早，我们又开始继续寻找、识别其他烈士的遗体。叶挺同志的爱人李秀文同志的遗体很不完整，上下身都已分离开了。他们保姆的遗体也很不完整，与李秀文的遗体距离很近。叶挺同志的女儿扬眉的遗体还完整些，但四肢已不全。叶挺同志小儿子阿九的遗体是完整的，但他的头部和上身被烧得焦黄了，他的遗体当时挂在树枝上。看起来他们四人是坐在一起的。在寻找、搬运叶挺军长的家属遗体的过程中，我们不知落了多少悲痛的眼泪。叶挺军长是在皖南事变时被国民党带走监禁多年后出狱的，他是携家属回延安的。叶挺同志是北伐战争中的功臣，又是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全家遭此不幸事件，实在使我们惨不忍睹，悲痛万分。

收集辨认烈士遗体

黄齐生老先生、李少华同志、彭踊左同志、魏万和同志和赵登俊同志，这五位的遗体均集聚在飞机遗骸附近，已经被烧得焦黑成团，面孔和体形已根本无法辨认了。黄老先生的遗体，是医务人员在清理中发现遗体脸上有许多白胡须痕迹才区别出来的。其他四人中还有黄老先生的孙子，他是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位老师，是陪黄老先生代表延安各界去重庆慰问“较场口事件”中受害者的。这是他的女友前几年给我的信中讲的，可惜我现在已经找不到这封信了，所以他的化名和真名我已都记不起来了，很抱歉。美方四个驾驶人员都死在飞机驾驶室里，所以遗体全被挤压得粉碎，大部分散落在机头附近，有一小部分四肢被甩到了山背后的北坡上，他们的遗体当时无法搬运，而是找来抬筐才运走的。机上人员共计17人，我方为13人，美方为4人。遗体已全部集聚在黑茶山脚下的村庄场院里。晋绥边区行署派来的医务人员开始对遗体进行清洗、整容、防腐和整装等工作。公安总局、兴县地区公安分局和县局大批干警，则集中力量专门收集和清理烈士们的遗物。因为烈士随身的遗物有手表、钢笔、眼镜、照片、法币、美元、证章等等，而且出事现场杂草中散落着大量的绝密文件和干部档案材料。这是一件很繁重和严肃的任务，是金昭典、狄飞等同志负责领导进行的。经过多日收集和整理，大部遗物已收集起来。

寻找、识别和搬运烈士遗体下山的工作于12日结束后，随即我集中精力又在出事现场详细绘制飞机失事现场的示意图，以便尽快报告中央，如：飞机撞石处情况，飞机遗骸散落分布情况，烈士遗体散落分布情况等等，要先一一详细地标志出来，然后再起草一份关于“四八”烈士遇难事件的专题报告，经过数日突击，才于4月17日脱稿。

公祭规模前所未有

黑茶山脚下的村子里，专门设置了烈士灵堂，晋绥边区、各专区和县的党政干部们，都怀着沉重的心情陆续来灵堂进行吊祭和守灵，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同志也前来吊祭和守灵，并亲自上黑茶山出事现场进行了察看。在当时晋绥解放区，这是一件震动全解放区的大事，晋绥边区党政机关非常隆重地悼念了烈士们。从黑茶山脚下的灵堂，到去岚县机场沿途几十里的道路两边，各村村口都搭起了祭奠烈士的牌楼，各村干部、党员和群众都纷纷前来沉痛祭奠烈士们。岚县机场旁边也设立了灵堂和公祭牌楼，岚县党政机关和群众也都到灵堂进行吊祭和守灵。其组织规模之大，公祭人员之多，可以说是晋绥解放区举行的最庄重的一次公祭活动。

4月17日下午，谭局长告诉我说，延安党中央已来电通知，4月18日美方的一架军用飞机要来岚县机场接运烈士遗体到延安，晋绥分局决定由我陪同，乘飞机亲自护送烈士遗体到延安，并向党中央进行专门汇报。他要我把报告材料和绘制的现场示意图都准备好，把拍摄的全部照片集中起来，洗一套报送党中央。遗物已全部装在了一个大麻袋里，也要一起带回延安送交党中央。

4月18日一早，我随谭局长从黑茶山赶往岚县机场，沿途我们看到许多公祭牌楼。我们到机场时，美方军用飞机已经停在机场等候。开始美方驾驶人员要求首先装运美方驾驶人员的遗体，我们不同意。我们首先将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和叶挺同志亲属的遗体抬上飞机，其余我方五人遗体和美方四人遗体留待下次再运。烈士的遗体是用白绫布包裹绑在简易担架上的。遗体和遗物一一抬上飞机后，谭正文局长和我才带着手枪和背包告别了机场上的群众。

随机护送烈士遗体

遗体担架都平放在飞机舱内，我和谭局长坐在飞机窗口边。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乘坐飞机，因此情绪有些紧张。起飞后，开始是向斜上方飞行，舱内烈士遗体都向机尾下部滑动着，待飞机上升到一定高度后，飞机才比较平稳了。我把烈士遗体进行了重新整理，我已看到飞机在沿着黄河南飞，后又沿着延河西飞，大约一小时左右飞机平安到达延安机场上空。机场上人山人海，伫列整齐，异常隆重，凝聚着一种悲痛和肃穆的气氛。原来这是延安准备召开的追悼大会，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和烈士们的家属都在场。飞机降落机场后，谭局长和我走下飞机，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亲自用吉普车将我们接走了。由于连续九天紧张的突击工作，我已经在汽车上睡着了。当我次日醒来时，才知道自己是住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招待所内，社会部干部科长刘涌同志负责接待我。他告诉我，王若飞同志的夫人李培之同志要找我询问识别王若飞遗体情况。秦邦宪同志的爱人也要求询问，要我做好准备，因为她们都处在十分悲痛的精神状态中。我简要地将我识别他们二人的几点特征都一一告诉了刘涌同志，并告之王若飞同志小儿子的照片和秦邦宪同志的近视眼镜都在遗物中保存着。他们遗体的照片有两种，一种是整容后的照片，可以叫她们看，一种是未整容前的照片，最好不要叫她们看，以免引起她们更大的痛苦。

对飞机失事调查分析

根据对飞机出事现场的调查和向当地各方面群众的询问，我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做了以下的分析：

第一，飞机确实是撞在了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的。因为飞机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飞机遗骸都分散在撞石处下坡附近地区，遗骸既不太细碎，也不太分散。美方驾驶人员的遗体都挤碎在驾驶室内。同时烈士们的眼球大多被震甩出来了，这是飞机猛烈撞石之后才会出现的情况。

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

第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仍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迷。

失事原因成不解之谜

今年是“四八”烈士遇难52周年，当时我是个年仅27岁的年轻的公安干部。现在，我已是80岁的老人了。1985年，刘涌同志曾要我给《纵横》杂志写过一篇《“四八”烈士遇难后》的文章。为了使烈士家属及后代能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一不幸事件的情况，我在本文中又重新回忆和补充了一些材料，以表达我对“四八”烈士们永久的怀念。

注：本文作者顾逸之先生，1937年放弃在北京的大学学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战争年代，他在周恩来、李克农等人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他在隐蔽战线上奋斗了61年。

1998年初，作者不顾80高龄，亲自撰写此回忆文章，介绍52年前的4月8日，一架载着中共重要人员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人的飞机撞上黑茶山的事故，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2月19日凌晨，顾逸之先生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此文也成了绝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