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中国文人入仕的幸与不幸 看他们可贵的信仰和追求之美
在封建时代，而读书人从小学习的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其思想自然也以儒家思想居中。儒家思想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渴望求取功名，然后建功立业，实现人生抱负。为此，他们或通过举荐，或通过科举等途径走上官场，开始他们的仕途生涯，但在同样的选择下，他们的仕途生涯却千差万别，有的人飞黄腾达，然后步步高升，虽然偶尔人生偶尔有波动，但总体来说一生顺利，达到了实现理想与个人荣耀的双赢。而有的人却宦海沉浮，命运坎坷。所以，“学而优则仕”，对文人们来说，或许是幸运，或许是不幸。那么，透过文人幸运与不幸的仕途人生，我们能剖析出怎样的原因，又提炼出怎样的精神价值呢？
一、“学而优则仕”，文人人生幸运的大舞台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代孟郊脍炙人口的《登科后》，可以说充分描绘了古代文人考取进士，有了做官的台阶后无比欣喜的心情。如果走向官场后既能实现人生抱负，又能实现人生辉煌，对文人来说，就是最好的结局。唐代的张九龄，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张九龄是唐中宗景龙初年的进士，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是唐代有名的贤相，是仕途功名和文学创作上共同取得非凡成就的杰出代表，更是儒家思想在文人士大夫身上得到成功实践的典型人物。
张九龄幼时聪明敏捷，擅长写文章。9岁知属文，13岁能写出好文章后来在诗文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完全可以让他跻身开元时一流文人的行列。
张九龄的诗《感遇》12首中的其一和其二，名列《唐诗三百首》第一首，和陈子昂的《感遇》38首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其在诗歌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
比如《感遇其一》：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从这首代表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九龄善用比兴，托物寓意，感情真挚朴素而清雅脱俗的诗风。
再如张九龄的五言律诗如《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张九龄《望月怀远》
这也是张九龄的代表作之一，第一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高华浑融，意境雄壮豁达，为千古名句。整首诗语言铿锵，意境清新，寄兴深远，在平淡清丽中有浓厚的情感底蕴和艺术功力，细细品味，甚是动人。
张九龄不仅是出色的诗人学者，也是有理想，有美德的正人君子。
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引导下，他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登进士第，从此开始了多次担任地方官，又三度入京，最后任宰相的仕途生涯。在他病逝后，玄宗感念其昔日的忠贞，赠封为司徒，足见对其赏识。玄宗之所以对张九龄无比信赖和赞赏，主要是张九龄做官时为人极其正派，他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
比如姚崇为宰相时，为政有“缘亲是举”之弊，虽然姚崇德高望重，执掌军国大权，但任左拾遗的张九龄不惧其威望，仍然诚恳劝谏姚崇要“远馅躁，进纯厚”。姚崇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重新整顿吏治。
张九龄在主理朝政时，敢于直言向皇帝进谏，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大权在手的张九龄，丝毫不改其忠贞刚毅、正直无私，一心为国的本色。范阳节度使张守琏因为副将安禄山讨伐奚、契丹失败，捉拿护送他到京城，请求按照朝廷典章执行死刑。张九龄虽知道玄宗喜欢安禄山，但仍然坚决要求玄宗对安禄山处死刑，玄宗不听，放了安禄山，后来安禄山果然造反，玄宗后悔不已，此时张九龄人已逝去，玄宗于是更加怀念张九龄。
所以张九龄罢相后，玄宗每次遇到向他举荐人才的人，就会说“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足见玄宗对张九龄的赏识。
张九龄不仅理想远大，人品贵重，而且有出色的从政能力，这是许多“有报国志却无报国才”的文人不能比的。
张九龄才识过人，为政务实干练，是“开元盛世”著名的“三杰宰相”之一。
张九龄与宰相姚崇产生矛盾后曾回到家乡岭南一段时间，在这期间，他在请示朝廷同意后主持开凿了长约十几公里，宽约17米的“梅关古道”，使得交通大为改观。后人誉之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为唐代南北交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造福子孙后代。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岭路对他们来说是最快捷的通衢大道。
张九龄任擢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时，他奉旨代撰敕文，当着皇帝的面，不用打草稿，待皇帝说完意思后立马写就，为此深为玄宗倚重。在他的文集中，代皇帝起草的敕文多达114篇。
张九龄知人善任，对当时朝廷的人才储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一方面选取京城贤能之士到地方任职，跟进培养他们的行政能力，；另一方面及时选拔地方官到中央任职，这样的举措，促进和人才的流动和循环，为人才的新陈代谢和国家政局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正是基于张九龄的胸怀宽广和贤明有为，杜甫、王维、孟浩然等许多当时名人，以及后世的文人士大夫，都对张九龄称赞不已。
全面分析张九龄各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张九龄能在进入仕途后，实现文人无比向往的封侯拜相的人生幸运，又不因做官而消磨文学创作的激情和能力，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有理想、有品德、有才干，各方面都非常优秀，达到了文品、人品、才干的有力统一，所以在盛唐人才济济的朝廷里，站得住脚，行稳致远。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开元前期的唐明皇，还是比较贤明的，因此能有力支持张九龄，一路扶持他登上宰相之位，而且，当时的朝廷风气总体还是好的，姚崇等贤相留下的良好作风，还继续影响着朝廷的风气，所以张九龄能凭借自己出色的表现，达成人生抱负和个人幸运的双赢。
张九龄一生为官虽有波折，但却没有遭遇过于致命的打击，总体上来说是比较顺利，善始善终的，是令无数文人向往的成功典型。
除了张九龄之外，唐代的贺知章，后来的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也是“学而优则仕”后人生幸运的代表。他们用自己的生平所学，在造福社稷黎民的仕途中，成为在文学、品德、能力等方面令后来文人无比敬仰的精神领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有这样的好运，他们能凭借自己的才学而名满天下，或者一举高中走上仕途。然而纵然他们如张九龄一样德才兼备，各方面都优秀，也不一定有张九龄一样的幸运。在他们宦海沉浮的生涯中，后人赞叹他们卓越的人品和才学，却也悲悯他们不幸的遭遇。比如苏轼：
二、“学而优则仕”，文人人生不幸的炼狱场
客观来说，北宋是一个对文人高度厚待的朝代，尤其是苏轼生活的时代，但是，名满天下的苏轼，却算得北宋时遭遇最不幸的文人之一。
嘉佑元年（1057）年，四十八岁的苏洵带着其子苏轼、苏辙进京参加科举考试。次年科考，苏轼、苏辙同榜应试及第，名动京师。苏轼前半生的辉煌，也从此正式开启。主考官欧阳修、梅尧臣非常喜欢苏轼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不禁赞叹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等人的引荐下，宋仁宗见到了苏轼和弟弟苏辙，深感欣慰，高兴地说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从此，苏轼的诗文在京城流传甚广，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
嘉佑四年十月，在经历母丧，守丧三年期满后，苏轼与嘉佑六年应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
苏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年轻时就关注国家现实，立志在为国办实事中实现人生抱负。这同样从他的文章《教战守策》中能看出来。名动京城的苏轼不愿在舞文弄墨中做一个皇帝的“御用文人”，或者在朝廷的党争中耗费光阴，所以他多次自请到地方历练。按照苏轼的志向和才学，或许，他应该像张九龄一样在“学而优则仕”中走向人生的辉煌，但张九龄除了人生有几次小的波折，总的来说一辈子顺风顺水，而他却在仕途中，一次次走入不幸。
苏轼在评价自己的人生时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的，让苏轼真正走向达观的，正是这一次次的贬谪，但是，我们在看到贬谪成就苏轼非凡人生的同时，却不能因为这份达观，而美化贬谪，认为文人只有在贬谪中才能成就伟大，进而把我们的审美惬意，建立在这些可爱文人遭受不幸的基础上。事实上，谁也不希望贬谪，苏轼和历代文人那些贬谪后的达观，还有贬谪后写下的不朽之作，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蘸着血泪的倾诉，是带着镣铐的凄美之舞。
我们先从“乌台诗案” 说起吧。在乌台诗案中，连日的拷打、审问，难以下咽的饭食，无情的人格和精神摧残，让苏轼甚至想到了死，于是他便写诗给弟弟苏辙交代后事：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影视剧《苏东坡》中的苏轼
他希望如果自己死了，就让苏辙把他埋在西湖边。但他又觉得会连累家人，所以又不得不痛苦地活着。
到了黄州后，敌人们不想让他过得舒服，便处处监视，打击他，所以苏轼虽然有了自由，但日子过得很凄苦，这在他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是的，一代文豪不得不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还时时提心吊胆，害怕人监视他，更怕这封信会落到政敌的手中，给自己和朋友带来连累。在家人接来之前，他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工资被停发了，为了解决衣食，只能在黄州城东建东坡农场，亲自耕种解决温饱，从此他便自名为“东坡居士”。
到了惠州时政敌们还不放过苏东坡，他只有靠着自食其力，以及仰慕他的人接济才，度过无数难关。
苏轼前后遭贬谪路线图
到六十岁时，他又被贬谪到蛮荒的海南岛。在海南岛上，朝廷不让他住官舍，自己又一贫如洗，只能仍然靠人接济度日。想写诗文又没有笔墨，只能自己动手制作。
到了宋徽宗继位后大赦天下，风烛残年的苏轼才得以踏上返京的道路，到了靖江时，一代文豪再也禁不止这无尽的折腾而与世长辞。
纵观苏轼的一生，因为学而优入仕，更因为入仕而不幸。或许苏轼把一切看透得太迟，所以在无数次的贬谪中备尝艰辛，带着无奈在艰辛中走向达观。品味苏轼入仕后的不幸，可以得出以下原因：
1、恰遇改革，朝政多不宁
就像苏轼在应考文章《教战守策》中分析的，仁宗时候的北宋，看似百年无事，实际上危机四伏。一方面：内部冗官冗兵造成国家官僚体系和军队数量越来越庞大，朝廷和百姓负担越来越重，但行政效率和作战能力却反而呈下滑趋势。土地兼并，地主豪强的巧取豪夺造成阶级对立矛盾不断激化，只不过由于北宋高度的经济和文化繁荣，这种矛盾被暂时隐藏而已。另一方面，北方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不断壮大，时常骚扰边境，掠夺财富，并有向北宋内部侵入的趋势，而北宋朝廷耽于“澶渊之盟”后带来的安宁，仍然用不断向地方花钱买和平的方式，没有加强国防和反击强敌的长远打算。文恬武嬉，国民普遍的不思进取，造成从朝廷到百姓，都对各种危机没有清醒的认识，更谈不上对策。
在此环境下，仁宗时的志士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但因为没有得到皇帝的坚定支持和朝政反对派的无情攻击草草收场，刚刚露出苗头的革新之风，就这样被无情的扼杀，北宋又回到以前的局面。
而在地方任职的苏轼，自己苦心经营的改革努力，也因为朝廷和地方的掣肘而多以失败告终。
影视剧《苏东坡》中的苏轼
到宋神宗即位后，年轻的皇帝决心改变这一切，便极力支持全面变法的王安石上台。所以，苏轼那些平缓的改革建议，也被王安石所吸纳，自然成了王安石重点栽培的对象，因此被人定位为“熙丰党人”。但苏轼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弊端后、又不因王安石赏识他而放弃直言规劝。“拗相公”王安石不但不采纳，反而认为苏轼是绊脚石，对苏轼进行无情打压。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代表的元祐“守旧派”上台后，新法几乎被废黜殆尽。司马光爱惜苏轼的才学，拉拢苏轼为自己阵营的人，于是苏轼又被定位为“元祐党人”。但苏轼却又认为，新法虽有过失，然而其好处亦不容忽视，不能一概废止。这又招了司马光的忌，被当做“熙丰党人”再次贬黜。到后来以章惇为代表的“熙宁”党人上台后，苏轼又被当成旧党再次打压，此时朝廷正直的士大夫已经所剩无几，而蔡京等小人却个个飞黄腾达，他们更见不得才高又反对他们把持朝政的苏轼，因此苏轼再次被无情打击。
所以，苏轼生活在恰逢改革时时代，朝廷的皇权更迭，各种势力的此消彼长，在北宋重文轻武的宽容环境里，形成一股股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各种力量围绕改革前后相互攻击，造成朝政的紊乱和政策的前后不一，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做事只凭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的个性，自然使他不会因为政治斗争完全倒向任何一派，因此不论哪一派上台，苏轼都成了被打压的对象，这是造成苏轼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
2、无双国士，盛名遭人妒
陆游在《钗头凤》中写梅花时写道：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这句诗用来形容苏轼的遭遇，也是恰如其分的。在人才济济的仁宗到哲宗朝，苏轼不是因为水平低下遭人排挤的，反而是因为各方面太优秀，所以遭来众人的妒忌。这种优秀，让周围同样有名，或者无名的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是的，同样是人，凭什么你就名满天下，受到皇帝的恩宠，众人的追捧？羡慕嫉妒恨，这是一个经常在一起的连锁反应。所以，就像余秋雨说的：
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当这种嫉恨不断酝酿时，就会让嫉恨他的人逐渐有 “志同道合”的抱团效应。“乌台诗案”，就是这种效应的爆发点。
影视剧《苏东坡》中经历“乌台诗案”的
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轼名气太盛，招致吕惠卿、舒亶、王珪、李定、沈括等一群人嫉恨。他们以苏轼在湖州任上的一首诗为依据，不断炒作和发酵，最终把苏轼送进御史台监狱。好在极力推广新法的宋神宗并不昏聩，所以在朝中一些正直之士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下，苏轼得以保全性命，被发配到黄州任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发生的时代，正是中华文化大繁荣的宋代——文人地位高度提升的宋代，但苏轼的遭遇，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现象，那就是无论文明如何发展，人性的卑劣和丑恶，在制度的局限下，只能被文明所包装和压制，却难以彻底消亡，并随时爆发出可怕的能量。
3、 秉性难移，真纯世难容
从黄州开始，苏轼的人生，基本上就在反复贬谪和外放中结束。而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因为改革前后的朝政不宁，苏轼过于名显遭人妒忌之外，还与苏轼真纯难改的本色有关。
苏轼是一个心中有国家、有百姓的真君子，所以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被贬到地方后，仍然一心一意为百姓做事，而不在乎他的这份热情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这在他初入仕途的凤翔府签判任职上就表现得很具体。
在凤翔时，他把他给朝廷的《进策》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在这里一心一意地落实着。三年的凤翔任职，他改革衙前之役、查决囚犯、赈济灾害、修筑东湖，都是苏轼为凤翔人民做的实事好事。可以说，凤翔是苏轼政治生涯的起点，让胸怀“致君尧舜”理想的书生完成了从纸上谈兵到实战演练的蜕变，仕途的历练让苏轼的政治主张开始走向成熟。
但苏轼做这一切时，丝毫没有考虑朝廷的权贵们怎么看，会触动那些人的利益，所以当他把亲眼所见的现象和改革的对策向朝廷献上时，自然会遭到权贵们的打压。
影视剧《苏东坡》中的苏轼
后来在徐州、在密州、在杭州、甚至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苏轼都一门心思投身为百姓办实事中，他不仅爱干事，更会干事，是一个出色的干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流芳后世是对苏轼最好的评价。如徐州治水、密州赈灾除盗、杭州疏浚西湖，黄州救助弃婴、惠州造桥，建公立医院，引水、儋州教化生民等，都是苏轼做出的杰出贡献。但苏轼入仕本不为做官，所以并不懂为官之道，不会韬光养晦，更不会左右逢源，因此他给百姓做得好事越多，敌人对他的嫉恨就越严重，打击就越厉害，而他或许不知道这一切，或者知道了也毫不在乎。
而且，苏轼从不会虚伪，更不懂和不屑厚黑之术。比如贬谪惠州时，他因为高兴，写下《纵笔》一诗：
白头消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朝廷的权贵们本来想着让苏轼从此彻底消沉，最好自己走向毁灭，但他达观的个性，却让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人生的活路。小人们见不得美好，苏轼活着，就是一面镜子，映照着他们的丑陋，所以他们便不遗余力地一再打击苏轼。
他们见苏轼在惠州还过得如此惬意，那就再贬，他又被贬到了海南岛，从此再无缘京城。
苏轼的可爱和可敬，正在于此，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但不改其率真本色。这也是苏轼虽不容于当时，却流芳后世的真正原因。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苏轼能在一次次遭贬谪活下来，的确要感谢宋代对文人宽容的政策环境。但其它朝代的许多遭贬谪的文人，恐怕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文人因为“学而优则仕”后，像张九龄一样走向成功，实现文学创作和功名荣耀双赢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像苏轼、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秦观、辛弃疾等一样的不幸者。他们在不幸中，把高贵的精神、真纯的性情，不朽的贡献永远写在历史中，成为文人士大夫汲取不尽的精神养料。这种不幸，既是后人对他们的赞歌，也是对那些造成他们不幸的封建制度、文化糟粕、人性丑恶等无情的嘲讽。
有志难舒的辛弃疾
所以，我们将文人“学而优则仕”后，以张九龄为代表的人生幸运者，苏轼为代表的人生失意者进行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文人们在儒家思想的召唤下，普遍具有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而他们在学养、人品等方面具有的美好精神底色，使得他们在皇权政治下，并不谙熟，或者不屑于察言观色、左右逢源，又不能像真正的政治家，用极度的坚韧来积蓄力量，厚积薄发。所以，纵然他们才学出众，能力过人，入仕后人生是否幸运，能否在更高的舞台实现更大的人生抱负，不仅取决于他们个人能力和素养，更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和朝廷气氛的好坏。说白了，他们到底还是文人，哪怕有从政的品行和能力，但终究不是政治家，进入仕途后或幸或不幸，完全由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
所以，像吕惠卿、赵孟、钱谦益这样的文人，虽然也名满天下，入仕后也曾有人生得意的辉煌，但要么热衷于政治，撕掉可贵的美德面纱；要么卑躬屈膝，甘做统治者的奴才，早已失去了中国文人的底色，算不得真正的文人。而比之于他们，选择用归隐保持人生率真和自由的陶渊明，干脆不入仕的王冕、金圣叹等，却倒有很多可爱和可敬。
但是,无论“学而优则仕”后幸运，还是不幸，永远让我们感动和敬佩的一点就是，传统文人们用他们执着的选择，体现了他们的人生风范之美好。这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让后人在品味文人的仕途人生时，会不自觉地被这份信仰的可贵，这份追求的执着，这份率真的可爱所感染，在商品化的时代，仍然相信有一种高贵，不仅存在于先贤的故事里，也传承在我们的文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