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作家叶永烈去世 怀念那个为我们回答《十万个为什么》的人

叶永烈，笔名萧勇、久远、叶杨、叶艇，浙江温州人,1940年8月30日生，一级作家、教授、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叶永烈涉足儿童文学、科幻、科普文学及纪实文学等多个创作领域，曾任中国科协委员、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

叶永烈从11岁起发表作品，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了180多部著作。叶永烈还长期从事中国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叶永烈创作档案”，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研究的一批原始文献。

2011年，在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编撰过程中，《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赴上海，在叶永烈的家中采访了他，还原了这套畅销国内50余年的科普著作的创作历程。

（2011年，71岁的叶永烈在上海寓所。摄影/本刊记者 甄宏戈）

《十万个为什么》：你问故我在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543期

出版日期：2011-12-05

物理学博士万维钢一边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工作，一边在中文博客上发表科普文章，网名“同人于野”是他的另一个身份。11月3日，万维钢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邀请他为正在筹备中的《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撰稿，邮件是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少儿社”)编辑孙正凡发给他的。远在大洋彼岸的万维钢对于这个邀请感到非常兴奋，他没想到自己能成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这套曾经让他着迷的书伴随过他的少年时代，那时候他一直感到好奇的是：编写这本书的，究竟是一群怎样了不起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那么多有趣的知识？

叶永烈就是那群“了不起的人”之一，作为这套书的主要作者，他当年参加《十万个为什么》编写的过程，和万维钢眼下的经历有些类似：1960年5月的一天，在北大化学系读本科的叶永烈收到少儿社编辑曹燕芳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罗列了一些化学方面的问题，请他用通俗有趣的语言来回答。从此，这个当年北大理科生里的“文青”，不仅加入了《十万个为什么》的编写工作，而且最终成为知名的科普作家。

自1961年少儿社首次出版以来，《十万个为什么》已经诞生了5个版本，共发行1000多万套，累计超过1亿册。它不仅是国内第一套普及版的百科全书，也是国内影响最大、最畅销的科普读物。

一套有50年历史的“老书”正等待着新的问题：

“为什么有人向食物里加三聚氰胺？”

“为什么电脑键盘26个字母的排列是打乱的？”

“2012真的是世界末日吗？”

目前，《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的编纂工作正在筹备中，通过网络等形式面向全国的问题征集活动预计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问题”成了最大的问题

“‘地球是由几大板块构成的’，像这样的问题，不能再出现在新版《十万个为什么》里。我们提出来的问题，要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生动、有趣！”在新版《十万个为什么》动物分册的作者讨论会上，该分册副主编、上海科技馆原副馆长金杏宝手举着某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说道。

一位作者当即提出，“有的知识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讲，又没有特别好的方式来提出问题，这确实很难。”

“各位手上有一份问题单子，是我们今年5月份向上海一些中小学生征集的问题汇总。小朋友们提的有关动物的问题最多，经过整理，把重复的去掉之后，还有5000多个。以此作为基础，希望可以激发大家的灵感。”少儿社副总编洪星范介绍说。

“问题”本身成了当天讨论会的问题。一问一答，是《十万个为什么》开创的一种科普形式。“提出一个好问题，甚至要比答案还重要。”这是《十万个为什么》第1版至3版的编辑、少儿社原副总编洪祖年传授给洪星范的经验。

向小朋友们征集问题，正是第1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做法，但起初，洪祖年和他的同事们却走了弯路。

1958年，曹燕芳30岁出头，是少儿社三编室6位年轻编辑中少数成家的一个。她的小女儿成天缠着她问“为什么”：“妈妈，为什么会下雪？”“为什么星星会眨眼？”“为什么鸭子会游泳而鸡不会？”……孩子看见什么，就问她什么，还常常打破砂锅问到底。

此时，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专门针对少年儿童的出版社，少儿社已经出版了一些儿童科普读物，反响不错，但比较浅显，大多是只有一两万字的小册子。在当时，随着中共发起“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崇尚科学成为社会的潮流。在这个形势下，三编室的编辑们已不满足于一些小打小闹的图书。曹燕芳和同事们一起商量：干脆出一本能够回答孩子们所有问题的“百科”式的科普书！

曹燕芳的女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些“随便瞎问”的问题，最终能够促成一套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科普读物。

主意定了，书名又成了问题。办公室里有一块小黑板，每天大家想起来什么名字，就写在黑板上，不好就擦去。什么“你知道吗”“知识的海洋”……每想出一个名字，就有人说：“勿灵！勿灵！”(上海话，意为“不行”)

最终某一天，有人想起来，苏联作家伊林有一本科普书，名字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还是这个名字最好，于是决定借用。

洪祖年解释说，实际上，伊林这本书的原名叫《屋子里的科学》，由于书的扉页上印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的一首小诗：“七千个在哪里，五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国内出版社在1930年代引进这本书时，就借用了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将书名改作《十万个为什么》。

琢磨书名的同时，组稿也在进行着。一开始，大家本以为组稿很简单，直接找了一批师范学校的7名教师来撰写。谁知写稿竟用了一年时间，再等看到稿子，就更愁了：所有的问题都是按照教科书上的知识点提的，内容也不过是教科书的延伸，就连写作的语言也是教科书式的。

“这样的稿子肯定不能用”，编辑们看到稿子后意识到。虽然组稿不够成功，但大家心里对于这套书的想法，却更加明晰了。

当时，按少儿社要求，图书编辑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闷头编稿子，要与少年儿童们保持接触。洪祖年就在分别位于市区和郊区的两所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每个月都要去学校上几节课。和小朋友们混在一起，可以了解他们的喜好与想法，就比较容易策划出版一些孩子们真正爱看的图书。

洪祖年和一些同事因此想到，向孩子们征集问题。1960年下半年，三编室油印了1万份问卷，16开大小，打着横线，上面印着一句话：请你提一些你想知道的“为什么”。

利用各自的联系渠道，6位编辑发动起上海市几十所中小学、少年宫、少年科技指导站的孩子们来提问题。两三个月后，收回的六七千份问卷就堆满了两个大抽屉。

直到今天，洪祖年还记得孩子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人是不是猴子变的？恐龙是怎么灭绝的？……

“这些问题是孩子们永恒的疑问”，洪星范说，在正在进行的第6版问题征集中，他们发现，还是有很多孩子问了相似的问题。但是现在的孩子，视角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提的问题依然给予编者们很大的启发。比如，有的孩子问，“为什么哺乳动物的眼睛都长在前面？”这让动物学家一时都难以回答上来。

洪星范说，“我女儿和我一起看电视的动物节目时，就忽然问我，‘爸爸，为什么老虎总是单独行动，而狮子的出现总是一群一群的？’我当时就觉得，现在孩子提问的路数，已经和过去问‘为什么饺子熟了会浮起来’不大一样了。”

从叶永烈到科学松鼠会

“在实际编书的过程中，我们才发现，怎样写，也并不比提问题更容易。”少儿社自然科学读物编辑室主任岑建平感叹地说。

为增强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影响力，少儿社找来百余位院士参与编撰，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任总主编，18个分册每一分册的主编、副主编，都由院士或该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领衔。主要作者阵容里，也有不少有名望的科学家。

（上海市延安西路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部里，新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辑们在讨论稿件。摄影/本刊记者甄宏戈）

这也是借鉴了老版的做法。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茅以升、钱崇澍、苏步青……这些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界最富盛誉的名字，几乎可以在第二版《十万个为什么》的审稿人名单中全部找到，其中竺可桢、茅以升等还亲自撰写了某些条目。

在第6版筹备出版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科学家一接到邀请就很痛快地答应下来。韩启德对“领衔”重新编撰这套书就充满了热情。他1968年被分配到陕西农村工作时，就在农民家里看到过这套书。

但是，在3月31日的一次科学家座谈会上，也有人坦承，他们可以为内容的科学性把关，但亲自动笔写科普，恐怕还是有一定困难。“知道好的科普文章是什么样，并不等于就会写。”

在实际工作中，果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有的科学家仍是按照教科书的套路来写，岑建平只好发一些范文给对方，反复交流，“态度上很委婉，但对写作风格和文字，我们一定要做顽强的沟通”。

岑建平心里或许会羡慕曹燕芳那一代人。在编撰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时，曹燕芳想起来，她曾编过一本书叫《碳的一家》，作者是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名大二学生。那本小书文字活泼，风格清新。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可以为《十万个为什么》写稿？

曹燕芳想到的这个作者，就是叶永烈。叶从小就是个“文学青年”，小学时就在报纸上发表过诗作。高考时，他听说北大新闻系不容易考上，就报了化学系。在大学期间，他结合所学专业，开始尝试写科普文章，“结果比诗和小说更容易发表，投稿一投一个准”。

按照曹燕芳给的问题单，叶永烈挨个写了一遍，写完后，他觉得意犹未尽，还加了几个自己觉得应该列出来的问题。样稿发出去后，叶永烈收到的回信，是更多的问题。于是，就这样，叶永烈一口气写了化学分册173个问题里的163个，后来，又写了天文、地理、生物等其他分册的一些题目。这样算起来，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最早出的5本中，有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由叶永烈一个人完成的。

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1962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发给参加全国团干部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要求“每个人要从中学点知识”。

（《十万个为什么》第1版的画稿。摄影/本刊记者甄宏戈）

三编室收到了好几千封读者来信。有人提出了新的问题，有人对书里的解答提出疑问。叶永烈还记得，有人来信告诉他，在“重水是什么”这一节里，有关“重水在水里面的含量”这一数据不对。为核实这个问题，叶永烈还专门请教了北大化学系的老教授，一问才得知，原来世界各地的水，所含的重水比例是略有不同的。

为回应读者的热情，1964～1965年，1970～1976年，1980，1993年，以及1999年，在近40年的跨度里，少儿社又陆续出版了4版《十万个为什么》，叶永烈参与了每一版的撰写。

这套书在叶永烈人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当年和妻子杨惠芬谈恋爱，去杨家提亲时，送的礼物就是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叶永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一家科研单位工作。但他一心向往文学创作，到单位不满一个月，包里装着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就去了当时的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他敲开厂长办公室的门，报上自己大名，还没有来得及拿出书来，对方就高兴地说：“你就是叶永烈啊，我们正找你呢！”原来，上海科教电影厂当时正在拍《十万个为什么》这部电影，早就知道叶永烈是此书的主要作者，曾向北大要人，但没有成功。就这样，在那个人人需要服从分配的年代，在《十万个为什么》的“名牌效应”下，叶永烈如愿以偿地调动了工作。

如今，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撰，依然请了71岁的叶永烈出谋划策。在叶永烈看来，让科学家来写科普，有些不大“靠谱”。科技人员很难从专业的条条框框中跳出来，文字往往艰涩。“我当年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但曹燕芳编辑看出我有这个能力，启用了我。可见科普写得好的，并非一定是专家、院士。”

另一方面，也有支持科技人员搞科普的声音。钱学森就曾说过，“一个科技人员如果不能用通俗的语言，把他的专业知识向不在行的人讲清楚，那他的专业知识就没有真正学好。”但并非每一位科学家都是钱学森。况且，传统的科普创作队伍也在退化。第1版《十万个为什么》发现了叶永烈，但《十万个为什么》不断再版，叶永烈却从此“绝版”：此后4版再无第二个“叶永烈”涌现。叶永烈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最近他在上海举行了一场关于科普创作的讲座，原以为会有很多大学生来听讲，但结果却来了很多白发苍苍的退休工程师。

不过，数十名“科学松鼠会”成员的参与，为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为了加增强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对年轻人的号召力，洪星范把科学松鼠会的创办人“姬十三”也拉了进来，参与大脑与神经分册的编写。创立于2008年的科学松鼠会，借助于网络的传播，目前已成为国内科普活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网上很活跃的松鼠会元老“瘦驼”也参与了动物分册的写作。在那天的作者讨论会上，他第一个提出，要把保护环境与生态的思想贯穿在这一册的写作中去，“在环保气氛日益浓郁的今天，再单纯地解释什么是鱼翅、燕窝，就太不合时宜了。”

孙正凡也是一名老“松鼠”，他常常在豆瓣、果壳网等网站浏览各种科普文章，很早就注意到了“同人于野”这个ID。“万维钢写了很多解释数学原理的文章，写的通俗易懂，我们以为他是学数学的，就按他博客上的邮件地址给他发了个邮件，后来一聊才知道，他是学物理的。”

洪星范介绍说，除了百余位院士和科学松鼠会的助阵，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团队，既吸收了《十万个为什么》的老作者，也有海外对科普有兴趣的华人科学家，“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文革版”让人很“纠结”

第2版《十万个为什么》发行了200万册，有人说，有两本单册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毛选”。或许本可以发行得更多，但第2版出版一年多以后，“文革”就爆发了。

无可幸免地，《十万个为什么》作为“竭力鼓吹‘知识万能’的毒草”受到严厉批判。一本小册子这样写道：“(该丛书)博得刘记黑司令部的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胡乔木、胡耀邦等的‘钦定’和‘赞赏’……《解放日报》以头版地位发表了题为《培养孩子爱科学》的社论。众所周知，为一本书而发表社论的只有一九六O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而《十万个为什么》竟能与之并列，且声势更大……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少儿社三编室被撤销，编辑们都被送到上海郊区的“五七干校”种水稻，三编室主任王国忠被打成“走资派”。就连在上海科教电影厂的叶永烈也难逃一劫。一天，他回到家，惊讶地发现家里一片狼藉，他珍藏的第1版、第2版《十万个为什么》全套及相关书稿已经全都被造反派没收了。

尽管如此，在十年动乱中，《十万个为什么》还是出了一版。

1971年夏天，上海工宣队一位负责人找到王国忠说，现在闹“书荒”，书店没书卖，你把《十万个为什么》重新修订一下出版。于是，王国忠和三编室的部分编辑又回到了编辑岗位，只是少儿社当时已被撤销，作为一个部门并入了上海出版社。

“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以第二版为基础，删减了一些带有“封、资、修毒素”的问题，添加了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伟大祖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的介绍。书的封面进行了换装：由原来的“红与黑”变成了橘黄色，左上角是几位工农兵在红旗下高举“毛选”。

书里的内容也被“穿靴戴帽”，文章里常常会蹦出一段黑体字“语录”。比如，在解释“零毫无内容吗”时，就写到：“伟大导师恩格斯教导我们，零是任何一个确定的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

这样的“语录”还算应景，有时为了加强革命色彩就生拉硬拽。在“什么叫做比例尺”这一节，开头这样写道，“许多红卫兵小将……跋山涉水战胜重重困难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进行革命的串连。……小将们在长征中，常常用到地图。你知道地图上的比例尺是什么意思吗？”

一些对《十万个为什么》有感情的老编辑都没有收藏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甚至不愿意承认文革版的存在，但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少儿社原副社长李名慈却指出，在那个没有什么书可以读的年代，《十万个为什么》就是孩子们最主要的精神食粮，这一作用甚至超过了前两版。1978年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时，很多人甚至参照《十万个为什么》的某些内容考上了大学。

文革版《十万个为什么》在8年时间里也出版发行了3700万册。叶永烈在“文革”中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询问“银镜反应”的具体配方。他很久之后才想明白，那时人们结婚没地方买镜子，所以就想找块玻璃，按照《十万个为什么》的介绍，自己做镜子。

跨越50年打上时代烙印

在1980年出的第4版《十万个为什么》里，对于“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这么长”的问题，回答是“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但在第5版中，在这段话的后面，编者却话锋一转，“随着遗传学、基因学说的问世，这种说法受到越来越多科学家的怀疑。”

对此，李名慈解释说，建国初期，国内生物学界受苏联的影响，否认基因的存在，认为环境是影响物种的主导因素。但当时，上海正好有位在国际上也很有名的大科学家谈家桢，指出这一观点是错的。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使得前4版《十万个为什么》对基因都避而不提，在一些无法绕开的问题上，也只采用当时的“主流”观点。

到了1999年，新世纪版即第5版《十万个为什么》才首次正式承认了基因和基因的作用。有关基因的问题，在植物和动物分册中分别有好几条。

5个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第1版《十万个为什么》出版时，由于当时国人的科学素养普遍都比较低，提出的问题都比较浅显，有大量类似“饺子煮熟了为什么会浮起来”“水为什么烧到100度才会沸腾”“空气里面有什么”等这样较为简单的问题。

到了第5版，当时为了从科学上揭穿“法轮功”的谎言，编辑们煞费苦心，编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真的有第3只眼吗？”，另一个是“九星连珠会引起大灾难吗？”其实这两个问题，即使不考虑特殊背景，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有科学价值和趣味性。

至于第2版《十万个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是5个版本中较完美的一版。它是在第1版基础上的扩充，1980年出的第4版，也是以第2版为原型。但叶永烈认为，由于1964年已是“文革”前夜，第2版的文字与风格，已比第1版略显拘束。而文革版与第4版，则愈发呆板僵化。至于新世纪版即第5版，虽然它更新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在当时创造了一个销售奇迹，并获奖无数，但过分强调专业性，损失了一部分文学性和趣味性。因此，在他个人看来，抛开内容陈旧不提，第1版仍是至今难以超越的经典。

李名慈主持了第5版《十万个为什么》的编撰工作，他也最喜欢第1版。“可惜现在市场上已经很难见到了，少儿社资料室保存的也不全了，这套书现在的价格至少在5万。”

而在今天的新《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编辑们看来，《十万个为什么》除了要秉持人文精神，还应重拾科学精神的本义——开放与不确定性。“很多问题至今都没有确定的回答，比如恐龙是怎么灭绝的，有十几种学说。我们就应当如实地讲，而不是要给孩子们提供标准答案。回答本身也应当是科学的，开放的。”金杏宝说。

少儿社社长李远涛坦承，要复制过去《十万个为什么》的辉煌，是不现实的，毕竟全中国人都读一本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依然对《十万个为什么》抱有更大的野心，不能让“十万个为什么”这个少儿社的金字招牌继续沉睡下去，今后将开发“十万”系列衍生品，比如绘图版《十万个为什么》，以“十万个为什么”为名的杂志、网站、游戏等等。

不过这一切的根本，还在于新版《十万个为什么》究竟做到什么样。对此，叶永烈就指出，在上网一搜什么问题都能找到答案的今天，趣味性与文学性依然是《十万个为什么》最大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