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圣经受圣经启示与古典时代历史写作三者之间有着许多差异

大家好欢迎来到迁西讲历史，圣经、受圣经启示与古典时代的历史写作，三者之间有着许多差异。前者的历史作品并非利用公余之暇进行的文学活动，也不受古典修辞规则的约束。虽然圣经兼具神话与史诗的庄严与崇高，以及狂喜的歌曲与个人的哀叹，但它也经常是素朴的与世俗的：人性（或神性）事物似乎与其不相违背。

尽管经常出现显赫的祭司与族长、国王与先知，圣经的核心其实关切着某民族以色列子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该民族在时间流转中的盛衰荣枯，宗教与历史紧密交织，因为上帝并非首要地是有永恒本质的神抵，而是历史的推动者。上帝无所不在的样貌完全不同于古典史学虔敬描述的命运、正义与天堂意志。

希伯来历史持续地受到神意的指引，它的写作甚至早于基督教，被视为受到直接神启，因此这当中没有对权威著作的比较，或尝试对彼此冲突的权威作品进行调和，也没有怀疑的表示或对探究的自豪：权威就是上帝自己。尽管圣经呈现了罪与报应周而复始的模式，其连同赎罪构成了圣经的整体模式，但圣经本质上仍是线型且具有方向的：较罗马崛起（与衰落）的主题有过之而无不及。

圣经有开始（亚当、挪亚以及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启示录》作为结束，而《启示录》的内容已预示于基督徒所称的旧约中。因此，圣经有开始也有结束：罪与之后的最后审判，而有些人可以得到救赎。在开始与结束之间，由作为中介的基督道成肉身将两者予以逻辑地与历史地联结起来，从八世纪开始，基督道成肉身就成了纪年的枢纽时刻：没有原罪，就没有历史。

摩西五经（Pentateuch)，希伯来圣经的前五卷，描述大约公元前两千年末期的事件，而其写作的时间则在公元前一千年上半叶，它于公元前一千年下半叶集结成书，成为我们今日看到的圣经正典，然而这些作品在当时未能影响犹太人以外的文化，直到基督教出现才有所改变。公元前二世纪，圣经在亚历山大译成希腊文，又称七十士译本，主要供犹太流亡者阅读，外界对此书仍兴趣缺乏。

基督教时代初期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以及公元一世纪的约瑟夫斯，两人向异教世界详细解说圣经，但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基督徒而未及于异教徒。随着基督教地位的巩固，圣哲罗姆提供的权威拉丁文译本，又称武加大译本（Vulgate)，也广泛在中古时代流通。

希伯来圣经被视为一个整体，基督徒视其为旧约，它具有相当的异质性，包含了上古时代各种文学文类：创始神话、民族史诗、智慧文学、谱系与列王名单、诗歌与祈祷文、律法与详细仪式规定、预言与神明发怒的持续警告（通常以象征的方式表达），不过当中没有希腊化世界著名的神谕遗址。希伯来圣经也有一些篇章带有“政治史”内容，特别是《撒母耳记》、《列王纪》与《历代志》。

不过从比较宽广的角度来看，希伯来圣经也具有非凡的叙事连贯性，它呈现人类命运与随后上帝选民的观点，从创世到人类因亚当的罪被逐出伊甸园，以及大洪水之后人类因挪亚而得以重生。之后是上帝的应许之地与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这点可以从上帝将他从埃及俘囚中救出得到明证；之后是犹太人在伟大领袖摩西带领下穿越荒野的旅程，上帝借由摩西之手将律法交给了犹太人。

犹太人征服并且定居于应许之地，也就是迎南地。这一切全被描述成与史诗交融的创始神话。随后几卷出现明显的转折，犹太人从神权变成了王权，并且与邻近民族发生冲突，其过程类似于罗马为了生存而战并且征服了意大利中部，然而异族通婚与同化却成了犹太人的威胁而非成就，因为它们破坏犹太人的一神信仰。

犹太人再度逾越律法规范，此时他们的行径毋宁是上帝降下洪水前的尘世居民，他们遭受第二次流亡，这次是在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的命令下前往巴比伦、耶路撒冷的圣殿，犹太人崇拜耶和华的中心，遭到摧毁。犹太人结束流亡或“俘囚”，返回故乡并且重建圣殿，这些是出自波斯王居鲁士的决定，他的帝国继承了巴比伦，《但以理书》曾经预言（不过是伪造的）此事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