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收获》创刊60周年｜写作就是回家 文学就是家园
1957年，巴金和靳以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六十年一甲子，这份刊物构成了大半个中国当代文学史。12月9日下午，“文学家园——庆祝《收获》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收获》所在地上海市作家协会举行。莫言、贾平凹、苏童、余华、王安忆、格非、阿来、迟子建等近六十位中国重量级作家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份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刊物的六十岁生日。
纪念仪式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在致辞中说到，“似乎《收获》有一种暗示，暗示着生活当中再怎么变化，都有不变的东西。我们作者就是在寻找永远不变的东西。”
而《收获》现任主编程永新谈道，年轻时并不懂巴金先生给《收获》制定“出人出作品”、“把心交给读者”等办刊方针蕴含的厚重分量。几代中国作家齐聚一堂的时刻，程永新最想说的是：欢迎回家。写作就是回家，文学就是家园。
好好写稿，为了《收获》，好好写稿，必有收获
在发言中，莫言谈到，他粗略翻了一下，自己在《收获》发表了6个中篇、6个短篇、1个长篇。让莫言感到暗暗得意的是他还在据说从来不发话剧的《收获》上发表了一部话剧。莫言开玩笑说这是他的一个小阴谋，这就是他的长篇小说《蛙》后面附加了一个话剧剧本。
莫言与王安忆
在莫言心中，他在《收获》投稿、发稿、写稿的历史也是他个人历史的构成部分，也是他和《收获》刊物之间的心灵契约。千言万语，莫言总结了两句话：一句就是好好写稿，为了《收获》，另外一句就是好好写稿，必有收获。
在发言中，来自东北的作家迟子建除了为《收获》祝寿之余，也谈到对于自己以及中国文学的期望和惊醒：“每个作家都在固守一个家园，就像一块地，我们每年要出粮食，不停打，我们作家也面临一个困境，有机肥用的少了，可能化肥多了，这个土地多年的耕耘变的有可能贫瘠。文学也是这样，在对《收获》抱有尊敬的同时，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在耕耘这片地的时候是否有机的含量少了，是否深耕的机会少了？”
贾平凹在发言中把《收获》比作田野，生长着新时期以来所有的庄稼，而他是一颗土豆，他在收获着，也在被收获着。他献给《收获》一句古话：受命于天，寿而永康。
《收获》不媚俗、不跟风、不拜金
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三位“80后”、“90后”嘉宾。一位是以《人到中年》一举成名的女作家谌容，她今年82岁。她谈到，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一个刊物能够存活60年非常不容易，尤其是《收获》这样一个纯文学刊物，“它不媚俗，不跟风，也不拜金，所以我很尊重这个刊物，我也愿意跟这个刊物有很密切的联系。”谌容希望再过十年，《收获》依然保持这样的姿态，依然像今天这么好。
黄永玉今年94岁高龄，是在场作家中年纪最大的，自2009年起，他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子》已经在《收获》上连载了9年，他开玩笑说，感谢《收获》这个“宽宏大量的杂志”连载他的“破文章”，而且黄永玉还表示，“我现在94岁，不知道能写到多少年，或者写到明天就完了，但是我希望写下去。因为我对这个世界感觉太有趣了，我很希望能够写下去，但是不给我时间我就没有办法了，我的那些经历就有点可惜。”
另外在场的一位高龄嘉宾是90岁的《收获》老编辑彭新琪，1957年《收获》创刊的时候，她就是编辑部的一员。在彭新琪的印象中，巴金、靳以两位主编非常和谐，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支持，大家都在挑起重担，从他们身上，她感受到的是“文人相亲”。90高龄的彭新琪带着一丝感伤的口吻说道，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参加《收获》的会了，但看到很多老作家让她非常高兴。彭新琪的发言收获在场作家们最热烈的掌声。在《收获》六十年的岁月里，成就这份杂志的除了一个个闪亮的作家名字，还有在幕后默默付出的编辑们。
对于编辑们的默默付出，作家孙颙特别提到，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收获》一直不做广告，因此受损最多的是编辑，编辑的工资奖金就少。孙颙记得，曾任《收获》主编的李小林从不说自己工资奖金少，她想的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给作家们加稿费。孙颙也记得已经不在世的《萌芽》杂志前主编赵长天也跟他讨论过好几次关于加稿费的事情。“他跟我讨论了好几次加多少，说每千字加到八百块，说如果这样的报告上去，这样批下来，全国的杂志和出版社要把我们打死，因为人家加不了，最后我们折中，每千字希望加到五百块，后来宣传部给钱了，这件事情就是这么做成了。但是上面批这个钱的时候说过，一分钱都不准发给编辑，只能用于加作家稿费，所以编辑们还是没有加钱，我今天说的这个话比较庸俗，但是实际上应该想到他们是无私奉献的。”
如果有第二个一辈子，再写小说还希望能在《收获》上发表
关于《收获》，作家们都不吝以最动情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份刊物的情感。譬如苏童，他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这份刊物上发表的。他说：“我觉得对于《收获》来说，似乎怎么赞美都不过分，都是安全的，赞美《收获》必须都是安全的。关键问题在于赞美了这么多年，都是真诚，都是真心的，怎么赞美出新意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刚才在想用什么比喻，用什么物质，我突然想起一个钻石广告，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就是《收获》。
而久未露面的马原也动情地讲到：“我觉得一辈子挺含混的，如用一甲子定义一辈子，过第二个一辈子的时候，如果有谁的召唤非去不可，那一定是《收获》。如果可能的话，再写小说还是希望能在《收获》上发表，这份敬意可能会一直到底。”
作家陈村依然记得四十年前，到《收获》编辑部办公室楼来玩的场景。他说那时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今天我们偶然开一次会，没有那时候感情深了。在那个年头里面，我觉得蛮好的，我们也都是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大家也没有什么山头，也不像后来会隔着山头，那时候会一起说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觉得挺好。”陈村还讲到一件趣事，他把一篇叫《给儿子》的小说给了《收获》编辑，而稿子发出来后，他真的生了儿子，因此陈村觉得他跟《收获》有一种善缘。
每次来《收获》，就像回家
在场许多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每次来开《收获》的会就像回家，比如格非就讲到，他第一次跟《收获》编辑们打交道的时候就感觉到《收获》的气氛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它确实有一种团结、协作的氛围，一个家庭的氛围。每次跟不同的编辑打交道，他们请我吃饭，到过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吃饭，就是一个家庭的感觉。”
对这种家的氛围，余华也是感受最为深切的其中一位，他开玩笑说每次来《收获》所在的上海作协大楼，根本不需要别人指引卫生间在哪里，“这里我太熟了，几十年都没变过”。在这三十年里，《收获》对于余华来说不仅意味着一份刊物，也意味着一个地理坐标。他回忆起1988年的一件往事。“我去华师大看格非，在格非的宿舍里面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准备回嘉兴，格非挽留我多玩几天，他说我带你去《收获》，我就决定留下来了，就在格非那多住了一个晚上。我们两个人坐公交车到了《收获》编辑部，所以我觉得这种情感哪怕再过十年，格非跟我说你多待一天我们去《收获》，我们两个人还会多待一天，仍然会过来。”
河北作家张楚也用文学化的语言讲述了《收获》给他的感受：每次想起它就感觉想起了南方的外婆家，那里灯火怡人，表哥表姐等着我回来吃晚饭。
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代表之一，张翎说她是没有家园的，她真正的家园就是文学。“那是一个不需要国界，没有地界，不需要护照和签证的地方，那是我真正有归属感的地方，我觉得《收获》是给我归属感的地方。”
会议现场
每次给《收获》投稿，都觉得投的是处女作
谈到《收获》，在场早已功成名就的作家依然更多的是敬畏，或者按照李洱的说法，“不管是多么大牌的作家，当他投稿给《收获》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投的是处女作，而且这个处女作会成为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只有《收获》这本杂志才能给作家带来这样的感受。”
而这样的感受除了源自这份杂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源自编辑们的敬业和认真。李洱谈到，他印象中全国只有《收获》会把原稿重新退给作家，编辑在上面做的改动都非常精彩。“我的稿子寄过去之后，回来之后这里加上一句话，那里删掉一句话，我琢磨为什么加这句话，原来是提醒我注意说的节奏，因此《收获》对作家也是一种提醒。”
戈舟也谈到这种给《收获》投稿时的感受，他说每次给《收获》投稿还是会战战兢兢，“我觉得始终有这么一个刊物给我们这些作家能够保持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这种有不安感的刊物可能对于我们的写作是非常好的参照。”
在须一瓜心里，她对《收获》严格的审稿流程记忆犹新，一想到要经过一个比较严格的过程，她就有点害怕，不知道会不会被卡住。
有《收获》在，就是我们文学的信心
在六十年的岁月里，《收获》有一种神奇的向心力，它把很多原先处在文学圈之外的文学青年吸引进来，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譬如盛可以就是其中一位。盛可以还记得15年年，她辞职去东北，突然想写东西，但也不知道可以写什么，对写小说也没有太多的概念，就在无亲无故的状态下，在一个出租房里像个野孩子一样写东西，后来在网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意外被《收获》的编辑看中了，就发表在了《收获》上。“在我人生当中最迷茫的时候，《收获》给了我一个方向，让我觉得我可以走这条道路，这么15年我也找到了我活着的意义，甚至我活着的尊严都找到了。”
另一位因为《收获》而走上文学道路的是袁敏。1976年的她还是浙江一家丝绸厂的工人，她写了一篇散文，很幸运地参加了《收获》在浙江东海办的笔会，还和《收获》编辑李小林同住一个房间。李小林告诉袁敏，回去后写个小说寄给她。后来她写了一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寄给了李小林，竟意外发表了，如果没有李小林的鼓励，就不会有袁敏后来的文学道路。
《收获》也给很多在创作道路上遭遇挫折的年轻作家信心。譬如王小鹰回忆到，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有很多评论家批评她的小说是讲小资，写得不大好之类，觉得我不能够写作品。后来王小鹰的中篇《一路风尘》在《收获》发表，她一下子信心就来了，觉得自己还是能写小说的。“我觉得有收获在，就是我们文学的信心，”王小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