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写作了伯特兰·罗素的《西方的智慧》？
1940年春天的一场诉讼中，伯特兰·罗素因“传播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被判有罪，因此丢掉了纽约市立学院的教职。由于战争，哲学家被困在美国，无法收到从英国汇入的钱，也不能在美国获得收入，还有3个孩子需要抚养。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述：“只有一个人用实际方式支援了我，那就是巴恩斯博士。他给了我一份5年合同，让我在他的基金会教授哲学。”
因此，1941年1月的头几天，罗素开始了在费城的新工作。授课地点在一间法国现代画画廊，“大部分作品是裸体画，与哲学研究有点不协调”。同时他还面临与难对付的博士共同生活的问题，“他需要所有人不断地奉承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是吵架”。这种伙伴关系维持了两年。到1942年12月底，博士以罗素工作不够努力，其课程“肤浅无趣”为借口解雇了他。
实际上，课程的笔记已经形成了《西方哲学史》前三分之二的内容，故而编辑也已经准备好支付书籍出版的定金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支付了2000美元，然后大赚了一笔。这本书成了最成功的哲学类出版物。1950年，在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官方授奖理由中也提到了它。
这是一次跨越了2500年思想史的巡礼，但罗素也有他的范本。尤其是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罗素认为“这个主题无法在一本更短的书籍或是几本互相独立的书中得到恰当的阐述”。
罗素的研究成果被集成一套厚达1200页的三部曲，公然挑战了亚历山大诗人卡利马科斯的名言：“一本大部头就是一场大灾难。”与不可弥补的大灾难不同，大部头的书籍是可以缩减的。罗素曾对吉本的书做过多次这类尝试，以持续为自己带来灵感。到了1959年，他又决定对自己的《西方哲学史》进行缩编。
如今，对大部头书籍的缩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完成。如果采取肢解的方式，原始文本会被编辑者大刀阔斧地删减，这些编辑只从外部决定删减哪里、删减什么，再对切口处进行缝合，对局部进行必要调整，使篇章总体协调。
但若采取的是内向重组的方式，则需要以缩略的方式将原始文本几乎全部重写，编者最终扮演了合著者的角色。这正是《西方的智慧》所选择的方式，罗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澳大利亚哲学家保罗·福尔克斯。
缩写的成果成了罗素长长的著作目录中一个独特的存在，这是他与其他人合作完成的唯一一部普及类书籍。另一个仅有的例外是与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出版于1910年到1913年间。
卡尔·斯帕多尼（Carl Spadoni）在《谁写作了伯特兰·罗素的〈西方的智慧〉？》一文中重现了这次合作的细节。斯帕多尼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档案馆的馆长，那里保存着这位英国哲学家的书稿。
大体上，问题的答案是：福尔克斯以《西方哲学史》为基础，实际写作了整本书，罗素在这期间进行了检查和注释。尽管删减部分的总量相当于原作的三分之二，这部缩减版依然篇幅可观。福尔克斯在序言首句引用卡利马科斯的话并不是偶然，不过他机智地指出，“在流通的灾难中，这还只是最轻微的一种”。
对比两本书的目录，我们立即能发现《西方哲学史》第一册关于古代哲学的三个部分，还有第二册关于基督教哲学的两部分，在《西方的智慧》中也有完全对应的章节。
而对有关现代哲学的第三册，作者进行了更多实质性的改编，改编篇幅占到了全书的一半。这是合理的，也回应了对罗素过多关注前笛卡儿哲学而忽略了现代哲学的批评。
更全面地说，一些评论家批评罗素写的并不是一本真正的通史，而是一部武断且有偏见的小说。他们在罗素的自传中得到了答复：“我接受但不认可没有个人观点的人，这种人不可能写出有趣的故事。对我来说，公正只是一种欺骗。”
忠于此原则的罗素，筛选了要谈论的人和事，提前实践了博尔赫斯在《英国图书馆》（La Biblioteca inglese，对应的英译本为Professor Borges）中的宣言：
我并不倾向于教授我的学生我所不了解的英国文学，而更愿意传递我对特定作家的热爱。更确切地说，对特定几页书的热爱。或者再确切一些，对特定几行文字的热爱。我想这就够了。一个人会先爱上几行文字，然后一页书，然后一个作家。
罗素著作的成功证明他了解如何与普通读者交流。正是他有趣的观点，或是他的风格使得《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的智慧》妙趣横生，后者尤为明显。我们来读一读《西方的智慧》里的一些句子。
· 曾经人们以为哲学家必须对一切都有所了解，这也许是错误的。但今天流行的观点是哲学家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这一定是错误的。
· 用独立的、不随大流的方式思考总是不稳定的。当人们将自己放在被认定拥有真理之人持有的偏见的对立面时，他就会真的面临危险。
· 大学的作用不是在学生的脑子里堆满知识，而是让他们形成批判性思考的习惯。
谈到批评，福尔克斯便考虑了业内人士对《西方哲学史》的批评。尽管在自传中，毫不悔改的罗素展现了自己的固执：“相对于《西方的智慧》，我更偏爱《西方哲学史》，因为在前者中我磨去了棱角，对激烈的表述踩了刹车。”他顺便补充，“但我喜欢后者的插图”，然而它们在意大利最近的几个版本中都缺失了。这不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50年前，在本质上依然是口语文化的背景下，图像可以提供一种视觉刺激，而在今天业已过度视觉化的文化背景下，它们的存在无非是增加了淹没文字的杂音。 不过，《西方的智慧》最主要的新内容是对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没有提到的哲学家进行介绍，包括索伦·克尔凯郭尔、奥古斯特·孔德、贝内德托·克罗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卡尔·雅斯贝尔斯、让—保罗·萨特以及马丁·海德格尔。
对福尔克斯来说，最大的困难显然是必须用罗素的方式思考和表达。但他极好地克服了这个问题，下面这个例子中对海德格尔尖锐的评论就是证明：
他的哲学极其模糊，使用的术语十分古怪。令人不禁怀疑他的语言本身正在反抗。
福尔克斯所使用的语言与罗素所有作品中的思想全无冲突，要知道，后者可是20世纪最高产的哲学家，也是最多人阅读的、最大众化的哲学家。在罗素的上百部著作中，《西方哲学史》以及作为其映像的《西方的智慧》构成了普及类作品的最高成就。所以，它们当得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前者做出的评价，《罗素自传》也转抄了这段话：
这是一本珍贵的书，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比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用来渗透久远时代和遥远思想的可人的新鲜感、独创性及灵敏度更值得赞赏。能因存在这样一位智慧、诚实、勇敢且敏锐的人而自豪，是我们这个如此贫瘠甚至粗蛮的时代的巨大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