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杜撰典故 欧阳修却说：他的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

北宋嘉佑二年，宋仁宗命时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的欧阳修为主考官主持礼部考试，试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就是要论述古代君王奖惩赏罚都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苏轼以“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为论点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经据典地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副主考梅尧臣读罢此文，唏嘘不已，感叹有“孟轲之风”，十分看重，当即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读后，也很赞赏此文，就是对文章中苏轼引用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感觉颇为模糊，想不起出自何处。但是又觉得这段史料对论点论述地严丝合缝，没有任何不妥。于是大笔一挥，点了这名考生进士第二名。

考试过去之后，欧阳修问苏东坡：“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哪本经书记载？我怎么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说：“我想当然而。”苏轼说，我想尧帝为人宽厚，司法官非常严格，他理政时期，自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这里就是苏轼故意编造出来的例证。其实尧与皋陶争论的事情，历史文献上根本就没有记载，苏轼是为了赞美圣人的宽容而一时耍出的小聪明。但它也是大智慧，因为后来欧阳修问及此事，苏轼就承认了自己的想当然。

其实苏轼也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有意编造出来的。这看似小聪明，其实也是大智慧。欧阳修听完苏轼的解释，不仅没有因为苏轼的杜撰而感到恼怒，反而大加赞赏，认为苏轼这个人善于读书，善于灵活运用知识，以后写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