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成 秦川：《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经典化

《红楼梦》最早走向世界，是从日本开始的。1793年《红楼梦》乘船来到日本的长崎，从此开始了《红楼梦》传播史上的新纪元。

《红楼梦在国外》

而时隔100年后的1892年（明治25年）11月25日，森槐南在《早稻田文学》上发表《红楼梦论评》一文，则开启了“红学史”上的新篇章。

这两个“时间节点”所发生的事情，标志着被公认为伟大而经典的文学名著《红楼梦》，它的经典性不仅仅受到国人的关注和重视，而且也受到国外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红楼梦》能在18世纪末走向日本，并得到日本众多著名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这足以证明它的经典性；而日本红学的兴起，更助推了经典《红楼梦》在日本走向经典化的进程。

本文所用文献是在孙玉明2002年发表于《红楼梦学刊》中日本红学研究“目录” 的基础上1，又补充了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旨在对“《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与《红楼梦》的经典化”这一论题进行探讨。

1、读者的爱好接受是经典《红楼梦》在日本传播的基础

中日交流，历史悠久；中国文化影响日本，源远流长。而明清时期，随着中日文化交流不断加深，大量通俗文学书籍流传到日本，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和重视。像《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以及《儒林外史》《西湖佳话》《十二楼》等，都在此期传到了日本并被译成日文。

《日本红学史稿》

而部分小说按照日本文化习俗重新改编，这种现象在日文中称为“翻案”。其中有些短篇小说因为广受欢迎，甚至还被改编成了歌舞伎的剧本，如“三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被改编为“绀屋高尾”上演。

关于《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情况，红学家胡文彬在其专著《〈红楼梦〉在国外》2的“红楼梦在日本”这一节里，已讲得很清楚，故此不赘。

而《红楼梦》虽然比上述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要晚数十年，但它一旦传入，很快就受到日本读者特别是文化功底深厚的专家学者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龙泽马琴向桂窗苑书翰借阅《红楼梦》的一些信札，即能证明当时日本学者喜爱《红楼梦》的真实情况。

如天保七年（即公元1836年）3月28日，龙泽马琴向桂窗苑书翰借阅《红楼梦》的信上写道：

近期，我忽然要读《红楼梦》，便到四方书店购买。不巧，均已售空。无奈，只好借您珍藏的《红楼梦》暂读，实为抱歉。二函都寄来更好，一函一函地借阅亦可。眼下正值暑期，很想借机一读，望在六月中旬，您方便的时候寄来为好。多有叨扰，致歉。3

日本汲古书院影印程乙本《红楼梦》

这封书信不仅体现了龙泽马琴想阅读到《红楼梦》的迫切心情，同时也体现了日本读者喜爱《红楼梦》的程度。

《红楼梦》一到日本，就成为了畅销书，所谓“四方书店”“均已售空”，其读者之广，爱此书之盛，以及龙泽马琴欲购之切，皆可想见。正因为《红楼梦》是如此的热卖、热读之书，而急不可待地想得到《红楼梦》的龙泽马琴又无处购买，于是他不得不向桂窗苑书翰借阅。

果然，桂窗苑书翰没有让龙泽马琴失望，而是在龙泽马琴希望的时间里将书借给了他，这只要看看龙泽马琴于六月二十一日给桂窗苑书翰的答谢信便可得知。其复信云：

先谢谢！珍藏的《红楼梦》四函于前天（十九日）午后寄来，现已完全收到。我急不可待的开卷拜读，发现有的装帧开裂，书套亦有破损。不过尚不甚严重，敬请放心。打扰您的工作，非常抱歉。言犹未尽，不胜感激之至！

可见，作为“红迷”的桂窗苑书翰，是非常理解另一位“红迷”龙泽马琴急切借阅《红楼梦》的心情的，而龙泽马琴收到桂窗苑书翰借给他《红楼梦》时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也溢于字里行间。

《红楼梦日译本研究（1892-2015）》

龙泽马琴和桂窗苑书翰不失为一对“红迷”知音！也正因为是同好和知音，所以龙泽马琴一借就是三年而未还，仍想细细品读和研究。但借阅时间确实有点长，于是便想向桂窗苑书翰委婉地陈述续借和细读之意。

这可从他天保十年（即公元1839年）八月八日再次给桂窗苑书翰的信札得知。其信中写道：

恩借《红楼梦》一事，不胜感激之至。我力争年内奉还。筱斋翁江的书信中亦有此项的记载：这不是一本须臾不得离开的书，很早就搁置在那里。不久，择一适当时机，敬请收执。我十分敬佩您的热心诚恳。怎奈老眼昏花，小字唐本读起来十分吃力。

前几天晾书时，偶翻《二度梅》，虽说读来十分吃力，却爱不释手。《红楼梦》亦如此，都是些我爱读的书。待来年春暖花开时，抽暇一一细读。以前曾用一年的时间读过，今已遗忘大半，不再读实在遗憾。只要您不催还，我是一定要从容读下去的。谢谢，再叙4。

信中一方面答应“力争年内奉还”，而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待来年春暖花开时，抽暇一一细读”的希望之意。可见，龙泽马琴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经典名著是爱不释手，所以尽管须还而不想还，并表示“只要您不催还”，而“我是一定要从容读下去的”。

这封书信虽说是表达感激之情和计划还书的时间，但核心意义还是想达到续借细研之目的。其言辞诚恳而委婉，感情复杂而真实，一个“红迷”的真实形象跃然纸上，感人至深。

这封信札也透露了另一个信息，即《红楼梦》刚传到日本的时候，能阅读到的都是中文原著，至少桂窗苑书翰所藏并借给龙泽马琴阅读的《红楼梦》仍是中文原版，所以他们读起来很吃力，以致借来三年仍未归还。

日本图画刊行会1916年刊本《红楼梦图咏》

尽管读起来吃力，但龙泽马琴还是爱不释手，还想细细品读，希望该书的拥有者桂窗苑书翰不要催还。由此亦可想见《红楼梦》的经典性及其文学魅力，以及对日本文人学者所产生的影响。换言之，非伟大而经典的巨著，是不能产生如此的艺术效果的，而《红楼梦》作为一部伟大而经典的文学名著，是当之无愧的。

从龙泽马琴的三封信札可以推知《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以及被接受且受欢迎的情况，但在《红楼梦》被翻译成日文之前，所有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读者，其中文基础都比较好，甚至可以说他们皆为中国文化功底深厚的汉学家，且日本汉学家的人数还不在少数；否则，中文《红楼梦》原著一传到日本，也不至于四方书店被抢购一空。

鲁迅曾经议论《儒林外史》未被受到应有的重视时感叹道：“伟大也要人懂。”这说明《儒林外史》之不幸；而《红楼梦》传播到日本，应该说是传到了它该传入的地方，因为它如此地受到日本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这不仅是《红楼梦》的经典和幸运，也是曹雪芹的伟大和幸运，更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和幸运！我们为有这样伟大的作者和伟大的经典名著受到日本读者如此重视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2、翻译出版是《红楼梦》在日传播并走向经典化的重要一环

尽管日本汉学家能通读和理解中文原版《红楼梦》，但毕竟不像阅读和研究母语的文本，读起来还是吃力的，更何况还有许多不懂中文的读者，所以翻译成日文出版发行以飧日本读者就迫在眉睫。

《槐南集》

然而自《红楼梦》传入日本的1793年至森槐南于1892年的日译片段，已是长达百年之久了，而真正的全译本更是20世纪四十年代之后的事情了。

可见，日本学者对《红楼梦》的深层研究，当在20世纪四十年代之后了，而日译版的晚出，直接影响了《红楼梦》在日本的经典化进程。正因为如此，所以森槐南所译片段在《红楼梦》的翻译史上便有着特殊的意义。

据学人介绍，森槐南所译片段的具体内容是《红楼梦》第一回楔子（从回目开始，到“满纸荒唐言”为止），曾发表在《城南评论》1892年第2号68-72页上。

随后又有岛崎藤村（名春树：1872-1943）翻译了《红楼梦》第二十一回末尾一节，题名为《红楼梦的一节》-风月宝鉴辞，发表在《女学生杂志》第321号上。译文即贾瑞正照“风月鉴”终至丧生的故事5。

这些摘译内容虽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希望，但它毕竟开启了日译《红楼梦》的新时代，此后就有节译本、全译本陆续面世。例如岸春风楼译本：《新译红楼梦》1916年文教社版上卷第39回；幸田露伴和平冈龙城合译本《国译红楼梦》（1920-1922）国民文库刊行会“国译汉文大成本”3卷80回。

幸田露伴

特别是幸田露伴和平冈龙城的合译本，除译注外，还附有幸田露伴的《红楼梦解题》、凡例、插图12幅6。这就为《红楼梦》在日本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极好的文本支撑，也让我们遥想到当年《红楼梦》在日本经典化的前头曙光了。

距节译本出现约20年后，由松枝茂夫译本《红楼梦》（1940-1951岩波书店“岩波文库”本11册120回）7即最早的全译本问世了。

随后又有多种全译本陆续面世，著名的如石原严彻译本《新编红楼梦》（1960年后春堂版）、伊藤漱平译本《红楼梦》（1958-1960东京平凡社版“中国古代文学全集”三卷本上中下；1969-1970又有三卷本上中下出版，其中1963年另有平凡社出版的《奇书系列<红楼梦>（上）（中）（下）》）、饭冢朗译本《私版红楼梦》（昭和54-55年即公元1979-1980年作为“世界文学全集”之一由集英社出版）等。

这些全译本如雨后春笋般地问世，不仅对《红楼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迎来了阳光灿烂、繁花似锦的春天，而且也使得广大日本读者真正了解《红楼梦》的深刻内容并有兴趣深层研究成为可能，同时也加速了经典《红楼梦》在日本经典化的进程。

伊藤漱平

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人是“红迷”加红学家的伊藤漱平。伊藤漱平不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翻译了《红楼梦》，而且他在上世纪末又再次翻译出版了该著，如1996-1997的译本《红楼梦（全十二巻）》（东京平凡社出版）就是日本当代最权威的《红楼梦》译本了，这当为《红楼梦》在日本将走向经典化的标志性图书，也是新世纪日本红学研究者倚凭的重要原典文献。

新世纪初，即2005年10月至2008年9月，伊藤漱平又陆续翻译出版了《红楼梦》（上中下），由汲古书院出版发行，这是伊藤漱平贡献给新世纪日本红学研究者的《红楼梦》原典文献。

在日本，提起经典《红楼梦》的传播及其在日本的经典化这一话题，除了一些“红迷”读者和研究者外，还值得一提的就是一些出版单位，其中最突出的是东京平凡社，它不仅翻译出版了《红楼梦》的各种本子，而且还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通俗文学书籍，为中国古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另外日本汲古书院、岩波书店、“汇报”等也为红学的发展搭建了平台，如2011年，“汇报”刊行伊藤漱平的《红楼梦》旧译，此后汲古书院又刊行了伊藤漱平的旧藏程甲本、程乙本的影印本；2014年，岩波书店刊行了井波陵一的新译《红楼梦》第七册。至此，日本《红楼梦》研究的平台构建已经基本完备。

井波陵一译本《红楼梦》

就《红楼梦》而言，不仅出版了其原著及其译本，而且还出版相关研究著作，如王国维的红学名著《红楼梦评论》早在1963年就由平凡社翻译出版了，见于日本平凡社《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中的《清末五四前夜集》（1963年8月），这可能是最早被翻译传播到日本的红学著作。

2015年，“汇报”又转载了由广濑铃子翻译的石的故事：《读中国的石头传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该书由法政大学出版局刊行，系作者王瑾曾于1992年出版于杜克大学的学术著作）。

2018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编《中国古典小説研究》第21辑上又转载了合山究著、陳翀译《〈紅樓夢〉新解（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7年4月版）――一部“性別认同障碍者”的乌托邦小說》的文章，对合山究《〈红楼梦〉新解》的译著进行推介。

可见，经典《红楼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以及日本红学的发展及其经典化，伊藤漱平等红学专家、译者以及平凡社等出版机构，功不可没。

3、日本红学的勃兴是《红楼梦》在日经典化的重要体现

从《红楼梦》研究起始时间的角度看，日本虽然明显要晚于我们中国数十年，这是把中国的早期评点算在研究范围内说的，但如果从今人真正“研究”意义的角度讲，日本的红学并不比中国晚多少，而随后关注和影响的程度也不逊色于我们中国红学。

森槐南书法

在日本最早研究《红楼梦》的人仍是森槐南，他发表于1892年（明治25年）11月25日《早稻田文学》上的《红楼梦论评》当为日本红学最早的文章，比我们中国权威红学家即红学祖师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要早30年，森槐南发表《红楼梦论评》的时候，胡适还只有2岁。

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的红学在世界红学史上也可算是遥遥领先的，其研究的面涉及到曹学，比较学，小说及其人物形象与写作技巧等艺术学，小说的版本、人物以及相关情况的考证乃至对中国红学的研究与考证等。

一句话，所有红学可能涉及到的范围和内容，日本红学皆有研究，皆有颇具影响的成果。这不仅体现了《红楼梦》自身的经典性，同时也体现了经典《红楼梦》在日本走向经典化的客观事实。下面将分类列举一些日本学人及其红学研究成果作为例证。

（一）学者云集，成果丰硕

自上世纪至2018年日本学术刊物（包括论文集）中所刊载红学论文的署名，达121人之多，形成一个庞大的研红阵势。红学著作包括工具书、资料集在内的有10部，论文296篇。论文的涉及面非常之广，几乎涵盖了红学可能涉及的全部内容和范围。其中成果最多的要算伊藤漱平，其论文数量要排在日本红学家之首（论文63篇，专著3部，译著若干部）。其他较多的如大高岩14篇，塚本照和的成果9篇，船越达志的成果8篇，斉藤喜代子8篇，井波陵一7篇，限于篇幅，仅将著作列出，其它作者的论文及其发表的刊物就不一一列出了。

《日本红学研究最新成果简介》

按时间先后，著作依次是：

1965年，由大阪市立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东京平凡社出版的五部《红楼梦》论著：饭塚朗的《『红楼梦』概要 》、村松暎的《『红楼梦』的作者与時代》、 松枝茂夫的《『红楼梦』的文学性》、太田辰夫的《『红楼梦』的言語》以及伊藤漱平的《『红楼梦』的研究与资料》。

1973年，有宮田一郎编、采华书林出版的工具书《红楼梦语汇索引》。1997年（平成9年），又有合山究著、汲古书院出版的《『红楼梦』新论》。2005-2008年，还有伊藤漱平著、汲古书院出版的《红楼梦编（上中下）》三部。

另外见于2017日本东方学会编《东方学》杂志（134辑）转载的红学文章有2篇，它们是：

（1）船越达志《<红楼梦>后四十回中的<五儿“复活”>与太虛幻境》，（2016年中国古典小説研究会编《中国古典小説研究》第19辑p80-110）。

（2）宋丹《<红楼梦>日本传来时期的重新验证——关于村上文书《寄出帐》的《寅二号船南京》（中国古典小説研究会编《中国古典小説研究》2014年第18辑）。

又见于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编《中国古典小説研究》2018年第21辑上推介的文章2篇，它们是：

（1）涉井君也《清代<红楼梦>续书中的“婚姻”框架—<红楼梦>与戏曲的比较》

《红楼梦新解——一部性别认同障碍者的乌托邦小说》中译本

（2）合山究著、陳翀译《〈红楼梦〉新解——一部‘性別认同障碍者’的乌托邦小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7年4月版）。

从所收集到的成果发表的时间来看，大高岩的研究基本集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10篇）和五六十年代）（5篇）；冢本昭和的研究集中在六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船越达志集中在九十年代至当下；斉藤喜代子的研究贯穿了六十至九十年代；井波陵一的研究集中在八九十年代；太田辰夫的研究在四十至六十年代；松枝茂夫的研究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村松暎的研究在五六十年代；神田千冬的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吉田とよ子的研究在九十年代。而贯穿至今进行红学研究的学者仅见2人，即船越达志和伊藤漱平（下文将专述）。

由此可以发现，日本的红学研究在上世纪是非常热闹的，其势不亚于我们中国的红学，这说明经典《红楼梦》及其研究在日本已经经典化了。但到了新世纪，红学研究大不如前，从所搜集到的情况看，明显处于冷寂的状态，有关《红楼梦》的传播及其研究已成明日黄花。而伊藤漱平的《红楼梦编》三部（2005-2008）可算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总结了。

（二）伊藤漱平：日本《红楼梦》及其研究经典化的领军人物

前面说过，日本红学的涉及面非常之广，所有红学可能涉及到的内容和范围皆有研究，而作为日本红学领军人物的伊藤漱平更是如此。现将伊藤漱平的研究情况按类别进行简要的分析。

伊藤漱平

伊藤漱平像其他日本友人一样，对中国以及中国历史文化非常热爱，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经典《红楼梦》可谓情有独钟。

他曾在1959年11月的《图书》第115辑上发表《〈红楼梦〉与我》一文，讲述了他与《红楼梦》的情缘。从其红学成果的数量和学术水平来看，他确实领先于其他日本红学家，是日本红学功底最深、付出最多、成就最高的学者。现择其要列举如下：

1、关于小说作者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一个个的系列研究，体现了伊藤漱平对《红楼梦》作者极为浓厚的兴趣。

其“质疑”的系列如：《关于红楼梦第一回开篇部分的作者质疑（备忘录）》（1958年6月《东京支那学报》4），《关于红楼梦第一回开篇部分的作者质疑》（1961年6月《东京支那学报》4），《关于红楼梦第一回开篇部分的作者质疑(续)》（1962年6月《东京支那学报》5），《关于红楼梦第一回开篇部分的作者质疑(续)备忘录补订——兼答吴世昌氏的反驳》（1964年6月《东京支那学报》10）等。

与“作者论争”等相关系列如：《曹雪芹卒年论争与句读（上） ——仲春(红楼梦)索隐谈义》（1982年2月大修馆书店出版的《中国語》265），《曹雪芹卒年论争与句读（下）－－暮春『红楼梦』索隐谈义》（1982年3月大修馆书店出版的《中国语》266），《曹沾与高鹗试论》（1954年10月《北海道大学外国語外国文学研究》2），《李渔与曹霑——其作品所表现出的一个方面（上）》（1956年2月《島根大学论集》6），《李渔与曹霑——其作品所表现出的一个方面（下）》（1957年3月《岛根大学论集》7），《关于晚年曹霑”佚著”一一围绕(废艺斋集稿)等真伪问题备忘录》（1979年3月讲谈社《加贺博士退官记念中国文史哲学论集》）。

伊藤漱平签赠游国恩《红楼梦》译本

2、关于《红楼梦》版本和评点本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亦集中在一个个的系列文章，体现了伊藤漱平严谨质朴、重考据的风格，当今学界将他划归为“新红学考证派”。其代表性成果如：

版本考证系列：《关于<红楼梦>八十回校本》(1958年7月大安书店出版的《大安》4-7)，《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1973年3月岛居久靖先生华甲记念会《中国的言语与文学》），《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补说》（1977年1月《东方学》53辑），《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余说》（1978年3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化』58辑），《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余说补记》（1978年8月《东洋文化》）。

脂评及其它评本系列：《关于脂砚斋与脂砚斋评本备忘录（一）至（五）》，自1961年至1966年先后5批次公开发表于大阪市立大学文学会《人文研究》上，而《得到列宁格勒本〈石头记〉之后》发表于1987年《东方学》72上，《「红楼梦」成立史臆说——70回稿本存在的可能性》发表于1992年1月《东方学》83辑上。

日汉对照本《红楼梦》伊藤漱平译本

3、关于《红楼梦》以及中日红学方面的介绍及其相关研究，也是一个个的系列研究，体现了伊藤漱平追求扎实完美的研究风格。其代表性成果如：

《红楼梦》介绍系列：《亟想补正〈红楼梦〉》（1961年2月《中国古典文学全集月报》33），《红楼梦》（1961年10月劲草书房《中国的名著》），《世界文学中的<红楼梦>》（1987年3月岩波书店《文学》55-3）等。

王国维系列：《关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杂志『教育世界』（上）》（1962年9月《清末文学言语研究会会报》1），《关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杂志<教育世界>（中）》（1962年10月《清末文学言语研究会会报》2），《关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杂志『教育世界』（下）》（1963年10月《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会报》4）等。

关于中国刊行版本系列：《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红楼梦>版本、研究著作简介（上）》（1964年12月极东书店《书报》62），《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红楼梦>版本、研究著作简介（中）》（1965年3月极东书店《书报》63），《近十五年中国刊行<红楼梦>版本、研究著作简介（下）》（1965年4月极东书店《书报》64）等。

关于《红楼梦》在日本流行系列：《<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上）》（1965年1月大安书店《大安》11-1），《<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中）》（1965年3月大安书店《大安》11-3），《<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下）》（1965年5月大安书店《大安》11-5），《〈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幕府末期至现代的书志性素描》（1986年3月汲古书院《中国文学の比较文学的研究》）等。

伊藤漱平签赠王利器《红楼梦成立史臆说》

4、关于中国红学家之间的关系及其相关研究，体现了伊藤漱平穷根刨底、追根溯源的探究精神。其代表性的成果如：

《<世界文庫>备忘录——郑振铎与鲁迅》（1942年1月《明清文学言語研究会》），《王国维与俞平伯的一面（备忘录）——「皇帝」距离 其他》（1967年7月大安书店《近代思想与文学》），《胡适与古典——旧小说，尤其是以《红楼梦》场景与核心的备忘录（上）（中）（下）（补）》，自1978年6月至1979年5月，先后4批次公开发表于大修馆书店《汉文教室》上。

5、关于小说人物形象方面的研究，做到具体、深入、细致，体现伊藤漱平对小说文本及其人物、意象的浓厚兴趣。其代表性的成果有：

伊藤漱平译本《红楼梦》

《金陵十二钗与『红楼梦』十二支曲（备忘录）》和《＜红楼梦＞的配角们——王熙凤的女儿和其他人物的备忘录》于1968至1969年，先后发表于大阪市立大学《人文研究》上，《〈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观——以金陵十二钗为中心》于1982年3月发表于石川忠久编、汲古书院出版的《中国文学的女性形像》上，《〈红楼梦〉中的甄(真)、贾(假) 问题——以两个宝玉的設定为中心》和《〈红楼梦〉中的甄(真)、贾(假) 问题(续) ——以林黛玉和薛宝釵的设定为中心 》于1979年至1981年先后发表于东大中哲文学会《中哲文学会报》上，《〈红楼梦〉中带有象征性的芙蓉与莲——以林黛玉、晴雯和香菱的场合为例》（1998年汲古书院出版的《日本中国学会创立五十年记念论集》），《关键是贾元春的“元”字—— 新春红楼梦索隐谈义》（1982年1月大修馆书店出版的《中国語》264）。

6、关于红学研究动态以及资料性的介绍：

研究动态介绍的如：《（漫談）近年来在中国＜红楼梦＞研究的动向》（1979年10月东方书店《东方》9），《漫谈〈红楼梦〉研究小史》（1983年《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二十一世纪红学展望（中国文）》（1997年8月北京国际《红楼梦》学術研讨会）等。

伊藤漱平签赠南京博物院院长《红楼梦图画——以改琦“红楼梦图咏”为中心》

资料性介绍的如：《红楼梦书录》（1958年12月极东书店出版的《书报》1（9）），《<红楼梦>研究日文文献资料目录（付索引）》（1964年12月《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会报》（单刊）6），《<红楼梦>的研究与资料》(1965年平凡社《中国的八大小说》) ，《近年发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关于南京靖氏所藏旧钞本及其他》（1966年5月《大安》12-5）等。

7、有关《红楼梦》中的图像和文化以及民俗等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也形成系列，其图像系列若干篇均发表于上世纪50年代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月报》上，仅《红楼梦图画——以改琦〈红楼梦图咏〉为中心》一文于1995年发表于《二松学舍大学东洋学研究集刊》26）上。民俗系列若干篇先后发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节令社编的《节令》上。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出了。

由此可见，伊藤漱平作为日本红学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一点不虚。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及其研究的经典化，已经由国内发展到了国外，而最早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是日本国。

伊藤漱平译本《红楼梦》

《红楼梦》能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及其经典化，还包括红学经典化，广义地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日本《红楼梦》全体读者和研究者辛勤努力的结果，当然更是《红楼梦》自身广为世界各国读者所公认为经典性在日本的突出体现；

具体地说，上述提及的无数热心读者和百数十的研究者，是经典《红楼梦》在日本走向经典化以及日本红学经典化的功臣，其中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开派人物、助推人物更加功不可没，特别是像最早的翻译者和最早的研究者森槐南，以及研究最给力、成果最丰硕、学术质量水平最高的人物伊藤漱平、大高岩等，是他们的推介和研究，使得《红楼梦》在日本的经典化并进一步带来红学在日本的经典化，以致《红楼梦》成为世界经典名著。他们的名字伴随着他们卓著的研红成果，已进入红学传播史册而备受人们的爱戴和重视，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经典化，可分为三个时间段。

第一阶段即日本红学的初期阶段，是从森淮南的首次译介和首次发表研红文章的时间、事情算起。因为《红楼梦》自1793年传入日本后，经历百年才有他1892年的第二个“首次”突破，便带动了日本译红、研红的热潮。

《国译汉文大成·红楼梦》

从研究情况来看，自森槐南于1892年11月l5日在《早稻田文学》发表《红楼梦评论》之时起，随后有笹川临风的《金陵十二钗》发表于1896年11月的《江湖文学》，又有狩野直喜在1909年1月10日和17日的《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关于支那小说红楼梦》(上、下) ，同年9月，又有依田学海的《〈源氏物语〉与〈红楼梦〉》见刊于《心花》4 上，至1921年7月，青木正儿 在《支那学》1-11上发表《读胡适著〈红楼梦考证〉》。这算是日本红学初期阶段的基本情况，而森槐南的大名将永远为中日学者所记忆所怀念。

第二阶段是自上世纪三十至五六十年代，开派且有成就的人物是大高岩。这期以大高岩为中心，形成此期研究旺势的还有太田辰夫、松枝茂夫、村松暎等一大批红学家的研究活动，产出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助推了《红楼梦》在上世纪日本经典化的进程。

第三阶段是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上世纪末，研红代表人物有冢本昭和、船越达志、斉藤喜代子、井波陵一、神田千冬、吉田とよ子等一大批研红学者，他们亦留下大量有影响的研红成果，与前述各阶段的专家及其研究一起实现了《红楼梦》及其红学在日本的经典化，其中跨越两个世纪的研红学者是伊藤漱平与船越达志，而伊藤漱平的贡献尤为突出。

《红楼梦成书研究》

由此可见，《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研究的经典化，基本集中在上世纪，而新世纪以来，《红楼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研究，相对于其它几部中国名著来说显得冷寂多了，其原因何在？已另文论述（见《九江学院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4期），此处不赘。

注释：

1.孙玉明：《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1期。

2.3.4.5.6.7.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17、18、9、10、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