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在厨房写作｜百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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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岁时，杨本芬坐在厨房的矮凳上，开始写一本关于自己母亲的书，《秋园》。这是一本薄薄的、砖红色封面的小书。它写了一个家庭在百年中的随波逐流、挣扎求生，写了许多普通人的生生死死。杨本芬知道，她写出的故事如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

文 | 林松果

编辑 | 槐杨

1

这是一间由封闭阳台改建成的厨房，四五平米的小小空间，安置了水池、灶台和料理台，剩下一点点空隙，连张桌子都放不下。在南京西康新村这栋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成的公寓楼里，75平米的两居室挤下了三代五口人。局促是常态。时年56岁的外婆杨本芬，很多时间都待在这间厨房里，忙活一日三餐。她爽快麻利，寻常日子里，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汤在炉子上滚沸，抽油烟机在轰鸣。

炖着汤，她就在一张矮凳上坐下，再找一张更高的凳子，在一沓白纸上，开始下笔写文章。

第一页纸，她写她的母亲：

「下了几天的雨，洛阳市安良街的屋檐下满是积水。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光着脚丫，裤管卷得老高，转着圈踩水玩。水花四处飞溅，女孩一门心思戏水，母亲走近了，她还全然不知。

这是一九一九年，女孩名叫秋园。」

秋园是杨本芬的母亲，真实姓名叫梁秋芳。

在此之前，杨本芬这一生从未做过任何和文字相关的工作，写什么、怎么写，完全依凭本能。她种过田，切过草药，当过会计和县城运输公司的职员。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是外孙女秋秋的外婆。1995年前后，她从南昌到南京，为二女儿章红照顾刚出生的孩子。活了快六十年，从未与文学有过交集。

那一段时间，她读到一些作家写母亲的文章，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写：「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我真的来过这世界吗？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吗？」

于是她开始动笔，写自己的母亲，写一家的经历。写二十世纪，他们一家人像水中的浮木，在中南腹地随波逐流、挣扎求生，也写她所见的那些邻人的生死。

没有所谓「写不出来」的痛苦，只要一拿起笔，回忆就不断从她脑子里流淌出来。常常是做着菜，突然就想起很多细节，马上开始记在纸上。但另一种痛苦在于，记忆里有太多伤心事，回忆与咀嚼，让她「眼泪大把大把地流」。有时还没写几行字，纸就已经湿透了。写作时她躲开孩子，不让他们看到自己哭。也从不在夜里写，「只要一开始写，整个人浮想联翩，晚上我就不能睡觉了。」

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年，写完十多万字，稿纸有八斤重。很多故事被她反复重写了许多遍，还有一些是眼泪的重量。

杨本芬的女儿章红是一位作家，她把妈妈的文字录入电脑，在天涯论坛上连载，取名《妈妈的回忆录》。2019年，出版人涂涂读到了其中的一篇文章《乡间生死》，「我立刻就想，这本书应该出。」他把那一整篇文章复制下来，做成Word版本，发给编辑。

今年六月，在作品完成17年后，这本书终于出版，是一本薄薄的、砖红色封面的小书。出版前涂涂、章红与本书编辑曾就书名有过一次讨论，三人有些分歧。章红希望用更家国叙事的名字《乡间生死》，编辑希望用一个更女性主义的名字《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涂涂则提出了另一个想法——不如就用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秋园》。

他发了一段话给她们，大意是说：这本书也许会让人想起《巨流河》，但《巨流河》之所以能成为家国叙事，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作者齐邦媛及她的家庭，都不是时代的普通人，他们参与了那个时代，哪怕他们的力量不够强大。

而这本书里的主人公，他们真正是历史的尘埃。在千百年来，历史里有无数这样的尘埃。他们无法参与历史，只能被历史和时代裹挟，但他们一样散发着人的光辉。

「最后就让我们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吧。所有尘埃一般的人都被历史扫荡掉了，这次我们尝试记住哪怕一个小小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很美，叫秋园。」

作者杨本芬与妈妈秋园

2

秋园是洛阳一家药店的小女儿，17岁那年，在街上一户出殡人家的热闹里，她被当时国民党的一位年轻军官杨仁受看中，两人在洛阳结婚，又搬到南京生活。很快到了1937年秋天，南京即将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大小官员都陆续后撤。

后撤的轮船经停汉口，仁受心神不宁，他牵挂把自己带大的瞎眼老父亲，一直在犹豫是否要下船，回湖南湘阴老家看一眼。举棋不定中，他请一位有「半仙」之称的同事帮自己算了一卦，对方说卦象显示应该去看望老父，他们便下了船。

在流离的二十世纪，「船」往往是一个意象。龙应台写母亲应美君登船的时刻，山东人高秉涵回忆自己在逃难中离开家乡，「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秋园的故事也是如此。船中途停靠武汉，下船的只有杨仁受一家。半个多世纪后，他们的女儿杨本芬在书里写，「过吊桥时，年轻的秋园牵着子恒（注：他们的大儿子），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留在了吊桥那边。」

仁受是个读书人，他善良、纯真，同时也孱弱。回乡后，他做过乡长，因为无法与人同流合污而辞职；做过教师，又因为向往田家乐的生活而再次辞职，回到乡村。他的善良令他总是选择退让，但终于退无可退——在土改中，他先是被划为贫民，又被改划为旧官吏，被批斗，最后在门板摇摇欲坠的破瓦房里、在贫病交加中病逝。

写到这一段，杨本芬会想到父亲的脸，想到他一身破衣烂衫，想到被抄家后一无所有的房子，常常落泪。

与《人物》的通话中，章红感叹外公的选择与时代的关系：「有的时代，会给人更多的选择，你选择错了也没关系，可能还有各种机会回头，再做新的选择。但有的时代就没有，只要选择错了一小步，就没有机会了，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丈夫去世那年，秋园四十六岁。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她抚养四个孩子。最艰难时吃不上饭，她带着两个小儿流落到情况稍好的湖北，在那个不允许流动的年代，她又一次结婚，以获得一份安稳。女儿逃到江西，小儿子意外落水溺亡。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六十四岁的秋园回到湖南，活到八十九岁。

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就住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屋前屋后种着枫树与樟树，两个儿子陪着她。过去的事情不再提了，孩子们从没听说她抱怨过生活、抱怨过身世。

她穿自己做的白布对襟衫，露出干净的白色衣领，头发一丝不乱。她讲究生活情调，给上大学的外孙女写信，让她给自己捎一块带花的桌布。她小小的屋子里，每间房都插着一束映山红。章红最后一次去湖南乡下看望她，映山红开过了，「如果你们早来半个月就好了」。章红记下了那次见面：「八十八岁，她依然为我没看到山崖上的映山红感到惋惜。」

也是那一年，秋园做了一次白内障手术，三天不能拆纱布，她就拿手去摸报纸，摸着摸着，悄悄掀开纱布看一眼。

这也是为什么，出版人涂涂一直向我们强调的是，《秋园》不是一本控诉之书，读完后你会看到，在那样艰难的时代人还能保有尊严与良善，以及女性的坚韧、对命运的承受，她们身上散发出的光彩。

去世前几年，秋园常常念叨：「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了。」去世后，孩子们在她一件棉袄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一九三二年，从洛阳到南京一九三七年，从汉口到湘阴一九六〇年，从湖南到湖北一九八〇年，从湖北回湖南

最后还有两行字：「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这本书写到秋园去世，也就结束了。

《秋园》作者 杨本芬

3

秋园的女儿，也是这本书的作者杨本芬，今年已经80岁了，她有一种天真的可爱，普通话夹着湖南方言，在电话里问《人物》：「他们是真正喜欢这本书吗？你也真正喜欢吗？」听到肯定的答案，那头是一串响亮的、爆竹一样的笑声。

她还反复跟女儿章红确认另一个问题：「我只写了一本书，算一个作家了吗？」女儿说：「当然是了！」章红认为，当一个人被写作的冲动驱使，为自己而写，真正的写作就开始了。

这位老太太常常有一种过分的谦卑——章红的朋友虫虫把她的文章介绍给了出版人涂涂，她感激虫虫，天天念叨：「哎呀！只希望我的书卖得好一点，给虫虫争口气啊！」有人在网上评论她的文章，她简直「感激涕零」，说谢谢对方抬爱，又跟女儿感叹：「哎呀！他们怎么那么好」，有时又内疚：「本来还有哪件事可以写进去的，我没写，我对不起他们。」

她每次说类似的话，章红都想纠正她，认为这是她低价值感人格的体现，但章红又十分清楚妈妈为何会这样——她这一生，总是被亏待，错失过许多机会，有很多未竟的梦想，正因为这样，她根本不相信好运能砸到自己头上。

她前半生最大的愿望是读书，始终盼望，终究落空。

最初是因为她是家里的长女，要帮忙做家务，带弟弟妹妹，村里同龄的孩子都去上小学，她直到十岁才等到机会，只能直接从四年级上起；小学毕了业，好不容易考上岳阳工业学校，读到最后一年时学校又停办了；她别无选择，跑到江西，又找到一所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读了不到一年，又因家庭成分缘故被下放到农村。为求学流离奔徙，却始终没能毕业。

她试图用婚姻换得读书的机会。那时她二十岁，别人给她介绍了个男人。她不讨厌他，只是一心想念书，对方承诺她，结了婚还让她上学。她在书里回忆那时的自己：「维持着女学生式的体面外表，但内心绝望地知道，除了跟这个长相颇为英俊的陌生男人结婚，自己没有别的出路了。」但后来这个承诺没兑现，孩子们陆续来临，读书终于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就算成了母亲，她也跟别人不一样，不愿意一直待在家里，在意自己是不是有工作，是不是被社会承认。但这也落空了。

因为要照顾三个孩子，她错过了成为中学老师的机会。29岁开始在县城的运输公司上班，当时有一纸文件，称某年某月之前入职的临时工，都可转正，她偏偏差了两个月，只好自嘲是「长期临时工」，委委屈屈干了一辈子。

这些都是《秋园》这本书没写的故事，而章红的总结是，母亲与外婆一样，生活的基调从未改变，「穷尽半生所追求的，依然仅仅是能够活下去。」

到了晚年，孩子们各得其所，而杨本芬依然没有摆脱生活的重负——丈夫年事已高，有糖尿病和轻微的老年失忆症状，她必须像护士一样，时刻照顾他。女儿章红心疼她，「如果年轻时是不得不奔忙，那她活到70岁了，都还不能睡一个囫囵觉，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

章红知道妈妈有未竟的文学梦想，她的精力在日常家务中被消耗，不得不忍耐，不能不承受。章红鼓励她写作，从日常中偶尔超脱出来，「让她觉得有自我价值的实现」。

4

即使在挣扎求生的境地里，杨本芬一生都在尽全力读书。她的三个孩子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非常罕见地全部考上了大学。再贫困的日子，都可以说一句：但是，还有书籍。

那是在江西宜春的铜鼓县城，杨本芬与丈夫建立起一个小家。七十年代的小县城里，书籍稀少而珍贵。杨本芬一边在运输公司上班，一边做繁重的家务，还在这间隙里抄书。她抄过风靡一时的《第二次握手》，厚厚一本。为了得到一本书，往往要想很多办法「巴结」人家——她针线活好，就帮别人绣鞋垫、给袜子镶底、请人家吃饭，甚至是把家里的鸡杀了招待对方。

入了夜，运输公司的平房宿舍里，杨本芬的小房间热闹起来。那时候没有电视，邻居、汽运队年轻的司机和修理工、还有杨本芬的女朋友们，都聚在她家听她讲故事。杨本芬记忆力好，看书过目不忘，给大家讲《七侠五义》、《聊斋》、《镜花缘》和《红岩》，也讲国外的经典，比如她最爱的《安娜 · 卡列尼娜》、《三个火枪手》。能找到的书不多，看了什么，她就讲什么。

二女儿章红记得一个个冬夜，七八点就钻进被窝，听妈妈讲故事，讲到悲惨的情节，她往往会哭。羞于让母亲和姐姐看到自己哭，她总是背转身面向墙壁，默默流泪。

那时候也是真穷，夫妻俩都领固定工资，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每个月月光。但他们总想在节俭之上，有些别的。一次，杨本芬决定带孩子们去看电影，左算右算还差两角钱，他们找遍了家里各个角落，没有。最后找邻居借了两角钱，一家人高高兴兴去看了电影。

秋园每年也会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她也喜欢看电影，每个月都要看一场，一场电影三毛钱，为了不给女儿女婿增加负担，她就去捡废品。比如在汽车上捡橘子皮，一斤能卖四毛钱。车到站，要迅速冲上去捡，要是洗了车，橘子皮沾水变黑就没用了。她还捡过废铜废铁、水泥袋子，最高兴的一次是发现一棵茶树，发动全家去摘，最后卖了四块钱，大家都好高兴。

后来三个孩子已经或将要到外地念大学，工资实在不够花销，夫妻俩开始在工作之余养猪，但报刊征订表发下来，父亲还是让章红想订什么杂志就随便勾，都订。

那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精神生活」，只觉得这是不可免除的需要。大女儿章南快六十岁，还是个电影迷；二女儿章红从小立志以写作为生，后来考上南京大学，读了中文系，真的成了作家。

章红认为母亲不仅仅是个文学爱好者，她给孩子们的影响也不仅仅关乎文学，而更关于道德与善良，关于一个人应该怎么对待其他人。在与《人物》的通话中，章红非常细致地讲了一件童年往事——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她还是一个小学生。某天，县城一个照相馆的年轻人被抄家了，理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邻居们看完热闹回来，议论纷纷，都说那人有多腐化堕落，有钱买饼干，买了还忘记吃，床底都是饼干屑。章红一听，觉得真是可惊，「连饼干都忘了吃！」

杨本芬没去看热闹，回到房间，她自言自语了一句：「这有什么呢？就是一个单身汉啊，容易肚饿，备了一点饼干又忘记吃完，被老鼠拖到床底下去了……」

小学生章红一听，更惊讶了：「你知道小孩子是很容易被外界塑造的，听到别人对一个事情怎么看，她就记在脑子里。听到我妈这么说，我才知道原来这件事也可以有另一种看法。我的那种叛逆和独立思考，可能这是最初的启蒙。」

四十年后的今天，章红仍然记得这件「小事」。她知道母亲不是一个反叛者，反而一生都很顺从。她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秉持的是直觉与人性。「我妈妈最了不起的一点是按照质朴的人性来看待事物。」身为女儿，她受到影响，并为之骄傲。

《秋园》手稿

5

《秋园》一书的折页上，写着一句介绍：八旬老人讲述「妈妈和我」的故事，写尽两代中国女性生生不息的坚韧和美好。

但如果把时间拉得再长一些，实际上不是两代，从秋园算起，到秋园的孙辈，这个家族已经有四代女性。她们活出的一百年，是女性逐渐获得解放、走向自由与更广阔世界的私人史。但又不只与时代背景相关，每一代女性获得的机会，都凭借上一代女性用尽全力的托举。

秋园已经去世多年，杨本芬现在还好奇并始终遗憾的是，没来得及问问母亲：「那时候妈妈让我去考工业学校，家里好苦，就靠她挣点工分，她又裹着小脚，受尽冷脸，是这么辛苦过日子的，但还是让我去读书，如果当时我留在她身边，她肯定会好得多。妈妈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铜鼓县城，章家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那时的女孩都要承担很多家务，但章家的女儿不用，母亲杨本芬揽下了一切。为了全天候照顾三个孩子，杨本芬放弃了舒适规律的车辆调度员的工作，当了一名加油员，需要24小时随叫随到，但无需坐班。这种生活持续了八九年——这样一来，她就有更多时间待在家里，从事一份名为「母亲」的工作。

在和《人物》通话时，杨本芬认认真真，提起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读太多书，没上大学。」她想让孩子们更多地读书，在高考制度还未恢复时她就有这样的念头：「我的小孩都要上大学，都要受到高等教育。」

大女儿章南在1979年参加高考，才16岁，分数差了一点。老师劝她上大专，杨本芬说什么都不肯，一定要让她考本科。之后，三个孩子都进入大学，想受的教育都受了，喜欢的专业，也都能自由选择。二女儿章红度过了相对轻松顺遂的半生，现实之外，有丰盈的精神生活，可以去思考什么是女性、自由与尊严。

他们在城市扎根，再养育下一代。章红的女儿秋秋生于1994年，已经是在城市里生长起来的自由的、完全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新人。她毕业于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现在在美国做软件工程师，「她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她要走的道路，也不是我的想象力抵达的地方了。」章红说。

回顾这四代女性的命运时，我提到她们一致的、对上学读书的渴求，这是一种类似接力棒的存在。涂涂说，他觉得她们追求的不仅是读书，还是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在这一百年里，读书始终是没有太多社会资源的人们最直接可见的一条道路。女孩们通过读书，往高处走，获得自由。

她们每代人之间的那种亲密，非常罕见。从小到大，杨本芬对孩子们毫不隐瞒，说一切事情：她家庭的历史、自身的遭际、外公外婆舅舅们的故事、她身居各行各业的女朋友们、家里的经济状况、家庭计划……她全身心参与他们的成长，把他们拉入自己的生活。直到现在，漫长的交谈依然是杨本芬和章红的交往模式。

章红意识到这种交流的珍贵，她把这种方式承继下来，用在女儿秋秋身上。「不通过交谈人们的心灵如何才能靠近呢？我们只能被我们所爱的人影响。」

这个家族第四代的26岁女孩秋秋，现在已经远在大洋彼岸，做一份最现代的工作，但家族里一代代女性们的历史是一种根一样的东西，像蜿蜒的长城，为她阻挡漂泊感的入侵，「让她无论何时都有在大地上行走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