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廷式：翰墨小事 亦与文章同关气运也

■图文廷式行书自作诗

■黎向群(著名书法评论家)

文廷式(1856—1904),字芸阁、云阁,一字道希,号纯常子。祖籍江西萍乡,生于潮州,长于广州。

文廷式是晚清政坛的一位风云人物。一直以来,他的事迹、词学为学界所关注。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他的书学思想和书迹,却不为世人所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华人德主编《历代笔记书论汇编》一书,将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各卷中关于书法理论的部分收录在汇编中并附有作者生平简介,这是较早关注文廷式书论的著作之一。

文廷式的书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纯常子枝语》卷一、二、四、七、八、二十、二十一、三十七。论及清人书法弊端、中国文字与世界各国文字区别以及陈澧书论等,论据充分,个人观点鲜明,切中时弊。

清代由于康熙、乾隆皇帝钟情赵子昂、董其昌的书法,因此,赵、董书法一统天下,馆阁体书法笼罩朝野,卷折之风盛行,严重压抑了文人的个性发挥。文廷式身囵其中,深受其害。他大胆地指出:“董书通颜、赵之邮,惟失之太华美耳。卷折之风不变,固无有能出其上者”、“董思伯书软媚,正如古人所谓散花空中,流徽自得者耳,不知何以主持本朝一代风气,然人材时势亦因此可见。翰墨小事,而亦与文章同关气运也”、“本朝试事,乡会场外皆重书法,故士大夫作字亦合规矩者多,而生趣逸气转不及明人也。道光以来,益复挑剔偏旁,苛责笔误,虽略合《说文》,唐宋以来相传之书法益尽失矣。”此言切中时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较好地提出了清代科举考试,发出“以主持本朝一代风气”、“翰墨小事,而亦与文章同关气运也”,更重要是关乎到国运的弊端呼声;二是清代书法的“生趣逸气转不及明人也”,指出清代书法生趣逸气不及明代书法,离古法渐邈的事实。

“中国文字下行,阿拉伯书左行,印度暨西洋各国书右行。然中国每字成文,虽旧习直下而令左行,右行书之,使通人读之,自能解也。惟直行之气长,故中国文字五千年不变;横行之气博,故西洋文字七万里可通。郑渔仲《通志·六书略》论便从云:‘人之体理从,故文字便从,不便衡。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从。故必而后能成水,必从而后能成火,必而后能成巛。’余谓:‘此既有文字之后,取其点画茂美耳。若庖牺画卦之时,则八卦非旁行不能尽错综变化之妙,实足为中国文字不必直行之证。’《说卦》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是旁行之义也。”从中国文字直行书写与阿拉伯书左行,印度暨西洋各国书右行作比较,引用庖牺发明创造了占卜八卦,创造文字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典故,说明“中国文字五千年不变”、“使通人读之,自能解也”,而西洋文字“横行之气博,故西洋文字七万里可通”的道理,得出了“则八卦非旁行不能尽错综变化之妙,实足为中国文字不必直行之证”的结论。

“师作篆,专以《琅琊台刻石》为法,平生临摹不下二千通。又云:‘《琅邪台》篆法之佳,犹意念所及,至于《石鼓文》之妙,殆非思虑所到。马定国、孙渊如诸人必以为宇文周物,未可遽信。’”

“师又言:‘王右军行草书,多合小学,且参用篆、籀。如‘我’ 字作‘我’,则用籀文;‘右’字‘有’字起笔作‘又’,则用篆体。其存六书本意,实较楷法为多。’(如‘隹’、‘佳’二字绝不相混。‘佳’必作‘佳’;‘隹’必作‘隹’。师云:“右军书,惟某帖误‘佳’为‘隹’,必赝本也。’)拟作一书以明之,因藏帖未备而止。后以属徐子远(灏),亦竟未成也。(余按:唐李嗣真《后书品》云:‘逸少加减太过。’考草书者亦不可不知。)”陈氏不仅指出右军行草书多合小学,参以篆籀,还指出某帖误“佳” 为“隹”,必定是赝本。

近几年书法界兴起学“王字”热潮,学者大多不知右军行草书,“多合小学,且参用篆、籀”。只得其形势,而不得其法。究其原因,岂不是轻视学习前人的经典与书论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