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蒋放年先生逝世16周年 重温《中国政协》文章：不仅仅是纪念

蒋放年（1949-2003），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华宝斋文化产业集团创始人。华宝斋现已影印出版古籍线装书3600多种，1800多万册，及时抢救了许多中华民族濒临失传的优秀作品，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蒋放年先生是2003年春暖花开时走的，至今已经十多年。

但新闻出版界的朋友相聚时，在接待外地朋友时，大家常常自然而然地说起华宝斋，说起华宝斋的创始人蒋放年先生。

浙江是民营经济很发达的地方，催生了一大批民营经济的精英，鲁冠球、楼忠福、宗庆后等等是他们的代表。他们是地方经济的先驱者，是率先吃螃蟹者，跑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是他们的形象写照。在这一大批企业精英中，蒋放年先生是佼佼者，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更是浙江企业家中的翘楚。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和执着，中国的古籍再生走出一条新路，产业与文化的结合，让华宝斋的名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鹊起，到上个世纪末，华宝斋已经成为富春江畔的一个文化品牌，成为浙江的一个品牌，乃至成为我国新闻出版界名声很大的一个文化企业，在中国古籍出版史上无法绕开他的存在。无论是中央领导到浙江视察，还是喜欢文化的人到富阳游览，总要去华宝斋走走看看，感受蒋放年先生所营造的文化氛围，萌生对文化的敬畏。

我与蒋放年的不期而遇是在省委宣传部一位领导的办公室里。记得是2001年，我在领导的办公室里汇报工作，说着说着，就听见轻轻的叩门声，门虚掩着，一位拎着一箱线装书的中年人推门进来了。领导马上起身，迎着进来的这位客人并且转过来，给我介绍说，“这是蒋放年”。我和蒋放年初次见面，握了握手，在办公室里，三个人聊了一会儿，蒋放年见我们在谈工作，就先告辞了。当时我觉得大名鼎鼎的蒋放年竟然如此实在，没有那种一出名就以为高人一等的阔人派头，更没有一富裕就忘记自己是谁的土财主腔调，同样没有做点与文化有关的工作就全身艺术起来！实实在在，依然本色。因为在没有见面之前已经听到太多关于蒋放年的传说，所以不期而遇一见面就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后来，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有一天，蒋放年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河坊街的华宝斋的门店要开张，是否可以让电视台去报道一下，这样的文化产业自然应该报道，我答应了。再后来，我听说蒋放年病了，当时我希望他会治好的。不料，当事业上蒸蒸日上的时候他竟英年早逝，让人痛心不已！

蒋放年先生像一颗流星一样滑过这个世俗的天空，留下一道耀眼的光芒。但他留下的财富不仅仅是物质的，而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执着和热爱，对发展文化的献身精神。正如沙孟海先生所评价的，他从事的是“蔡伦伟业”，体现的是“沈括高风”。记得有一年的春天，我去华宝斋文化公司调查研究，走进蒋放年先生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办公室、展室以及古文化一条街，深深感到他在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上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在蒋放年生前的办公室里，其子女似乎不愿意相信父亲已经不再来来办公了，依然保存着他生前的陈设。橱柜里放着多年前的各种各样的奖励和荣誉证书，虽然有些岁月的尘埃，但是透出来的光芒依然让人心生敬意！我们在蒋放年生前的办公室里听着新一代华宝斋传人如何继承发展的想法；我们走进华宝斋不豪华的陈列室，看到了陈列出来的一部分古籍书籍，这不仅仅是物质的书更是蒋放年多年来的心血，展现出对他中国古籍出版充满感情的热爱；我们更是看到蒋放年如何从一个农民一步一步地奋斗过来，为了中国古籍印刷的崛起，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而辛苦打拼。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经过多次大的战乱和全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许许多多的古籍遭受灭顶之灾，剩下的古籍又是几百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修复和保护，到了亟待抢救的地步。而以线装书传世的中国古籍印刷企业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似乎穷途末路，全国数得清的几家也是岌岌可危，谈何文化复兴？此时，蒋放年走上古籍造纸印刷事业的文化担当格外让人充满敬意！假如蒋放年不去从事古籍印刷出版事业，而从事其他产业，就财富而言，他依然是一方企业家，可能还会更富有一些，但是中国的古籍印刷，中国的文化保护，中国的文化积累方面可能是一大损失，甚至发展的时间还会延迟。在他之前，中国不少古籍印刷企业处在非常艰难的地步，大家对中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包括民间人士对古籍的整理出版认识并没有完全达到一致和一定的高度，古籍的出版仅仅在专业学术范围；而在他之后，古籍出版包括当代线装书的出版已经成为一种品位，成为出版的一种境界，在古籍整理出版之后，当代著作也加入线装书行列。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图片、书画等等也在古籍印刷行业蓬蓬勃勃的兴旺起来，尤其是浙江的古籍印刷更是走在全国前面，这些，虽然不能全部归功于蒋放年，但是，他为中国古籍印刷业发展的奔波，中国古籍印刷形势在竞争中光明灿烂起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我走在华宝斋古文化印刷一条街上时，我再一次体味到蒋放年的良苦用心和博大的情怀。由于担心中国优秀文化无人继承，他生前建造了这条街，不仅在于弘扬优秀的宣纸生产技术和祖国传统的文化，更是要让青少年了解中国这些曾经世界领先的文化。

蒋放年先生去世已经多年，但他的精神始终在新闻出版界流传着，激励着众多新闻出版人。今天我们纪念他，不仅仅是纪念，更应该是继承他的精神！一是他的那种历史使命感一样的文化自觉。他创办华宝斋，不是在办一个乡村企业，而是有一种历史使命驱使他去攀登文化的制高点，这个攀登本来属于国家层面的企业大亨，有着强大的财政支持，从从容容地去振兴中国的古籍印刷业，然而，历史常常是反过来的，恰恰是他，一个浙江的民营文化企业家来担当这个重任，所以蒋放年先生注定是要背负八十年代浙江企业家的那种“四千精神”的。当今时代，恰恰又正需要他那种无怨无悔的文化自觉。二是他不求财富的执着，才是文化发展的真正核心。其实当代中国赚钱的路有很多———这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老百姓的福音，但是文化产业并不是有产业就能赚钱，尤其是传统的古籍印刷出版这样的产业，更是如此。所以，蒋放年先生留下来的那种不求财富的执着，显得尤为可贵。三是他的文化情怀。在蒋放年先生奋斗的足迹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对古籍的钟情，对古籍印刷的认真，对当代作品线装书的积极探索；看得出，他没有沉浸在博物馆或者图书馆里，而是以开放的姿态海纳各种文化形态，这样的情怀同样也是当今发展中国文化产业所需要的。否则斤斤计较于小圈子文化、小范围文化、小家子文化，无论怎样冠冕堂皇，也是难以发展的。所以纪念蒋放年先生不仅仅是纪念，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认识他在中国文化复兴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了解他的文化自觉和执着，感受他的文化情怀，从而继承和发展他的事业，擦亮华宝斋这个文化品牌。

（钟桂松，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原载于《中国政协》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