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与杰作｜理查德·福特：小说家就是带着同情去写重要的事

理查德·福特的写作风格与题材，

是多样化、难以被定义的。

他说正因如此，

在肮脏现实主义被发明的四十年后，

人们想起他时会想到他是一个写书的人，

而不是一个试图追随某种模版，

或特定题材的人。

而他的工作，

是带着同情心去写那些他觉得重要的事。

摄影：Nigel Parry

采访/撰文：吴永熹

编辑：谢如颖

去理查德·福特家的旅程稍为辗转。从纽约坐飞机到缅因州首府波特兰市仅需一小时，但从波特兰机场打车到福特家附近的小镇却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好在新英格兰风光秀美，车窗外是绵延无尽的松林，有水鸟的小湖，隔一段时间便会出现的一线白色海湾。缅因州向来是美国东部的夏季避暑胜地，我们到来时正是这里的旅游旺季，到处有携家带口、晒得橙红的美国游客。

理查德·福特是 20 年前搬到缅因的。不过，吸引福特来到缅因的却不是这里凉爽的夏季，而是它漫长寒冷的冬天。作为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南方土著，福特说他喜欢在寒冷的地方生活，并且想要住在海边。不过，福特并没有一开始就说服妻子克里斯蒂娜，那时她在新奥尔良市政规划委员会担任负责人。福特和克里斯蒂娜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同学，20 岁结婚，如今已经在一起 55 年。两人没有孩子，这被福特看作他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之一。福特的每一本书都是题献给克里斯蒂娜的，他说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写书，另一件就是一直和妻子在一起。

婚姻是福特小说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我从小就在观察婚姻。福特说。他的父母亲是 1940 年代美国南方少数晚婚的夫妇，而他又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和福特本人的婚姻一样，他父母的婚姻也非常幸福，直到福特 16 岁时父亲突发心脏病死在了他的怀里，这幸福戛然而止。这件事对福特产生了巨大影响，让他对不幸和失去有了更深的体悟。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石泉城》里就充斥着孤独、失败、迷茫的飘零人，被一种深刻的丧失感所笼罩。在评价这本小说集时，雷蒙德·卡佛说，这个国家仍在写作的作家中，理查德是最棒的。

福特比卡佛小七岁，在 80 年代，他们同被定义为「肮脏现实主义」作家。福特说他们这些被定义为「肮脏现实主义」的作家常在一起开玩笑，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小说特别「肮脏」—除了人物偶然会说一些脏话。如同卡佛后期的小说越来越精致、形而上一样，福特的写作也没有被「肮脏现实主义」所定义。他的「弗兰克·巴斯科姆」系列小说写的是一个由体育记者转型的房地产经纪人，幽默、犀利、愤怒，对美国的社会文化生活做出了独特深刻的观察。在 2002 年出版的小说集《千百种罪》中，福特探讨了在婚姻与道德夹缝中的中产阶级男女的生活，故事始终在微妙幽暗的灰色地带开展。

福特喜欢自己的写作风格与题材呈多样化、难以被定义这一点。他说正因如此，在「肮脏现实主义」被发明的四十年后，人们想起他时会想到他是一个写书的人，而不是一个试图追随某种模版或特定题材的人。而他的工作，是带着同情心去写那些他「觉得重要的事」。

2019年7月 美国 缅因州

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切

Esquire（以下简称「ESQ」）：福特先生，你是什么时候搬到缅因州的呢？

Richard Ford（以下简称「RF」）：我是 1999 年搬到缅因的，也就是 20 年前。

ESQ：是什么吸引了你？和写作有关吗？

RF：哦，你知道，我一生中只做了两件事：一直和我妻子在一起、写书。不可避免地，我的所有决定都与这两件事有关。那时候我想搬到海边生活，而且我喜欢寒冷的地方。缅因州这里经常很冷。我想让妻子搬过来和我一起生活，但是她当时不想离开新奥尔良，她在那里有一份很棒的工作。所以我自己来了这里，买下了这栋房子。我觉得这样她就会辞掉工作，搬到这里了。但她是五年后才搬过来的。

ESQ：在那五年间你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住在这里的？

RF：是的。但我一有机会就会去新奥尔良，我妻子也一有机会就来看我。我们并没有分开，只是不住在一个城市。但我认为如果你想要维持一份 55 年的婚姻，你就必须这么做。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变成对方的狱卒。她不是我的狱卒，我也不是她的狱卒。所以我们现在还在一起。这是我对年轻的夫妇的建议：不要成为对方的狱卒。

ESQ：你的小说里也经常写到婚姻，这是你一直都感兴趣的主题吗？

RF：也许是的。成功的婚姻，失败的婚姻，成败参半的婚姻，我确实经常写。我对婚姻有很多观察，因为我父母比 1940 年代的典型父母年长很多，他们彼此非常相爱，我又是唯一的孩子。我用父母的婚姻作为自己的范例。而且我认为婚姻是一切道德生活的实验室，婚姻中的一切困难、荣耀、缺陷、失败、成功都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缺陷、失败、荣耀和成功。它们不该被忽视，因为婚姻就是，两个人非常努力地在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共同生活。

ESQ：你本人的和你父母的婚姻是非常成功的，但在你最早的小说集《石泉城》里，你写了许多不快乐的婚姻。

RF：这一点你只需要看看你的四周。小说家或者短篇小说家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带着同情心注意到事情的人。我本人还有我父母的婚姻碰巧是幸福的，但我的岳父母的婚姻是非常不幸福的。你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想象你本人的生活之外的世界。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带着同情心去写那些我觉得重要的事。

ESQ：《石泉城》是你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它也奠定了你作为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就主题而言，你在书中写了很多孤独、失意的漂泊之人，他们常常处于失败的感情关系当中。你当时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主题感兴趣？

RF：虽然有自我重复的危险，但我还是会说，看看你的四周。那些就是美国故事。人们经常流动，人们感到居无定所，人们经常换工作，赚不到足够的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这么糟糕的人来当总统，因为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都觉得他们不被代表，沦为边缘，对未来失去了希望。

你的观察是对的。我寻找的是具有重要性的主题。这些人可能不是文学的常见主题，但我想要通过一些方式让他们成为文学主题——工人阶级的生活，那些你所描述的人的生活。我的目标是写出对美国读者来说足够好的文学。如果我实现了这一点，那么它对于中国读者、对于拉脱维亚读者、对于赞比亚读者都是足够好的。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

ESQ：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住在蒙大拿州，那些故事和这一点有关系吗？我知道你在美国各地住过，写过许多不同的地方和人物。

RF：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会尽量不要答得太过愚蠢的复杂。当时我和妻子克里斯蒂娜住在蒙大拿西部，不是说我注定要去写关于蒙大拿的故事，只是我当时刚好在那里。对我来说，地点并不是故事的起点。它是人物活动的背景，作用是让前景中的人物显得可信。但它并不创造人物，也不创造戏剧。

ESQ：那么，通常你是先去构思人物和故事吗？

RF：我觉得我最开始去想的不如说是一个句子。「我母亲曾经有一个男朋友叫格伦·巴克斯特」，这是《石泉城》里一篇叫《共产党人》的小说的开头。如果我写下了这句话，就需要有人去说这句话，它需要在某个地方发生，需要有一个母亲、一个作为叙事者的小孩还有一个男友。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先有人物、或是先有背景、或是先有故事，不如说先有一句话。

ESQ：但是这句话必须有某种特质，它必须要激发你的想象力。

RF：它必须要让我能够写出下一句话。那么下一句话就是：谁是这个母亲？这个男朋友是从哪里来的？发生了什么，这个小男孩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当我需要去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们就变成了小说的血肉。

ESQ：这句话需要是小说的第一句话吗，还是可以是小说里的任意一句话？

RF：这是一个好问题。冒着听起来很愚蠢的风险……我想小说必须有第一句话。有了第一句话，我就可以想象整个故事，故事的整个走向。第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一切，所以我会想尽办法拖延去写第一句话，直到我完全沉浸在了整个故事的材料中后才会去写。然后我就可以去写第二句话、第三句话、第四句话了。我写的不是段落。我选择词语，用它们来写句子。

在卡佛的影子底下

ESQ：我想谈谈「肮脏现实主义」，在 80 年代，这是人们常常用在你身上的一个标签。

RF：那时我还是个「小孩」。

ESQ：你喜欢这个标签吗？你觉得它是个合适的标签吗？

RF：我是开心的。只要它让人去读了我的小说，我就很开心。我的朋友雷蒙德·卡佛、托拜厄斯·沃尔夫和我，都是这件叫 作「肮脏现实主义」的愚蠢事情的一部分。但我们不在乎。我们很开心因为它让人们去读我们的小说了。我们过去常常开玩笑，因为我们都不觉得我们的小说有什么特别「肮脏」的地方。没人做了什么「肮脏」的事情。有时候人物会说一些脏话，但也就是这样了。

不过，「肮脏现实主义」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在四十年之后，还会有从中国来的人和我谈起它。它其实不过是《格兰塔》杂志当时的主编比尔·布福德（Bill Buford）突发其想的构思，用来将一些本来很难组合在一起的作家组合在一起。但它从此就留下来了，并且一直存活至今。但是你知道吗，谁在乎呢？

ESQ：除了不在乎，而且你似乎也没有被它所定义。

RF：我不会被它定义，因为它完全是一个从外部加到我身上的东西。有时候你会想，那些印象派画家知道他们是印象派吗？或者「垮掉的一代」知道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吗？我不知道。

也许他们不知道。杰克·凯鲁亚克和他的朋友们也许在嘲笑这个词吧。

ESQ：不过有时候，批评家也好，文学杂志编辑也好，是会对作家产生影响的。有时候作家会受到这些人的意见的左右。

RF：有时候他们确实会，虽然是非常盲目地。在「肮脏现实主义」被发明的四十年后，人们想起我时会想到我是一个写书的人，而不是一个试图追随某种模版或特定题材的人。这一点是很幸运的。我总是在从不同的地方寻找题材。我不认为我能很好地沿着一条事先划定的道路走下去。

ESQ：在雷蒙德·卡佛生前，你和他是好朋友。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会谈论写作吗？

RF：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卡佛在出版第二本书《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时候给我看了手稿，他让我给他提意见，我提了。我当时写的短篇小说也会给他看，他也会给这些小说提意见。但我们不是像在大学里上课一样谈文学，而是说，你读了这个吗？我们会说，我喜欢这个，或是我喜欢那一点。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笑。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一起钓鱼，开玩笑，做男孩做的事，虽然我们已经不再是男孩子了。我们会去猎鹅、钓鳟鱼，享受很棒的晚餐时光，一起欢笑。他那时候住在离西雅图不远的地方。他在纽约州的雪城也住了一段时间。

ESQ：这两个地方离得很远，你们会想办法见面？

RF：是的。后来，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间，他住在华盛顿州的海边的时候，我住在蒙大拿州的密苏拉，离他 800 多公里。但对于美国的司机来说，800 多公里算什么？我想对中国人也一样。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那是我生命中一段美妙的时光。我现在还会每天想念他。

ESQ：这是一段对你意义重大的友谊。

RF：是的，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对我那么好，那么慷慨。虽然我们的友谊只持续了 11 年，因为雷在 50 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后来变得很有名，非常有名，而他将他的这种名人的生活、将他巨大的运气与我分享了。他帮我找到了更好的编辑。他带我出席不同的活动。我那时候只出了两三本书，还不认识什么人。他在获得了世界性声誉的时候向我伸出了慷慨的援助之手。在那个时候我很安心于待在他的影子底下。

ESQ：你比他要年轻一些，开始写作也要晚一些。

RF：我比他小七岁。不过在你 30 多岁的时候，假如另外一个人是 40 多岁，这不是很大的差别。而且我们之间有一些共同点：

我不会把一个总体来说自由的人生变成一个被奴役的人生。

我决定我的工作时间。

因为我必须要从我本人这里获取最好的东西。我是我本人的主宰。

父母都是阿肯色州西部的人——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他们都离开了阿肯色西部去别处谋生、成家了。雷的父母去了俄勒冈，我的家人去了密西西比。所以我们差不多是了解同一种人生的。你之前在问我为什么喜欢写我写的那类角色，是因为这些人就是我的父母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对于雷来说也是。

ESQ：这一点在雷蒙德的作品中可能更明显？

RF：可能是的，但这是因为他没有我有过的那些优势条件。在我父亲去世后，我去跟外祖父母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生活得很好，在小石城有一家很大的酒店。作为外孙，我接触到了和父母生活时接触不到的另一种生活。我见识了一些东西。我不是说我是比雷更好的作家，因为我不是。但我知道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而且他的生命过早地结束了，不然的话他会改变的。他会变得更好。他会学到其他事情。你知道，现在他已经去世 31 年了。我的生命继续演进，但他却没有这种机会。

ESQ：想起这些是不是有些令人伤感？

RF：哦，非常让人伤感。我不是故作谦虚才这么说的，但是我知道，如果他还活着，那些我获得的东西就应该是他的，就不会给我。因为他在美国的文学与思想生活中占据了那么大的位置，当这个位置空缺的时候，因为我是他的好友，很多东西就来到了我这里。他死得太早了，这不公平。我得到了这些东西也不公平。但我接受它们并没有觉得不舒服。我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这就是那种关于明星的故事，有一天明星生病了，他的替身跑过来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了明星。

我是我本人的主宰

ESQ：在你第一本成功的长篇小说里，你写了一名体育记者。你自己也当过体育记者。不过我感觉你并不是经常写和你自己相像的人物。在这本书里你放进了自己的经历吗？

RF：我放进去的更多的是我的态度，而不是经历。当时的情况是，克里斯蒂娜和我住在普林斯顿，我那时基本想要放弃当小说家了，因为我写的两本书都不怎么成功。我就想，好吧，够了。我需要去工作。我问了一本体育杂志能不能去当记者，他们同意了。于是我写起了关于足球和拳击的体育新闻，这是两项我喜欢的运动。

但是杂志社很快倒闭了。我失业了，回到了普林斯顿。当时我在想，我人生中做的哪件事是没有完全失败的？写书啊，我想。或许我应该最后再写一本书。但我应该去写什么呢？我需要知道我的人物的职业，他或者她是怎么挣钱的。作为一个工薪阶层出身的小孩，这一点对我很重要。于是我想，我可以写一个体育作家啊。我没有让他去做我当时做的那些事情，但是我对当体育记者有一些态度，比如这份工作有多容易、多有趣，我把这些写进了书里。我不想写一本关于我的书。如果我的小说是关于我的，那么我就不够努力。我不够有趣，但我虚构的人物一定要是有趣的。

ESQ：在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去写关于弗兰克·巴斯科姆的这些书会成为一个持续终生的项目吗？

RF：我以为只会写一本书。然后我准备写一本关于一个父亲为了重启父子关系而带儿子去旅行的书。但后来我发现，所有我为这本书做的笔记，听起来都很像之前的那本书。这个人物听起来就是弗兰克·巴斯科姆。但是我想，哦，你不能这么做，你不是一个有这么大野心的作家，你不会写好的。但在说服自己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想，你知道吗，你已经被给予了这个声音了，你已经被给予了这样一个读者群了。在某种意义上，放弃和命运做斗争，去写一本相关联的书吧。所以我去写了。

ESQ：在第二本书里，弗兰克·巴斯科姆的变化很大，他不再当体育记者了，而是成了一名房地产经纪人。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职业。

RF：正是因为没有人注意到它，对我来说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因为当我注意到它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新东西可以给读者了。这里是一个你以为是隐形的、仅仅是功能性的人，但他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热心的、愤怒的人。

在我开始去写《独立日》、并且知道它也是一本弗兰克·巴斯科姆的书的时候，我又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他是做什么的？我不想又回去写体育记者了，已经写尽了。于是我想，我了解什么呢？我想到，我对房地产了解很多，和房地产经纪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其实挺有趣的。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他们去了别人家的房子里，进入了别人的生活。这是很妙的。而且，当时我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个题材还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探讨美国的文化、特别是经济文化。这是一个巨大的礼物，是我完全没料到的。

ESQ：我注意到，在这些关于巴斯科姆的长篇里，故事都是围绕着一个节日展开的。这是有意设计的吗？

RF：完全是的。当你思考那些长篇小说巨著的形式特征时，你会发现故事需要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我想到，如果我能将小说设定在一个读者已经有情感联系的时间，比如某个美国节日——独立日、感恩节、复活节——那么，组织小说的一个元素 就已经被解决了。当我在小说的第一段时说「这是 1998 年的感恩节」时，读者立刻就会对于感恩节是什么样的、1998 年是什么样的有一个智性的、情感上的共鸣。我认为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我最新的一本小说里，我把故事设定在情人节。这次故事在是明尼苏达州，不是新泽西了。

ESQ：在你 2002 年的短篇小说集《千百种罪》里，道德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

RF：这本书讲述的是人的失败。我的兴趣不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行动，这不是我人生的目标。我感兴趣的是讲故事，生动地展现当人们这样或那样行动时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我们理解道德的方式，不是强迫别人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去行动，而是去理解事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你这么做了，这件事会发生。

对我来说，这是我最能够接近道德的方式了。你在故事中可以做假设：如果你这么做了，这件事会发生。这是好事吗？假如你那么做了，那件事会发生，那是坏事或是应该后悔的事吗？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你和邻居的妻子上床了，这是坏事。但我想写的故事是说，是这样吗？如果你和邻居的妻子上床了，这总是坏事吗？我的想象力是打开的……

ESQ：你在寻找不同的答案，也是在要求读者对同样的问题做出不同的思考。

RF：我的方法是去写一系列的人的行动，然后看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在这本书的语境里，它探讨了很多和别人的妻子或丈夫上床的问题，有时候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会被习俗影响。我不会听从《圣经》告诉我们的话——如果你这么做了，那么你做了坏事，你会失败，会死，会下地狱。我的想象力会对我说，哦，这是真的吗？所以道德不是我告诉你好和坏。道德是说，我可以想象这件事会发生，你是怎么看的呢？

ESQ：也就是说提问更重要。

RF：小说家是去问那些重要的问题的人。小说家并不提供所有重要的答案。

ESQ：你的新小说集明年就会出版了，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呢？

RF：第一篇是 2003 年写的，2006 年写了第二篇，2008 年又写了两篇中篇。其他的六篇是 2008 年到今年之间写的。这本小说集比之前的创作时间都要长，但我一直都知道这些故事的使命是什么，为什么它们属于同一本书里的。我不希望一本小说集只是把理查德·福特写的十个故事放在一起。我希望有统一性，即便形式上不具备统一性，思想上需要具备统一性。

ESQ：你的工作时间是怎样的呢？

RF：我不想过分努力。我会早上 8:30 来到这间书房。我通常 5 点半起床，但我会花两三个小时，看报纸，喝杯咖啡，和克里斯蒂娜说话，和小狗们玩耍。我会在书房工作到 12:30。然后处理事务。大概 3:30 我回到书房，然后 4:30 或 5 点去健身。这大概就是普通的一天。我会工作四个半小时到五个小时，然后总是会以健身结束。

你知道，当我决定我不会当银行家、律师或是海军军官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了不要像他们那样工作得那么卖力。我不会把一个总体来说自由的人生变成一个被奴役的人生。我决定我的工作时间。有时候一连好几天、好几个星期我都不来书房，我一点都不愧疚，因为我必须要从我本人这里获取最好的东西。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怎么去做。在我认识克里斯蒂娜的 55 年中，她从来没问过我，你今天不工作吗？如果她这么问我会大怒的。我是我本人的主宰，我喜欢这一点。

本文由树木计划合作作者时尚先生发布

监制：新裤衩

执行：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