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人物：葛亮的新书《问米》 用悬疑写作表达生活本身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张瑾华

“一个作者身上有不同的纬度，我希望自己写作的可能性不停开掘，对读者有不一样的意义，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家。不能老是停留民国，要往前走了。”行走在上海之夏的青年作家葛亮，依然斯文，依然清秀，对汉语的用词依然很讲究。

葛亮身上的标签很多：民国的，历史的。这些标签，有舒缓的温和的东西，也有锐利的，当下的东西，同时存在于这个容易被人定位的作家身上。

他新出版的《问米》，题献是“致莫迪里阿尼”。

他说喜欢画家莫迪里阿尼，莫迪里阿尼的空洞，抽象的艺术表现方式，恰恰是对于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反应。

2016年，葛亮的原创小说《北鸢》横扫了各大读书榜单，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他带着这本书应邀来杭州参加了钱报读书会的活动，还斩获了包括钱江晚报和浙江省新华书店共同主办的春风图书势力榜年度白银图书奖在内的十余项图书大奖。

两年后，葛亮再次出手，带来《问米》，简体中文版已由磨铁出版。

《问米》是葛亮在家族民国史写作后，一次全新尝试，写了七个当代背景的故事。

开篇《问米》，也是整部作品中最受关注的一篇。讲的是一个旅居越南的通灵师阿让的故事。

人死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呢？这个问题也许有些老生常谈，却并没有定论。阿让在河内的殡仪馆请神问米维生，面对业余摄影师马达，他娓娓道出了自己的故事。他来到越南，是为了一个女人，一个13年前死去的女人。

故事讲到最后，阿让说出，自己所谓“通灵”不过是骗人糊口的把戏而已，他守住了那段跨越生死的承诺，哪怕背井离乡，一走就是13年。

葛亮说，“我非常重视故事，呈现故事是对读者的尊重”。

出身艺术世家的葛亮，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学者葛康俞，太舅公为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表叔公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这些赫赫有名的家族成员，为他披上一层传奇色彩，在这些家族成员的盛名之下，70后生人葛亮，将怎样做一个独特的自己呢？

让人惊异的是，这次葛亮玩起了悬疑，但这本书又是“致莫迪里阿尼”，不仅让人想问一问，葛亮式的老灵魂、他的小说新元素悬疑和一百年前的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

在上海书展期间，葛亮有两场新书宣传活动。

期间抽空，本报记者在他下榻的美丽园大酒店做了一次对话——

钱江晚报：有个疑问，这本书跟画家莫迪里阿尼有关系吗？为什么题献给他？

葛亮：我最初关注莫迪里阿尼，是十多年前了，出版了一本书《谜鸦》，有个台湾读者给我寄了一封信，其中夹着莫迪里阿尼的画，画中是无眼核的一只鸟，形象简洁，他说太像葛亮的气质了，从此我就开始关注莫迪里阿尼，他影响了我小说创作的一个部分。

后来我就四处旅行，在不同地方看到莫迪里阿尼的作品，这种感觉非常遥远又不遥远。欧洲人对生死的观念很豁达，我看到王尔德的墓碑上印满了唇印，生死之间，忽然就觉得没有那么多禁忌，后来我在巴黎的公墓中忽然就看到了莫迪的墓碑，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有打通身死的感觉，开始触动生命，在一刹那之间。

钱江晚报：作为一个面目清俊的年轻人，你一直都对老灵魂感兴趣吗？你的身体里，是否住着个神秘的老者？

葛亮：老灵魂好像成为我的标签，在我20多岁时，“老灵魂”呈现出我的年龄与文字的反差感，老灵魂我六七岁时已经有了。可到了现在，我已不惑，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强的反差感了，包括作品中的古典意味和气质，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相应已经有一种弥合了，是种自然的东西。之前“老与新”的反差感，对媒体角度是种惊喜。现在来说，关于我，再讲老灵魂，意义没有这么大了。十多年对一个人来说会发生什么？人生的立场和成熟度已经不一样了。

钱江晚报：《问米》这篇题记“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马上感觉到接上了中国的旧小说，看来您对老、旧的东西依然有持续的热情？

葛亮：题记这句，是我自己的审美的考量，中国的汉语是美的，跟“老派”还不是直接关系，因为中国的笔记小说我一直很喜欢，从小家里就给我读这些东西，我觉得笔记小说是美的。

钱江晚报：因为之前写民国故事，着墨于中国的历史与传统，现在的《部米》写当下生活，这种转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葛亮：之前我的很多小说是致敬不同的家族前辈，现在的这个《问米》是写当下。其实《问米 》也连接着传统，它承接的一种中国的志怪传统，某种对世界抽象的认知，是有渊源的。志怪传统体现出人性的幽微之处，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下背景下，它仍然是有效的，我想做的是这样的一种对接。

这个小说集子里的《罐子》也承接了志怪传统，我写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回魂，一个时代的回魂。你想回避，却扑面而来，又出现人性的善恶。源于志怪，又处理与当下社会的关联。这是我梳理的一种方式。

钱江晚报：下午你和写悬疑的作家蔡骏有场对话，你读他的小说吗？

葛亮：我读过蔡骏的《荒村》，事实上我一直蛮喜欢悬疑小说的，我从小是个悬疑小说迷。有个对我有影响的日本作家横沟正史，打破了我的认知，他的悬疑小说以明治维新时期为背。文字很美，用松尾芭蕉的俳句，审美上深得我心，他也有对社会和时代的转折期的深度广度的表达，所以说“悬疑小说”要表达更多更深的东西，并非不可能。我的写作想表达的是生活本身，生活本身不是一个方程式，不是一定有个强大的“掌控感”在推进，而是人的无力感的存在，这或许又是对类型化的悬疑小说的一种反驳。

钱江晚报：《问米》这个小说，一定需要用到悬疑这种元素吗？构思时，有没有想过不用悬疑的写法？

葛亮：我的这部小说中都是些平常的，庸常的角色，但我想要的是激发出平常与非常中人性的张力，体现出人性极致的一面，又不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常态下能够考量的，我要去展现在波澜不兴的生活的表像之下，一种暗潮涌动，所以用了悬疑的元素，这样更能抵达人性的彼岸。

这种置于非常情境的人性考量会非常凛冽的，而我要做的是，给故事一个合理化合乎现实的逻辑。

钱江晚报：《不见》这个小说蛮令人意外的，你的灵感来自哪里？

葛亮：《不见》这个小说里，极端的作案者、中年音乐教师聂传庆，其实张爱玲的小说《茉莉香片》里的同名人就叫聂传庆，是个年轻人，这个名字就是个极端的暗示，他身上有犯罪感，我试图让他从张爱玲的小说里走出来，有个不同的遭际，让他身上的恶释放出来，并把他为什么作恶的过程梳理出来。也可以说这种互文关系又是一个游戏，也是悬疑小说里存在的元素，我不期待张爱玲的同意，但她的小说里我看到了人物往恶走的信号。恶又不仅仅是恶。这个很丧的中年男人身上，与大龄剩女杜雨洁之间甚至有互相取暖的感觉。

钱江晚报：《不见》的结尾处，聂传庆囚禁了市长的女儿，因为对方夺走了他的妻儿，可以理解为一种小人物的复仇，但为什么最后要出现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的情节呢，这是否有点套路之嫌，我想我们在各种小说、电影等文本里，看到了太多的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的故事了。

葛亮：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物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受虐者对施虐者的依赖，其实在真实的河南地下囚禁案里也是真实的存在。

钱江晚报：有人说你一直与社会热点若即若离，对此你自己怎么看？像文学圈大咖余华尝试过《第七天》、电影界大咖贾樟柯拍过《天注定》，似乎都有过新闻串连的方式，你认为作家是否该与社会热点亲近，还是刻意保持距离？

葛亮：作家跟社会热点的距离是需要的，我不会去追逐社会热点，社会热点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再去打量，我会去关注发生背后隐藏的东西，因果关系。一个作家不仅是一种责任感，无论写作本身意义还是对生命的关注，都是值得探究的。可能一些社会事件在几年之后萦绕不去，我慢慢体会到了社会事件发生背后的因由，就会有创作的灵感和冲动，从社会事件到文学作品，需要更加丰厚的内涵。

钱江晚报：你现在的处世态度与前些年有变化吗？是温和更有力量，还是尖锐更有力量？

葛亮：其实觉得我从古典的，温和，历史传统的，走到现在这部小说呈现出来的尖锐或者说力量，是一种误解，读者对我的印象不能老是停留民国，要往前走了。《问米》是和《北鸢》同时创作的，一个作者身上应该是有不同的纬度的，我也有不同的面。我希望对自己写作的可能性不停开掘，对读者有不一样的意义，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家。

我其实是个特别不喜欢下结论的人，但在《问米》系列小说中，我需要一些态度，有些事情不断发生不怕重演，让人反思社会性的阴影，去寻找事情背后的人的生活遭际，成长轨迹和家庭背景等等，这或许就是尖锐了。

钱江晚报：平时你会关注到“城中村”吗？看到《问米》中其实很有泥沙俱下的生活的质地，比如书中对城中村的描写，中下层人物的那种气息扑面而来，边缘小人物的潦倒与复杂的样态等。

葛亮：我在意的是民间。“民间”是我一贯的一种出发点，我不想定义为小人物。中国有庙堂的体系，知识分子体系，当我用民间的角度去表达我的社会观时，就会有相应的评论说葛亮写了小人物，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民间传统，小说从来是民间的。我坚持的是民间传统。

钱江晚报：您这些年在香港的大学里教书的生活，会不会离中离底层这个部分的人群和生活有些远？

葛亮：我在香港教书，也会去人们印象中不那么知识分子的地方啊。在香港教书，也会去到那些特别不知识分子的地方，去一些相应的古老的地方，跟节庆有关的地方，“天水围”之类的地方，民间的草根的地方，都会去，只要是在日常的轮廓里的，我都有涉足，这也是我倾向于日常的表达的根基吧。

钱江晚报：看这个小说时，让我想到了最近上映的《小偷家族》。

葛亮：是枝裕和也是对新闻事件的关注，但他的东西不会突兀，他回到了日常，忽略掉了他的新闻性的起点，表达的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情”是我创作中非常重视的状态，所有非常的状态，导致发生的，仍然是人之常情，渗入到日常肌理。

钱江晚报：你的这部小说集子也触及到了当下诸多问题，比如90后的人生、丧、剩女问题等等，您似乎对当下社会问题有着自己的关注？同时你的文字依然能看到一种拉开一定距离的疏离感，陌生感，你写作时是怎样来处理当下生活经验和你要表达的内核的？

葛亮：这些问题我都关注，当下人的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等等，比方说“佛系”这个概念，我关注的是从比较早的激情、热血一系列的社会观念或情绪，这些对青年一代强大影响的观念，为什么会向另一个极端反向发展，我关心的是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前几年还在讲热血，忽然怎么一下子到佛系了，这些社会价值观里，一个“标的”到另一个“标的”的转换过程，才是作家关心的问题。

我会关注到非常短的时间内，社会变迁中的异变，对人的大剂量的给人影响的东西。比如说现代社会的一种“丧”，为什么会“丧”，为什么会“燃”，有些信号转换速度之快，要作家足够引起警惕的。

当下社会变化速率之快，强度之大，对人的冲击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自媒体新媒体的产生，对人群的引导，对现在一般人的评估和判断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了，让很多人失去的思考的能力，给你太多的“答案”，这些都是需要被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