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对自我的意义

作者：孔会侠

2015年，胡昌国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如山水》。今年3月，他又出版了字数更多、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都更大的第二部长篇——《生死救赎》，这部长篇很厚，有四十五万字。完成后，他有一种真切而饱满的充实与愉悦感，情不自禁地在《后记》中直率道来：“对我这个一大把年纪才动手写小说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褒奖，我给自己点个赞。”这让我陷入沉思，写作的意义，在哪里？

对大多数写作者而言，或许写作时的意义方向指向他人，期待着读者的认可，但写作事实上产生的意义，更大程度是反馈给了自己的，尤其是放在漫长的时间段来看。

《生死救赎》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林振川，参加过抗日战争，曾经一个人打死了将近五百个日本鬼子，参加过解放战争，率领部队消灭了国民党的一个团。”这样一个忠诚能干的革命者，却因为“误释放了一名蹲在狱中的国民党县长和一个保密站站长”，被人诬陷成通敌特务，没办法远走到新疆东北部的清河县扎哈林小镇，长期隐姓埋名地生活了下来。后来，因为一封信，几十年的往事再次逼上心头，对故人的责任和情义的重压让他决定回到故乡，查找事实真相，为自己和亲友们昭雪。他回到大别山，根据记忆的线索追查当年往事，寻访曾经故交。旧地重返，物是人非，他心里激荡澎湃，一方面是往事重现脑海，一方面是现在的情形不容乐观，追寻出的真相令人感慨难过……整部小说以倒叙为主，插叙顺叙为辅，自然地将这段历史中许多人的故事叙述得清楚顺畅。小说以林振川的经历为主要线索，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人物，武功卓绝、智谋和胆略并存，责任心强，对亲友有情有义、对敌人毫不留情。因他的特殊遭遇，小说的时间跨度就前后延伸了60多年，远处追溯到他北京大学毕业、最早参加革命的父母，近处聚焦到改革开放、山村变化很大的当前——儿女们的公司、金刚寨的搬迁，空间跨度也大，从大别山的秀丽到腾格里的壮阔，“历史的壮丽画卷逐次展开，使整部小说呈现出史诗的品格。”

这样一部“高扬理想主义的大旗，谱写着英雄的赞歌”的小说，细节、尤其是关于主人公爱情部分的，又有主观化的浪漫主义情调。这特征一定与作者成长年代中阅读和受到的其他浸染浸润有关系。当然，社会认识和文学观念在每个人那里，都会发生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变化，变化在文字中的体现，成了作家们自我风格形成的表征。

从年龄上看，胡昌国是个“50后”。这代作家因为成长环境（主要指社会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作用，绝大部分的写作，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情结和时代关注。尽管，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根据个人特征选择了不同的叙述风格，有的魔幻，有的现实，有的寓言，有的寻根，但对于历史的考察追问、对于时代的审视解读，成为他们作品里共同的主题倾向。尽管，作家不喜欢用代际来将他们概而括之，有被忽视了个体价值的嫌疑，但就具体的创作而言，个体区别背后的共同，更能看出作家的成长史、阅读史、文学观念思潮的动态变化过程。而胡昌国，在这部《生死救赎》里，也体现出对历史回溯追问的热情，和对当下现实关注思考的意识。

尽管，胡昌国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较晚，但对文学的喜欢和尝试，却很早就开始了。他和他那代人一起，经过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狂热阅读和积极写作的青春时期。1978年，他考入郑州大学文学院。在这四年中，“除了完成文化课学习之外，把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都给了我那真诚、幼稚、执着的文学创作。写过许许多多的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广种总算能够薄收，在省内报刊上居然发表十余篇诗歌、散文、杂文和小小说。《河南日报》刊发了我一篇诗话《语不惊人死不休》，让我欣喜若狂。毕业那年，我竟还能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文学种子，在那时种在了他心里。文学种子，也曾经种在过许多人心里。只是，在后来的具体生活事务中，这种子慢慢被淡忘，深深消失在繁杂的事务里。可是胡昌国对文学的情怀，一直在。以前，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他常利用业余时间写些散文，曾经出版过两本散文集《心有多远》《心归何处》，临近退休，自己的时间多了，写作的愿望就强烈起来，兴致也高涨起来。2013年，他尝试长篇小说创作，就是《爱如山水》。退休后，他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创作，完成了这部《生死救赎》。

有爱好是件幸运的事情，有将爱好付诸实践的时间和能力，就更是幸运的了，是岁月对苍茫人生的恩赐。爱好写作，是一件值得投入的事情，写作过程，无论经过什么样的困难和克服，都能让精神得到丰足、休养、安慰和寄托，能让平淡的生活多一些意趣出来，能让渐老的容颜因兴致勃勃而放出神采。

我想，胡昌国兴头正旺，他的写作还会继续下去的。预祝他越写越好！

本文刊登于2019年8月14日河南日报11版中原风。

编辑：河南日报文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