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大家”丨著名美学家叶朗：美指向高远的人生境界

“美是人在审美活动中情景相融而生成的意象世界”

问：关于“什么是美”，您研究提出了“美在意象”的理论框架。请和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叶朗：对“美本身”或者说美的本质的问题，讨论由来已久。从古希腊起，几千年来西方学术界一直延续着探讨和争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也有一场美学大讨论，“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各种观点百家争鸣。但总的来说，到了20世纪，美的本质研究逐渐转变为审美活动的研究，从主客二分的模式逐渐转变为天人合一的模式。

“美在意象”这个命题，最早由朱光潜先生提出。在1932年出版的《谈美》这本书的“开场白”中，朱先生就指出：“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后来我对它进行了阐发。这个命题的主要观点在于，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外在于人的“美”，也不存在一种实体化的、纯粹主观的“美”。美是人在审美活动中情景相融而生成的意象世界。美离不开人的审美活动，离不开人的心灵的创造。

有这么两句话，大家可以结合起来理解。一句是，唐代柳宗元说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意思是，自然景物要成为审美对象、成为“美”，必须要有人的审美活动，要有人的意识去“发现”“唤醒”“照亮”它，就像“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另一句是唐代马祖道一禅师提出的命题“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不是单独存在的，对应于“色”，才显现出“心”的存在。譬如，梅花的显现是因为本心，本心的显现是因为梅花。

美在意象的命题，实质是恢复创造性的“心”在审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宗白华说，“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心”是照亮美的光之源，正是在这个空灵的“心”上，宇宙万化如其本然地得到显现和照亮。

“一个有着最高人生境界的人，必然追求审美的人生”

问：您经常说“审美活动对人生的意义在于提升人的人生境界”。人生境界是哲学上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审美活动为什么能提升人的人生境界？美学为什么这么重视人生境界？

叶朗：正因为中国美学特别重视心灵的创造作用，所以非常重视引导人们去追求心灵境界的提升。中国美学认为，审美活动可以从多方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但审美活动对人生的意义最终归结起来是引导人们形成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

人生境界，古人常用“胸襟”“胸怀”“气象”“格局”等来形容，看着好像是“虚”的，实际上别人能感受到。冯友兰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第一次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蔡元培，一进去，就感到蔡先生有一种“光风霁月”的气象，而且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人生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日常生活、工作或事业以及审美和诗意的层面。前两层是功利的，最后一层是超功利的。审美活动尽管没有直接的功利性，但却是人生必需的。人的一生当然要做一番事业，但人生还应该有点诗意，有审美这个层面。一个有着高远人生境界的人，必然追求审美的人生。反过来，正是在有意识地追求审美过程中，人们能不断拓宽胸襟、涵养气象，提升人生境界。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人生境界，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或者说具有什么样的深层心态和风格。处在物质极为丰富的高科技时代，我们依然要重视人生境界、重视精神生活。这种精神生活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给我们的人生注入了严肃性和神圣性。一个有着高远精神追求的人，能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发出对宇宙人生无限的爱。

“培养时代‘巨人’，需要加强美育和艺术教育”

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关心美育工作。2018年8月，他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强调做好美育工作。2018年9月，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我们为什么要重视美育工作？

叶朗：我们所处的新时代需要培养大批的杰出人才、拔尖人才、国际一流水平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谈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一批“巨人”，并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提到我们文化艺术领域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高峰”必由“巨人”来创造，这就需要培养杰出人才。

从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说，美育、艺术教育、人文教育好像没有直接作用，但从思维能力方面，从热情和性格方面以及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这正是美育、艺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独特功能。偏重于知识灌输、技能训练，往往会忽视心灵教化和人格培养，不太注重引导青年去寻求人生意义和价值。如果古典课程、人文课程、艺术课程得不到足够重视，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就会被压抑，人的同情心、道德感、审美感难以得到启迪。大学者、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不能只局限于专业知识和技能，应该有高远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修养、广阔平和的胸襟，有丰富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的学养，有深厚的人生感和历史感。

美育和艺术教育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美育可以使人通过审美活动超越“自我”的有限性，激发和增强人的创造冲动，培养和发展人的审美直觉和想象力，使人具有一种宽阔、平和的胸襟，这对于一个人成就大事业、大学问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钱学森先生和季羡林先生在晚年一再强调，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杰出人才，我们的大学必须实行科学和艺术相结合。

“一个人如果远离经典，老是读三四流作品，格调会慢慢降低”

问：您多次提出要读经典、研究经典，通过经典和最伟大的心灵对话。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读经典的意义在哪里？

叶朗：文化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最高智慧和最高美感的结晶，这包括哲学经典、历史经典、文学经典、艺术经典等。文化传承和文明发展离不开经典。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引用拉法格的话说，“马克思每年要把埃斯库罗斯（古希腊悲剧作家）的原著读一遍”“而他恨不得把当时那些教唆工人去反对古典文化的卑鄙小人挥鞭赶出学术的殿堂”。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我们留下的重要认识判断和文化传统。

俄国19世纪哲学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小说《怎么办》，在当时影响很大，因为小说中写了那个时代的几位新人物。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名叫拉赫美托夫，这人读书有一个习惯，只读经典著作，例如文学就读果戈理，物理学就读牛顿。他说，其他一些著作，我只要翻一下，就知道它们是经典著作的模仿，有的是很拙劣的模仿。正因为他十分重视读经典著作，所以在同样的时间里收获比别人大、进步比别人快。

一个人如果远离经典，总读三四流作品、看低俗演出、听低俗音乐，就会让那些东西把自己框住，自己的情趣、格调、眼光、追求等也会慢慢降低。经典是一种熏陶，一种潜移默化。一个人读的书、欣赏的艺术构成一种精神文化环境，它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

我经常引用俄罗斯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的一段话。他说，小时候母亲要他读《战争与和平》，并且告诉他那些段落如何写得好。这样，《战争与和平》就成为他对艺术品位和艺术深度的评判标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办法阅读垃圾，它们给我以强烈的嫌恶感”。这就是文化的熏陶。

问：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来读经典？

叶朗：对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要精读。熊十力先生曾经说，过去一些名人传记往往称赞某个人一目十行，其实这种人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名士，很少能成就大的学问。读经典著作不能求快，相反要静下心来读，放慢速度，充分消化，把书中有价值的东西充分吸收进自己的头脑。 熊十力先生还期望年轻学者养成读经典著作的习惯，“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作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

读经典著作和大师的著作，要善于抓住书中最精彩的内容，抓住最有原创性、最有启发性、最有包孕性的东西，关注作者在学术研究和探索中提出的新见解、新理论，特别是在理论核心区域提出的新概念、新命题。

“文风问题是个大问题，须得简洁、准确、通畅、有情趣”

问：您很关注大学生文章写作，特别关注文风的问题，2012年您曾选编出版了一本《文章选读》，力求“造成一种新风气”。历史上文选很多，您为什么要编这么一本书，提倡一种怎样的文风？

叶朗：文风问题是大学生写作中的一个大问题。很多学生不擅长写文章，也不注重学习写作。最常见的毛病，从文字来说是不简洁、不准确、不通畅，从内容来说是不善于提炼思想，没有情趣。这样的文章读起来就没有味道，如同白开水，有时叫人读不下去。

我国历史上有不少人编过文选，他们编文选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提倡一种文风，提倡一种趣味，我们今天编文选也有这个作用。所选的76篇文章，主要是我认为中国现当代作者写得好的文章，古人和国外作者的文章也少量选了一些。每篇文章后面，我都用“编者按”的形式写了简短的评语，目的是提倡一种简洁、干净、明白、通畅、有思想、有学养、有情趣的文风。

文章要力求简洁，干净利落。不少同学写文章有啰唆的毛病，拖泥带水，一句话来回重复说。有次一位同学交给我一篇文章，其实只有一段话的内容，但他写成了三页。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简洁是我们应该追求的风格。有一年，一家报纸的副刊约我写几篇专栏文章，每篇限定500字，不能多一行，也不能少一行。开始我觉得这种500字的文章很难写，写了几篇，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一般我们的文章最短也有一两千字，你要在500字限度内把一个问题说清楚，就要极其简洁、精练。要把多余的枝杈统统砍掉，但又不能砍得光秃秃的，只剩一根干巴巴的树干，一点味道都没有。这就像篆刻艺术，只有很小一块地方，但在方寸之内，要有海阔天空气象。所以我建议大家也不妨试试写这种500字的文章，它可以推动你提炼思想、提炼文字，帮助你形成一种简洁的风格。

文章要通畅易晓。近20年学术界有少数人喜欢用一种艰深晦涩的句子，写一种谁也读不懂的文章。过去人们说，哲学家是把大家不懂的、深奥的道理用大家都懂的话说出来。现在有的人正相反，把大家都懂的道理用大家都不懂的话说出来。他们以为这样可以显示学问，却不知走入了一个“以艰深文其浅陋”的误区。“五四”以来人文学科的一些大师，如蔡元培、胡适、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他们的文章都极其明白通畅，毫无艰深晦涩的影子。明白通畅并不妨碍他们表达深刻的思想。像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文字，极其准确，极其简洁，同时又明白通畅，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些大师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要有一种适度感和分寸感。文章中的议论、感想、引经据典，都不要过度，正所谓过犹不及，过度就成了装腔作势、卖弄才学。生动过度就成了油滑，尖锐过度就成了刻薄。我们有时看到成名作家也难免犯这种毛病，所以更应该引起警惕，注意掌握分寸。

文风问题，不仅是一个文章技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胸襟、气象和精神境界的问题。我编这本文选，就是希望读者学习写文章的同时，感受文字背后的精神魅力，拓宽自己的胸襟，涵养自己的气象，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北大有一种人文传统，把做学问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问：您1955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当时，系里哲学大家云集，包括冯友兰、汤用彤、朱光潜、宗白华、张世英等。在和这些大家求学、交往、共事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这里面体现了北大学者怎样的精神传统？

叶朗：早年在北大念书，后来在北大工作，我感到北大有一种人文传统，有一种精神氛围，那就是把学术研究看作是自己精神的依托、生命的核心，把做学问看作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熊十力先生说过，为人不易，为学实难。就是说，做人不容易，做学问更有难度。后来，熊先生的学生牟宗三先生，做了解释发挥：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学问你都可以做的，这个学问必须进到你的生命的核心里去，不是自己的生命所在的地方，就没有真学问出现。

北大的很多前辈学者，他们到了晚年八九十岁高龄，生命力、创造力依然十分旺盛。朱光潜先生80多岁的时候，还连续翻译、整理出版了黑格尔《美学》两大卷三大册。黑格尔的《美学》涉及西方文化艺术极其广泛，很难翻译。当年周恩来总理曾经说，翻译黑格尔《美学》这样的书，只有朱光潜先生才能“胜任愉快”，这是很有道理的。此外，他还翻译有歌德的《谈话录》和莱辛的《拉奥孔》，加起来120万余字。这是何等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冯友兰先生90多岁的时候，学生们去家里看他。他说我现在看不了书了，只能在脑子里温习以前的书，但这种温习也可以发现新的东西。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人类的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几千年不灭地在燃烧。它为什么不灭呢？这是因为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添加进去，才使这笼真火不灭。”学生问：“为何呕出心肝？”冯先生回答：就如春蚕吐丝，“欲罢不能”。

“欲罢不能”四个字非常好，它体现了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也可以用来概括北大的人文环境和精神氛围。这里的“欲罢不能”就是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献身精神，就是对高远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我们要维护这种传统，并传承下去。

“美育不仅仅是开几门课，更在于营造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

问：您认为应该怎么来做好美育工作？

叶朗：对于一所学校来说，美育不能理解为仅仅开设一门或几门美育或艺术类的课，应该是注重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氛围。对于社会来说，也是这样，特别是大众传媒，应该重视自己的人文内涵，传播健康的趣味和格调，引导人们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这是美育的最终意义，也是所有人文教育的目标。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十余年来，我们在做好美育工作上做了一些探索。一是进行美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出版《张世英文集》《熊秉明文集》《美在意象》等书，同时也做一些美学史资料建设和研究。我们组织国内200多位学者，一同编纂了近1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中国美学通史》《中国艺术批评通史》3套多卷本著作。二是开展一些具体的美育活动。从2009年开始，我们在燕南园举办“美学散步文化沙龙”，每次邀请学术界、艺术界的朋友20多人参加。在沙龙中，喝茶、听琴、品香，讨论艺术、科学、哲学、文化等各种有兴趣的问题，目前已经举办了20多期。2005年，我们和白先勇先生合作，把青春版《牡丹亭》引进北大演出，开启青春版《牡丹亭》在大学校园的巡演，受到热烈欢迎。从2014年开始，我们策划和开设了一个面向全国大学生的人文艺术系列网络课程，包括艺术与审美、昆曲经典艺术欣赏、伟大的《红楼梦》、敦煌的艺术、世界著名博物馆的艺术经典等五门课，至今已有600多所大学超过16万名学生选修该课程，很多是边远地区院校的学生。我们还出版了一些美学和艺术的普及读物，如《中国文化读本》等。（采访整理 兰琳宗丨摄影 孙嘉玮）

叶朗简介：

叶朗，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著作有《美在意象》（《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国小说美学》等，以及《中国历代美学文库》（总主编）、《中国文化读本》（合著）、《文章选读》（选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