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报志愿的一瞬间 就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道路
我高中毕业那年，填报志愿是在高考之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多数学生并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分数线又是多少，平时成绩好的不一定敢报好学校，成绩不好的反倒敢报名牌大学。
高中生自己没有经验，家长、老师的参谋就显得非常关键和重要，我父母当时还分不清本科与专科、中专的区别，同时对我考什么学校和什么专业也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我能不能考上成为吃国库粮的城里人。
替我把关的是班主任崔宗汉老师。崔老师教课非常认真，水平也高，把政治课讲得很生动，声音洪亮，旁征博引，偶尔还说个笑话，学生们都很爱听。他对学生很负责，报志愿之前，专门召开代课老师会议，研究如何科学填报志愿才能提高录取率，特别是对学习好的学生，更要严格把关。
为防止我们填错志愿，崔老师让我们在志愿表上先用铅笔试填。当时我一心做着当作家的梦，觉得成为作家是件神圣的事情，因此我填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而且“不服从调剂志愿”。
当崔老师把表格发下来时，我发现我填写的山东大学被改成了山东师范大学，后面又列了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学院等几个本科、专科、中专学校。崔老师对我说，山东大学是全国重点，我的预选成绩在班里排第九，报山东大学录取把握不大，如果第一志愿录取不了，后面录取的学校就会很差，甚至还可能滑到专科学校去，不如报师范大学，只要过了本科线就能录取，将来像他这样当个教师挺好的。
虽然我很热爱，也很尊重老师，但因为我从小不爱说话，所以从未有过当老师的想法。在第二次试填志愿时，我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上了华东政法学院，可是表格发下来之后，我的志愿又被改成了华东师范大学，而周围一些学习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却报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我觉得崔老师偏心眼儿，老是让我报师范院校。一个同学却说：“老师认为学习差的报哪个学校都无所谓，反正也考不上，才懒得管我们，你们这些被改志愿的都是本科苗子。”而正式填报志愿的那天，我翻了翻备选的学校，一眼看到了武汉，就填上了中南政法学院，崔老师也没再对我说什么。
转眼到了7月6日，我和母亲住进了县城姨奶奶家，姨奶奶特意做了几个好菜为我壮行，可能是晚饭吃多了，热量散发不出去，浑身热得睡不着，母亲搬了把椅子坐到我床边，用芭蕉扇给我扇风。我劝她去休息，母亲说：“你安心睡吧，这么多年就看这三天了。”
我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发现母亲仍在给我扇扇子。起床后，母亲给我煮了十个鸡蛋，说吃十个鸡蛋考试可以十全十美。就这样，母亲给我扇了三天扇子，每天早晨给我煮十个“十全十美”，我也终于把高考的三天时间熬过去了。
考试一结束，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每人凑了2块钱，找了个小酒店喝啤酒，一个家住县城的同学发狠说：“今天回家后，我要把高中课本全部烧掉，再也不看书了！”我和几个同学都热烈响应，可是第二天回家后，面对保存完好的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本，我竟一时不舍得烧掉。
在家等待通知书的心情是煎熬的，过了二十多天，还没有一点消息，我心里也没底了。有天村里来了个收废品的，我正准备把前些天准备烧的课本拿出来卖时，邻居丁二哥兴冲冲跑来说：“我去城里赶集，到富彬的高中看了看，考大学的分数都贴墙上了，富彬的分数排在前几名。” 又过了几天，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崔老师和几个代课老师都替我高兴，说幸好没填报师范大学。母亲问我考的是啥学校，我说是法律本科。
假期时间很快，转眼间到了去大学报到的日子，我需要先搭乘汽车，然后再坐火车才能到武汉。为了把我送到汽车站，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母亲骑着从二叔家借的自行车，载着我的被子，弟弟骑着从五叔家借的自行车，载着妹妹，妹妹提着包，包里是邻居们给我的炒花生、煮鸡蛋。
一路上，我们遇到了许多父亲的熟人，因为父亲从16岁就当大队会计，几个村认识他的人很多，他们向父亲打招呼问：“老贾，您这是干啥去？”父亲说：“送大孩子上大学去，考到武汉了。”说着话就下车，也让我下车跟“大爷”“三叔”们打招呼。“大爷”问：“啥大学？”“中南政法学院。”
到了单县汽车站，父亲买了票，陪我一起上车。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汽车还没有启动，母亲和妹妹就在车下哭起来。单县一中的王同学也考到了中南政法学院，我俩都是法律系法学专业，在我们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就约好一起去武汉。送他去火车站的是他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哥，当我们抵达商丘火车站时，发现一天只有一趟早晨去武昌的火车，于是我们先买好第二天的车票，然后便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宾馆住下。
这是我第一次住宾馆，房间的场景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从窗户往外看，火车站广场的灯亮得晃眼。我看看车票，学生票半价七块五，就对父亲说：“您买张票一起去武汉吧，也坐坐火车，看看我的学校。”父亲说：“这次就不去了，以后还有时间。”我知道他是不舍得花钱。
我和王同学乘坐的是213次火车，从青岛开过来，早晨7点左右到达商丘站，父亲一直担心我们睡过点，5点多就起来了。而王同学的大哥买了两张站台票，一张给了父亲，他和父亲一起把我们送到站台上。当时正值暑假，火车上人特别多，车门口挤满了人，父亲把我推进车厢，又使劲把被子、行李塞进来，火车就缓缓移动了。我们一直站了12个半小时，晚上10点多到达武昌站。
一直以为大学四年时间很长，离毕业工作拿工资遥遥无期，后来才发现四年时间太短了，短得转眼间就毕业了，短得父亲母亲都没有去武汉看看他们培养的儿子上的大学是什么样子。毕业前夕，学校推荐我去珠海市中级法院工作，我赶紧给父母写信报告这一喜讯，说南方收入高，以后家里经济上再也不会困难了。隔了几天，收到父亲的信，说母亲希望我能回单县工作，次日，又收到家里的信，母亲说我到菏泽工作也行，菏泽离家也不算远。我写了封回信，试图说服父母让自己到南方闯一闯，但是信还没发走，父亲的信又到了，这次母亲给了我更加宽松的政策——只要回山东工作，到哪个地区都可以。
我把没发走的信扔进废纸篓，找到校领导说：“我想回家乡工作。”领导有些遗憾，问我想不想留校，院党委宣传部缺人。虽然我心里很想留校，但是考虑到不能够在父亲母亲身边，最后我还是谢绝了。离开学校的那天，我坐在火车上，经过长江大桥，看着滔滔江水和高高的黄鹤楼，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因为读了法律的关系，我得以到检察院工作，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很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所以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而报师范大学的几个同学毕业后分回单县一中，和崔老师一样当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有人说，人生漫长，关键只有三步：上大学，找工作，选对象。我觉得也许在报志愿的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道路。
编辑丨肖玲燕设计丨刘岩
文丨贾富彬
【来源：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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