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结盟 江青“迫不及待”攻击周恩来

在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共中央机构中，江青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本来，她已经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的第四号人物，如今却只是二十一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个！

不过，虽说江青“降位”，但王洪文却“擢升”。王洪文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的，诚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她一手扶植的一样。王洪文成了钓鱼台的新居民，成了江青的新伙伴。

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人核心”中，增加了一位重要成员——王洪文。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联盟”，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江青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周恩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成为风中残烛了：中共十大举行闭幕式时，在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已端坐于主席台上。散场时，直至代表们退尽，他才离开。毛泽东已经步履不稳，要由工作人员扶着走路。所以，在中共十大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镜头，也没有他退场镜头！虽说报纸上仍吹嘘他“神采奕奕”。

周恩来成了江青一伙的权力障碍。在江青看来，只有攻倒了周恩来，大权才能落入她的一伙手中——王洪文已成了她的“伙”中之人。

中共十大刚刚结束，在新的政治局里，江青就开始向周恩来发动攻击了。

那是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又一次访华。

周恩来虽已患病，尚能正常工作。他跟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这位戴着黑框宽边眼镜的基辛格博士颇为敏感，他后来在《动乱年代》一书中如此回忆：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

基辛格感到“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本来事实确是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一感觉，有其特殊之处。

基辛格当时并不知道，就连他写回忆录时也未必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

事情是由参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翻译引起的。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之前，召见了那位翻译，听取会谈情况。翻译在汇报时说及，周恩来对有些问题的意见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他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胆！

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11月14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

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张“刀子嘴”，也真是够锋利的了！

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

11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可，非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毛泽东却在来信上，写了一段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实际上是借“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了江青。

半个月后——12月9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出席会议，见他很不容易。会见外宾之后，把陪同的人留下来聊几句，成了那时毛泽东的特殊的跟主要党政领导人会面的方式。

那天，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他说的“这次会”就是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下去又说：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的话，挫败了江青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攻击。毛泽东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当主席，可谓一针见血。

此处要顺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倒是她俩常能见到毛泽东，常为毛泽东“传话”。

当时，人们把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和章含之称为中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在这“五朵金花”之中，由于王海容、唐闻生的特殊身世，成为两朵最引人注目的“金花”。

王海容跟毛泽东沾亲带故。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跟毛泽东算是师生。毛泽东见了他，喊“九哥”。1972年夏王季范病故时，毛泽东所送的花圈上便写着“九哥千古”。

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共，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海容生于1938年9月25日，湖南长沙人。她的名字是爷爷王季范取的，取义于林则徐的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王海容在长沙读完初中，于1952年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1957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学徒工。1960年至1964年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然后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1965年11月，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爷爷又与毛泽东交厚，很自然的，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也很信任。1970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她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翻译的，便是王海容（后来，在1974年11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王海容早在1967年，就已经为毛泽东“传话”。

那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对外交部的工作发表了一通讲话。这个讲话被印成传单，到处传播，人称“王八七讲话”。王力在讲话中，称外交部“运动阻力太大”，鼓吹要夺外交部的权，矛头直指外交部长陈毅。

王力的讲话发表后，外交部的“保陈派”们要弄清毛泽东对王力讲话的态度，便派出王海容去毛泽东那里“摸情况”。

据刘华秋回忆：

我们请王海容尽快设法摸清毛主席的反应。（1967年）9月24日凌晨四点，毛主席从南方乘火车回到北京。早已等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情况，试探他老人家对陈毅同志及王、关、戚的态度。当王海容说到王力“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主席针对王、关、戚问题，只援引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并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

早上六时多，王海容回到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我们焦虑地询问她毛主席究竟讲了什么话？她说：主席对王、关、戚的问题只引用了两句古诗。我们立即翻阅唐诗、宋词，一时没查到出处。我们认为这两句诗很重要，关系到王、关、戚的定性，无论如何要把意思搞明白、搞准。我提议去请教王海容的爷爷、毛主席的表兄及国文老师王季范先生。

上午十时，我们骑车跟随王海容到她家，将已准备好的白纸黑字向王季范老先生展示，请教“时来天地皆同立，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诗出自何处。王先生拿起铅笔，将我们抄写字条中的“立”字改为“力”字，并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厚厚唐诗，向我们指明了出处。我一看，原来出自罗隐的“筹笔驿”，全诗是：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我一看全明白了，匆忙抄下了罗诗，告别了王先生，风驰电掣般骑车回到办公室。

我们一致认定：毛主席援引罗隐这两句诗，寓意深长，耐人寻味，给王、关、戚作了“盖棺定论”。意思是说，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时来运转，红极一时，似乎天、地、人都协力支持他们，一切都很得手；但曾几何时，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好运不长，气数已尽，曾经不可一世的“英雄”，将要被历史的车轮压倒，成为得不到自由的阶下囚。结论只能是：王、关、戚快完蛋了。（注：《党的文献》1998年第3期。）

后来，“王、关、戚”果真下台了！这表明，王海容所传的毛泽东的话，非常准确！

唐闻生则出生于外交世家，唐闻生之父唐明照，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1971年，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未几，他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唐明照原名唐锡朝，1910年生于广东恩平，少年时代他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小学、初中，因此他英语纯熟。1927年他回国，不久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再度赴美，就读于加州大学历史系。1940年出任《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在美国，他与加州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张希先结婚。

五年后，当唐明照从外地回家之际，他的女儿出生于纽约，“闻父归而生”，取名唐闻生。正因为唐闻生从小在美国长大，所以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式英语。

唐闻生后来随父母回到中国，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她既擅长英语，父亲又是资深中共党员，因此当周恩来的英语翻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为外交部挑选高级翻译人才时，一眼就选中了她。从此，唐闻生进入外交部，并迅速得以重用，活跃于中国外交界，为周恩来、毛泽东当译员。

在那特殊的岁月，中国的特殊情况，王海容、唐闻生成了架设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一座“桥梁”。

前波未消，后浪又起。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又一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回，年已八十二岁、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忽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热点人物”。

郭沫若，中国文坛巨子，集学者、诗人、作家于一身，集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体，原本是中国文艺界活跃的人物。“文革”一开始，郭沫若便吃了一闷棍。荒唐岁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写过一首词《满江红》，内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这“东方白”遭到多方责难，理由是人人皆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这“东方白”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

吴晗的《海瑞罢官》，据云是“为彭德怀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写过许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这“翻案”乃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责为“大刮翻案风”。

1966年4月4日，面对种种诘难，郭沫若激动起来，说了一番激动的话：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康生从内部简报上见到郭老这番“慷慨陈词”，当即嘱令《光明日报》于4月28日公开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尴尬！

幸亏郭沫若跟毛泽东、周恩来交谊甚厚，总算在“文革”中被列入“重点保护”名单，免遭“喷气式”批斗。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岁月。

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说，《十批判书》中批判了秦始皇，这是极其错误的，是与毛主席的意见背道而驰。

不过，郭沫若顶了他一句：“我那时骂秦始皇，是针对蒋介石！”

郭沫若此言，顶得张春桥说不出话来。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2月10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钩”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借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1966年10月25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 （注：本书作者1988年11月3日对王力的采访。） ，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借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8月5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8月7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1973年10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牍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1971年7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1973年9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9月4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9月15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9月27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辩》、《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八十有二的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197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1974）3号”文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和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二件转发你们，供全国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中 共 中 央

1974年1月25日

附件：《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最近，江青同志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于1月13日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赠送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各二百份。随信还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份；（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份；（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份；（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一份；（5）读柳宗元《封建论》一份。并派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到防化连。谢、迟二同志1月15日到部队后，连夜向防化连全体同志宣读了江青同志的信，发了江青同志赠送的学习材料。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十分感动，正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认真进行学习。二十军党委除帮助防化连搞好学习外，并要求部队把学习江青同志的信，深入批林批孔，作为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大事来抓。

1月16日，军区党委接到二十军报告后，除连夜派员赶到防化连，请谢、迟二同志转达我们对江青同志的感谢外，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江青同志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我们决心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议军、议政，提起政治思想工作的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林批孔作为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深入批林整风的大事来抓，掀起一个新的批林批孔高潮，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推动战备训练等各项任务的完成。我们打算通过二十军防化连和南京路上好八连，并要求各军、师都抓一个连队，先学习江青同志送来的材料，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努力克服不善于抓典型，工作一般化的毛病。我们已将江青同志的信和我们的上述认识，向军区领导机关和各军的同志通了个气，要求他们对当前批林批孔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地分析，提出深入批林批孔的意见。军区定于2月4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学习江青同志给防化连的信，认真讨论深入批林批孔的措施，抓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抓好反修防修教育，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以上如有不当，请指示。

南京军区党委

1974年1月20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还附发了《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1月13日写给我部防化连全体同志的信和赠送的两百份批林批孔材料，已由谢静宜、迟群同志于到达军部的当天晚上面交防化连。收到您的信和材料后，我们和防化连全体同志受到很大的鼓舞，心情十分激动。

我们党委常委对您的信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一致认为，您的信不仅是写给防化连的，也是写给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是对我们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鞭策，它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深入批林批孔，抓好部队的思想建设。

江青同志，您在繁忙的工作中这样关心连队建设，关心战士的成长，使我们深受教育。防化连在我们身边，他们对批孔问题的反映，我们都看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军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我们对批孔的意义和批孔与批林的关系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去抓，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为了进一步贯彻十大精神，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认真解决部队在批孔问题上遇到的困难，经常委研究：

一、已将您的来信印发到全军各连，把您赠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除防化连人手一册外，分发给各师、团。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带动部队进一步提高对批林批孔意义的认识，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一个批林批孔的高潮。

二、军、师、团各级党委都要对部队的批林批孔形势作一次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找出问题，提出深入进行批林批孔的措施。

三、各级在批林批孔中都要深入实际，抓好典型。军党委拟在2月份由负责同志率领机关干部，深入一两个连队，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同时，进行批林批孔教育，认真抓好防化连这个点，总结经验，做出实际成绩来，向您汇报。

谨 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

1974年1月17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还附发了《二O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请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来的信和材料都收到了，我们怀着异常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对您的亲笔信连夜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正当我们在批孔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您在百忙中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战斗力量。您的来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建设的亲切关怀，为我们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决心反复学习您的来信，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深远意义。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把批孔作为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殷切期望，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知难而进冲锋陷阵，争当闯将。在斗争实践中，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防修反修的自觉性，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热情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以基本路线为纲，以您的来信为动力，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全面加强连队建设，做到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致以

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二O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

1974年1月16日

这一中共中央文件的下发，不仅给批林批孔添了一把火，而且大大提高了江青的威信。这时候的江青，处于异常得意之中。

江青把手伸进了部队。

1974年6月发生的一件小事，显示了她在部队中的胡作非为。

后来，据《军事博览报》所载《中国水兵飘带上的一场闹剧》一文揭露：

1974年6月的一天，舷号为“211”的新型导弹驱逐舰出厂才九天，就突然接到一纸紧急命令：迅速赶往天津塘沽执行一项重大任务。当这艘国产新型导弹驱逐舰以二十八海里的时速驶抵溏沽港后，舰长、政委才被告知执行任务的具体内容是：江青要乘该舰视察大港油田。

彩旗满挂，江青在纪登奎、于会泳等随从的陪同下登上了“211”舰的舰首。为表示“中央首长”对舰员们的最大关怀，江青发话要分三批与“211”舰的全体官兵合影。大家迅即做好了合影准备。参加第一批合影的水兵中有一个名叫张建华的，小伙子长得很帅，被安排在江青的身旁。如同其他水兵一样，张建华也非常喜爱自己水兵帽上的两条飘带。照相前，他悄悄将一条飘带拽到胸前。这条飘带不知怎么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忽然皱起眉头，顺手将张建华的水兵帽摘下，指着帽子上的飘带说：“这玩意儿是拿破仑搞的，是纪念诺皮尔的。这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边说边将飘带弄到水兵帽里边，然后敲到小张头上。

江青的话使准备合影的官兵个个目瞪口呆，但不管如何，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对飘带下的“指示”如此明确，而且亲自动手“果断”地处理，这无疑就是命令。可想而知，在这张摄于6月26日的照片上，“211”舰数百名水兵的飘带销声匿迹了。

很快，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无飘带水兵帽”问世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蒙冤两载有余的飘带才被“平反昭雪”，重新回到中国海军的水兵帽上。

“批林”也罢，“批孔”也罢，“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也罢，反正孔子已经死去那么多年，林彪也已葬身异国。江青为什么拿出那么大的劲头，批判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孔子和林彪？王洪文的话，泄露了江青的“天机”：“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那势头，真的有点像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斗谁呢？只要细细琢磨“江青写作组”抛出的“大块文章”，字里行间，已经点明了！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所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他把孔子写作“宰相儒”。当年，江青们在批《海瑞罢官》时，说吴晗“借古讽今”。如今，江青们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讽今！“宰相儒”指谁？不就是影射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据云“相当”于“宰相”！江青们玩弄的政治把戏，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发表在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上、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这不是明显地影射周恩来！文章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其实是影射周恩来。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报》所载“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特意描写了孔子“端起胳膊”，更明显影射周恩来。文中用一连串的话，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尤其是知道毛泽东写了两首诗批判他，郭沫若有点顶不住了。出于无奈，这位一代文学巨匠，史学名家，不得不写两首七律给毛泽东，承认错误。呈毛主席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劣隅。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视归趋。这简直是一首“忏悔诗”!郭沫若竟然把“批林批孔”运动比作了“春雷惊大地”!郭沫若在另一首诗中则称：“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即便郭沫若这么步步后退，江青仍不放过他。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自己也终于病情日见严重。1974年3月11日，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检查病情。15日下午病情稍好,周恩来就出院。当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阅积压的文件，达四小时之久。江青得知周恩来病了，大喜，求见毛泽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作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不料，3月20日，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此信全文如下：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毛泽东（19）74、3、20日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清楚表明：“批林批孔”他赞成，批“周公”他反对。江青仍一意孤行，因为周恩来已是她最大的“权力障碍”，非打倒不可。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地加重着：4月28日，发生缺氧病状；5月19日、23日、25日，相继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可是，他的工作是那样忙碌，三个月内由他亲自接待、会谈的外宾有：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英国前首相希思，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从1974年1月至6月1日，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外，工作日子达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有一次！周恩来沉疴在身，如此忙碌地工作着，还要遭受江青一次又一次的攻击。终于，在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五医院。从此，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江青知道周恩来住入医院，越发得意。6月22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跟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时，她要那个妇女改名“周克周”。江青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周’，克制他那个‘周’！”他那个“周”是谁？周恩来！文章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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