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民族文学的有益探索——评《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近些年来，对于呼伦贝尔作家群，尤其是对于蒙古和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三少”民族作家群的文学研究，呼伦贝尔学院文学院教授王云介女士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在对蒙古和“三少”民族作家作品分析研读的基础上，对文学作品的民族性、艺术性、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以及表现在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方面的文艺批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王云介教授在继2005年出版论著《呼伦贝尔作家研究》之后，2012年完成并于新近出版问世了学术著作《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继老一代呼伦贝尔本土作家冯国仁、郭纯、刘迁和乌热尔图之后，较为系统地梳理研究呼伦贝尔地域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及其人文精神的中青年评论家之一。

在阅读王云介教授的《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后，结合我国、我区少数民族文学现状，我想到了“民族文学”是否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并都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之为民族文学。

第一种类型，是民族作家创作的本民族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如《蒙古秘史》《格萨尔王传》等，一般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或借用汉语言文字创作。王云介在《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介绍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大都是在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这一时期用汉语言文字创作完成的作品。如鄂温克民族作家乌热尔图创作的小说《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表现在本民族情感、观念、心理等与他民族的细微差异，甚至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活动、眼神、手势等，都是鄂温克人特有的动作和行为。鄂温克族作家凃志勇创作的小说《彩虹在远方》《悠远的牧歌》《最后的猎人》等，表现了独特的民族生活方式。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创作的小说《猎人之路》《阿美杰》《孤独的仙人柱》，就是以鄂伦春民族的艺术思维，逼真地再现了鄂伦春民族的独特生活、真实情感和心理活动。鄂伦春族作家空特勒创作的散文《鄂伦春人与自然之约》，把握民族文化特性，对民族个性进行了深沉思考。达斡尔族作家群中，萨娜创作的小说《你脸上有把刀》，阿凤创作的小说《遥远的月亮》，苏华创作的小说《牧歌》等。蒙古族作家群中，孛额勒斯的小说集《圆形神话》，海勒根那创作的诗集《一只羊》，包布仁的广播剧《尹湛纳希》，包群光创作的《甘迪戈和他的草原》等。从狭义上说，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这种反映描写叙述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类型的文学作品，应当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民族文学。

第二种类型，是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创作的非本民族文学作品。最典型的例子，是汉族作家迟子建创作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尽管有些少数民族作家对此颇有微词，但这毕竟反映的是他民族作家对另一个民族的认识和理解。处在当今开放包容的“地球村”和“互联网”时代里，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的认知和理解，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只要有本民族的自我认知即可，也需要众多他民族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不同认知和理解，才能使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文学亦应如此。汉族作家姜兆文创作的描写蒙古历史的长篇小说《王爷的末日》等，也同样属于这类民族文学作品。

第三种类型，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其他文学作品。这类作品的少数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并不鲜明，有些或多或少的带有少数民族的人文精神文化特质，有些仅仅因为作品的作者是少数民族作家而已，这类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作品一般来说往往占据绝大多数。如满族作家袁伟冰创作的电影剧本《女绑架者》、小说《相约荒原》和《红毛》。剧本以故事情节取胜，小说比拟含蓄地关注了人与自然的生态文明。蒙古族作家包健美创作的小说《葵花儿》。还有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们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大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中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如果不特意标明作者的民族身份，往往很难看出民族文学的痕迹，甚至于表现在作品中的思维模式、环境氛围、语言细节、行为习俗等人文特质与汉民族已无明显差别，基本融入中华汉文化大潮之中。这也表现为一个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在民族文化的空前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所具备的多重民族文化身份特征。王云介教授简单介绍品评的各类体裁、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大都是这类文学作品。

也许从广义模糊的概念上说，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都可以算作是民族文学；但以狭义严格准确地讲，这类作品应该确切地表述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不然的话，所谓“民族文学”就有泛滥之嫌。例如，据有人考证，诗人李白有突厥人血统，作家曹雪芹是满族人，倘若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称之为民族文学的话，那么，《李白诗选》《红楼梦》等，岂不也都算作民族文学不成？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只有当一部作品拿去其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的标签之后，仍能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立足和成功，才能真正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民族作家。

简而言之，所谓特色的本土的民族文学，无不与这些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相联系，并具体地反应在少数民族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审美感受、生存状态与生活理想的方方面面，人终究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说：“民族间存在的不同点，在文学上具有很高的价值。理解了自己民族的心理素质，同时与其他民族进行自觉的比较，发现她独有的光彩、韵味、力度，然后运用艺术的手段强烈地去表现。对此，我一直怀有很浓的兴趣。”乌热尔图做到了，他传达出了鄂温克人完整的声音；敖长福做到了，他真实生动地描写了鄂伦春民族独特的生活与情感；苏华做到了，对弘扬达斡尔民族文化做出了切实的努力；迟子建也做到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汉民族作家表达了对一个少数民族的认知和理解。这种自我的和相互的认知既各有利弊、又各有优势。“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的都有道理。

那么，什么是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性，如何艺术地表现民族性，如何避免民族文学的脸谱化、失语症和失真性呢？在2013年6月初召开的内蒙古第十六届“歌咏辉河、文泽索伦”三少民族文学笔会暨蒙文创作研讨上，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李敬泽在讲座中借用了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位外国作家创作的小说，故事情节大意是一位伊斯兰姑娘爱上了信仰其他教的小伙，在嫁给他的前一天夜里，她内心世界里充满着矛盾、纠结与挣扎，嫁给他就意味着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到底第二天嫁与没嫁，作家没有明说，故事就结束了。那么这位女孩到底纠结的是什么呢？是她能否放弃过去熟悉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民族性，李作家说，实际上这部小说深刻揭示反映的，就是个民族性的问题。北京作协签约作家郭雪波的讲座，对文学的民族性也有所涉猎。一言以蔽之，所谓的民族性就是一个民族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条条大路通罗马，民族性是个大课题，虽然文学的表现方式方法不同，但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繁荣与发展，成绩令人瞩目；现实存在的不足、缺失与局限，有待进一步填补和提高；进一步培育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大有文章可做。

首先，呼伦贝尔民族文学最值得赞誉的品牌与骄傲，当属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独树一帜，他的作品不仅走向了全国，也走向了世界，成为民族作家民族文学创作的最优秀代表之一。还有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达斡尔族作家萨娜等，均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作家群，并产生了为数不多的几位在全国、自治区有着广泛影响的作家。少数民族作家们的作品体裁丰富，题材形式多样，在追求艺术个性化、风格多样化方面做出了探索。尤其是对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以及正视生命、珍爱自然和关注生态等方面成为创作的亮点，成为构筑“呼伦贝尔文学”、“呼伦贝尔文化”的重要标识之一。

其次，民族文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大题材、包括历史题材创作有待进一步挖掘，民族文学研究、尤其是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与文艺评论相对薄弱，民族文学作家培养还需要更好的环境与土壤。王云介在绪论中提到：“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已经使得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变得空前频繁和剧烈，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融愈发成为世界文化的整体特色，任何一个纯粹、静止、绝对的民族文化认同都是不切合实际的……需要放弃基于本质主义的观念并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用更加开放和宽容的态度来思考当代中国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这也是民族作家们需要客观面对和迎接的挑战。在现今如此开放包容的世界里，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在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大都存有被多数民族文化逐渐融合淡化的可能性，既保持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独立性，又不封闭、不拒绝文化交融，积极挖掘抢救少数民族文化，民族文学文化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最后，如何表现民族精神，提升民族文学，弘扬民族文化，需要民族作家和方方面面热心人士的努力与探索。王云介在绪论中谈到当今社会：“文化封闭状态不复存在，多元文化相互依存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并存共进，构成呼伦贝尔文化的有机内容。”可见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也是个历史的、动态的、变化着的概念，都有一个自我发展形成、交流融合、创新变化的过程。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也许就是变化。一个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的普遍性，就是其特殊性，反映表现在其一部或众多的代表文学作品当中，就构筑形成为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学；中国56个民族各自人文精神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其中的普遍性，反映表现在中华多民族的代表作品当中，就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学的水准；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这种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文化特质，应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学家自立于世界文坛的重要支柱。据最新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范围内有1883个民族，其中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民族有354个，只占民族总数的18.8%，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少数民族”也真正的成为了“多数民族”，民族的多样性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涵。

这里特别需要反复提到的是，民族文学创作中所应该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文化特质，是属于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内质东西，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外在的标签而已。这种重要内质东西，反映在文学作品创作上，表现在人物的思维、行为、情感、语言和习俗等；反映在文学批评方面，体现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审美取向、社会认知的诸多不同；上升到哲学层次，就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王云介现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学院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会会员，呼伦贝尔作家协会理事，呼伦贝尔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呼伦贝尔文学艺术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为呼伦贝尔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研究等。著有《强权下的微弱叹息——从中国文学史管窥女性独立意识》《论娜日斯的写作意识》《论鄂温克艺术的发源》和《蒙古族作家孛·额勒斯研究》等。这本《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绪论中以2万字的篇幅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现状、尤其是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回顾总结和归纳扫描，对这一时期呼伦贝尔蒙古和“三少”民族等大部分作家作品做了重点推介和点评，但是并没有涉猎呼伦贝尔近现代民族文学研究，对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之初这一重要时段的民族文学也没有做系统的挖掘和整理，使得学术论著基本限定在“改革开放30年呼伦贝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缺乏全方位的历史纵深，使得论著不够充分和完整。另外，往往对重点作家作品介绍的多，分析梳理和比较研究的还不够深入细致全面。尽管如此，面对文艺百花园里文艺批评之花相对凋零的当今，毕竟对于推进呼伦贝尔地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做出了积极切实的努力，况且呼伦贝尔民族文学研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期待着通过民族文艺批评的带动和提高，助推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为建设美丽与发展的呼伦贝尔做出积极贡献。

（作者李喜恩系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管理局二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