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的散文流派 桐城派 刘大櫆 姚鼐

大家好，我是何亚萍，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清代著名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刘大櫆，姚鼐，“音节”说，“格律声色”说。

刘大櫆对义法论的发展，着重在神气和音节论方面。他重视作文的神 气，提出: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央。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滚，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论文偶记》)

刘氏所指的神、气，大致是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感情和气势。他认为神为气之主，并进而提出神气通过音节来表现的观点: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失。盖音节者，神气之际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音节高侧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际。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失，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刘氏认为抽象的“神气”，虽不可触摸，但可见于音节。音节是神气之际，音节的高下，则表现了神奇的高下。而音节又依附于字句，字句为音节之“矩”。字的平仄，句的长短，其声调和音节，“歌而咏之”，便能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和神气。刘氏此说是韩愈“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说的继承和发展。韩愈从写作的角度谈到气与言、声之间的关系。刘氏则从写作与欣赏的角度谈到音节、字句与神气之间的关系.。他主张通过字句求音节，通过音节，进而求种种不同的神奇。他所谓的文章“另有个能事在”的“能事”，就是指的这个而言。

姚鼐在继承方苞的“义法”说和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的墓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

凡文之体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面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幕序目》)

姚氏所说的“神”、“气”、“理”，大体上与刘大櫆的“神”、“气”及方苞的“理”相类。姚氏所说的“味”，则是蕴藏于笔墨间的至味、境界。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神、理、气、味”是“文之精”，属于内容美的范畴，“格、律、声、色”是“文之粗”，属于形式美的范畴.具体指散文的格式、风格和音韵、辞藻等表达形式。“神理气味”离于“格律声色”之中。人们学习古人的散文，是通过“格律声色”而知其“神理气味”的。姚氏在《与石甫侄孙》一文中还指出:“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挑氏对修辞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论述，比方苞、刘大櫆更为丰富、具体，影响也很大。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中设专篇论述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格律》篇中认为“格”与“律”同有“法”的含义，所不同的是，“格”从正面讲“法”应如何如何，“律”则从反面讲“法”不应如何如何，即“格者导之如此，律者戒之不得如彼”。“格”的具体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章的体裁风格，即“大抵文章一类有一类之格，”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等，一是指文章谋篇布局的修辞法。姚永朴指出:“又一篇有一篇之格。盖欲谋篇，必制局，欲制局，必立格。故刘彦和《文心雕龙·附会》篇云:‘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而所谓“律”，姚永朴认为是修辞的戒律，如“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就是曾子的戒律。

在《声色》篇中，他又指出:“所谓声音，就大小短长疾徐刚柔高下而言”。并引述了《曾文正日记》的“作文以声调为本”之说。其实姚照在《与陈硕士》一文中也强调:“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人。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可见他们对“声”的重视。姚永朴的《声色》篇论及“色”时，认为“所谓色者，就清奇浓淡言之”，“色也者所以助文之光采，而与声相辅而行者也。其要有三:一日炼字，二日造句，三日隶事。”如果从广义上理解“色”，则不限于炼字、造句、隶事，还可包括种种修辞手法，如“《易》之象，《诗》之比兴，孟、庄之譬喻，杨、马之铺张，皆是。”用现代的话来说，“色”包括了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的范围。姚效的观点直至20世纪20年代还对现代修辞学有影响。胡怀深1923年问世的《修辞学要略》一书下编，就是取姚缩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进行分类，并各附古文为例，而形成全编的。